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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爆发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直接导火索是民族英雄林则徐、邓廷桢进行“虎门销烟”。因为战败了，因为西方思想入侵，现在有许多人都说林则徐这个毛病、那个毛病，总而言之，怪中国人鲁莽、落后、不文明，才导致了“鸦片战争”。这个咱们后文再续。 先谈谈，鸦片战争之前百年，中国就有禁止“鸦片”的命令。1729年，雍正七年就有《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同时，明清时代皆采用“闭关自守”的国策。按道理说：鸦片贸易规模不大。但为什么还导致了“鸦片战争”？ （1）“闭关自守”在宣传和实际上是不同的：清初的四海关到乾隆中期的一海关管理对外贸易 “闭关自守”主要是指政治上的，许多人都知道政策与现实是有差距的，正如理论与实践也有很大差距一样。正如明朝实行“禁海”政策，但是整个明朝基本上就没有“禁得住”过。再加上，明朝尚有隆庆开放后的月港等开放地区，清朝更是有诸如广州、恰克图等对外边贸地区。 明清时期的“闭关自守”，在实际操作中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不是不和外部进行联系，而是把对外贸易垄断在中央手中，而不是地方和百姓手中。  罂粟很好看，但却是毒物 从海上贸易说，清初的开放程度比明朝更高。 但随着清朝国力的增强、儒家文化中的“自鸣得意”部分越来越强、人口从几千万上升的两亿多人其管理难度越来越大，清廷妄图用更简单地方式很容易地进行管理。所以，清朝的开放程度到了清朝中期就逐渐降低了。 康熙24年（1865年），清朝有四处海关进行海外贸易管理。 清廷的户部在广州（粤海关）、厦门（，闽海关时称漳州）、宁波、江南（江海关）四处主管海外贸易的机构。但到了乾隆22年（1757年），进行海外贸易管理的海关，只有广州海关，但请注意广州海关不是只有一个，广州海关下辖七大支关、五十多处小关。 因此，不是我们想象中所有海外贸易都在广州一地。但即使如此，全国的海外贸易都放到广东，对广州海关也是一大压力。 有了垄断就会有灰色贸易、黑色贸易。 为了减轻政府官员的工作量，清朝在广州成立“十三行”，“十三行”代理海外贸易征缴税款，并与海外贸易商联系。由此，“十三行”成为官方中介。这样做，当官的在理论上只需要听“十三行”的意见决定事务了，这对习惯了“贪腐”“官僚”的封建社会官员很喜欢。 到了乾隆22年，广州海关管理海外贸易，其他三关也没有废除，而是只允许我国商船出入，禁止海外贸易商进入。  广州十三行 最后，清朝的海关税征收税种和方法，都源承于明朝“隆庆开放”后的政策，没有什么大变化。可以说，作为农业社会的政策管理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对外界变化的反应速度极为缓慢。 从路上说，跟路上各国的贸易一直存在。例如与沙俄的“恰克图贸易”。雍正六年（1728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恰克图条约》，我方兴建“买卖城”作为恰克图河北岸的沙俄与我方进行贸易的地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我方修建了乌兰巴托城（时称库伦）作为“恰克图贸易”的中转站。“恰克图贸易”自1860年后开始衰落。 诸如与其他中亚国家、南亚国家因为属于传统的“互市”范畴，在谈到外贸时往往被人忽略而已。其实，无论海上还是陆上，对外贸易一直是存在的。 按道理说，在这种情况下，“鸦片走私”应该容易控制。但还是那句话，理论和实践往往是不同的，政策如此但政策是由人来执行的，从顶层到底层如果没人执行政策，政策制定了也白搭。 再加上“鸦片”因为在中国两千年引入历史中的有用功能，让人们更难禁止，也使得问题复杂化了。 （2）鸦片流入主要是鸦片起初作为“药品”，其后成为奢侈品成为一些人“灰色、黑色收入”的重要来源，从而从雍正朝开始的各种“禁令”成为废纸一张 鸦片流入中国的历史很悠久，这里面作为“药品”的功能成为鸦片难以被禁的一个主要原因。  雍正 鸦片从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就被引入中国。明朝成为南洋各国朝贡的贡品之一，那时名称“乌香”，仅泰国（时称暹罗）的贡品数量即为皇帝二百斤、皇后一百斤。同时，走私也越来越多，每十斤收税银二钱。 那时的鸦片以“药品”的面目出现。但随着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同时，成瘾吸食的问题被人重视。因此，雍正七年（1729年）开始实施禁令。其后又因为“白银外流”使得嘉庆皇帝在1800年下旨“查禁从外洋输入鸦片”。 其实，嘉庆禁了也白搭。因为其子道光皇帝本身就吸食鸦片，以及许多官员都是将鸦片作为“提神醒脑”的“神药”来爱护。由此，就形成许多利益链条。 道光、穆章阿、琦善等属于“明禁暗放”，自从道光发布“禁烟令”到“弛禁”，清朝并没有因为售卖鸦片而杀过一个人。这些人大多表面上为了国家利益去建议“严禁鸦片”，然而，暗地中包庇走私商，用以收受钱财。 为此，英美等外国鸦片走私商就说“关于禁烟之语, 不过官样文章而己, 毫无积极禁止（鸦片）贸易之意, 因政府久以纵容私运为发财之机会” 。 （3）嘉道年间鸦片贸易“黑色链条” 英国也深知此点，1836年义律来华后立刻派遣传教士郭士立负责与清廷官方的交流事宜。 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两广总督阮元密奏请求批准对伶仃洋上的五艘鸦片船开火，道光批驳其为“断不可猛浪从事”。  乾隆 1838年（道光十八年），监察御史狄听状告直隶总督琦善做事不利，天津鸦片流行，造成京城、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等处鸦片横行。然而，琦善挺能演戏，高规格地“演查禁”，共查获烟土210斤（两箱）“全行烧毁”、从西方鸦片船上查获1440斤（12口袋）。 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用来搪塞皇帝的，例如各地的总督、巡抚也是如此。1826年，就是典型的走私鸦片地方后台，他任两广总督期间设立专门“缉私”队伍，伶仃洋上的所有鸦片商都受粤海关、两广总督暗中包庇。 清廷都如此，清廷之下的各地方政府与鸦片走私商之间的勾当就更多了。 例如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指挥水师战船替鸦片商送鸦片，每万箱中抽几百箱给水师报功。两广总督李鸿宾每个月只要鸦片商行贿3.6万两即可放行。  嘉庆 替鸦片商和官方的中间商就是各种买办，有“公行”人员、买办商人和奸商。“公行”其实就是政府的特许经销商，他们久与官员打交道。深知其中的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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