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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年间宦官势力迅速膨胀，以二王刘柳等人为首的一批下层官员，企图利用权力交接对宦官做一总的决战，显然这批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群体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而将自己轻狂、冒进的弱点无限放大，很快束手就擒。宦官们拥戴出来的宪宗李纯却是晚唐少有的一位英武之君。 “二王”指的就是王叔文和王伾，“八司马”则是指的革新失败之后被唐宪宗贬官到边远地区担任司马一职的八位，比如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柳宗元、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刘禹锡、崖州（今海南三亚）司马韦执谊等人，这是一个以王叔文为核心人物、长期聚集在太子李诵身边的小集团。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利用德宗去世李诵上台的机会，这群人搞了一场轰轰烈烈却为时极短的所谓“改革”运动，后人称之为“永贞革新”，但需要说明的是，唐顺宗在位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二百天，都没来得及改元，所以“永贞”这个年号其实是在顺宗下台以后，儿子宪宗给他爸追认的，有点名不符实的意思。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底，太子李诵终于登基，王叔文长舒一口气，自己精心布局了十几年的这盘大棋算是开幕了，无比令人振奋，天下舍我其谁。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就是皇帝李诵几个月以前中风，变成了哑巴，可以说已经失去了执政能力，而且随着登基以后皇帝搬去了宫里居住，而自己这一批原来东宫的从属就不能够像以前那样随意见到李诵了。 更重要的是王叔文自己从前只是个下棋的，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行政职务，更遑论政治资历，也很难光明正大立足于朝堂之上，而最为王叔文所看好的两个年轻人，34岁的刘禹锡和33岁的柳宗元，一个是监察御史一个是监察御史里行（见习监察御史），职位也低得可怜，面对朝廷上那一批位高权重的老臣，几乎也难有发言的资格。 这群人里稍微突出一点的算是出身没落世家的韦执谊了。20几岁就中了进士担任翰林学士，能写诗也深得德宗欣赏，按理说这样的旧家人物是不大看得上王叔文这类靠着特殊才艺才混进干部队伍里的政治新贵。 但偏偏这位韦执谊又是一个善于经营能见缝插针之辈，一次太子李诵给德宗进献了一幅佛像，德宗要韦执谊写了首诗送到太子东宫答谢，这是韦执谊第一次和太子接触，但两人可能真的不是一类人，坐在一起没有什么话讲，一时冷场，最后太子很无聊地来了一句“学士知王叔文否”，问得莫名其妙，韦执谊也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这个王叔文是何许人物。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竟然是太子最欣赏的一个棋坛高手，是太子身边红人，难道这是太子在对自己暗示什么，从此以后韦执谊就极力巴结上了王叔文。所以顺宗一登基，王叔文就把韦执谊推上了前台担任宰相，尽管不是很信任这位韦执谊，但不管怎样也是目前唯一合适的人选，而且王叔文自信可以掌控得住这个投奔而来的政客。 当然，最关键还是怎么解决顺宗不能说话以及和顺宗的联系渠道如何保持畅通的问题。由于中风后歪头斜脑形象不佳而且说不出话，为了不让臣下掌握这点机密，顺宗是能不上朝就不上朝，尽量回避群臣。 这样顺宗身边的两位贴身人物太监李忠言和宠妃牛昭容，就成了顺宗联系二王的关键，往往是王叔文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写成文件交给有正式职务的左散骑常侍王伾，王伾再想办法交到太监李忠言手里，李忠言和牛昭容最后拿到顺宗跟前正式签署，再由两人传出颁布，交由宰相韦执谊具体落实，这是多么复杂的一道道程序。 朝廷上大臣们当然都知道今上身体有恙，但究竟病到何种程度知道的人并不多，所以大家就看到了这么一副古怪的行政场景：上朝的时候皇帝走路颤颤巍巍，太监李忠言一路小心搀扶，基本不允许大臣们靠得过于近身，皇帝始终闷声不说话只是点头摇头，在正式的御前会议上根本做不了什么决策。 但是每天一散朝，皇帝的命令却一道一道地从宫里像雪片一样飞出。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一道一道正式命令是针针见血，可以说每一项都是大动干戈、是对当前政治体制的重大调整，而这些事关帝国命运的决策，除了韦执谊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外，另外几位前朝留任的宰相郑珣瑜、高郢和杜佑都是一脸茫然，压根不知道这些改革举措是怎样出台的。 慢慢的，大家开始发现所有这些怪异现象后面都有一个叫王叔文的人物的身影，一次宰相们在办公，到了午饭时间，按当时的规矩几个宰相要一起吃饭，这个时候王叔文跑到办公室找韦执谊讲事情，工作人员试图阻拦，结果被王叔文痛斥了一顿。 王叔文将韦执谊拉到另一个房间，两人窃窃私语，其他几位宰相则在饭桌上等着韦执谊回来进餐，很长时间过去，工作人员又跑过来说，几位大人先吃着吧，韦大人在那边留王叔文吃饭了，杜佑和高郢两人没吭声，低头拿起筷子吃饭，而郑珣瑜这位当年由名相刘晏提拔起来的资深老革命，拍案而起“岂可再居此位，做此伴食副相”，一个来路不明的东宫待诏竟然如此猖狂，老郑咽不下这口鸟气，“备马回府”撂下众人扬长而去。 一朝大权在握，王叔文是信心爆棚，何止是不再把老干部放在眼里，他的下一个目标已经对准了宫里那些宦官，他发誓一定要把财权和神策军的兵权从宦官手中夺过来，尽管可能他自己都没想清楚凭什么。 登基典礼的第二天晚上，王叔文就在自己家里会晤了王伾、刘禹锡、柳宗元这些自己团队的核心人物，觥筹交错之间话语越来越激昂，作诗的作诗唱和的唱和，你夸他是周公再世他称你作当代管仲。二月十一日，顺宗第一道政令正式下达：罢免京兆尹（长安市市委书记）李实职务，第二日，授王叔文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掌制诰之权。十四日，罢“宫市”、裁撤太监掌管的“五坊小儿”。十五日，罢盐铁诸使每月进献。三月初一出后宫三百人，初四出后宫教坊官妓六百人。同月，任命王伾为翰林学士，破格提拔刘禹锡、柳宗元为屯田员外郎、礼部员外郎。 一时长安下层士人突然发现了升官的曙光，纷纷请托二王希望下一个破格提拔的能是自己，二王府邸门前顿时车水马龙，门口求见之人排起了长队，以致于带动了他们两家所在的那个里坊的物价水平，旅店和酒肆都纷纷趁机涨价。王伾尤其贪心，借此机会一夜暴富，还生怕家里的受贿现金得而复失，命令老婆每天晚上睡在装钱的箱子上面，成为一时笑柄。 政治对手的反击远比二王想象的要来得快，其实对付这帮人很简单，他们既没有威望又没有实权，不过是手里有一个病怏怏的哑巴皇帝，那么你能掌控病皇帝，天天生活在深宫之内的宦官们显然机会要比你多得多。 到了三月底，二王一伙两个多月来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外朝和内廷的一片众怒，三月二十二日，大太监俱文珍以前朝“翰林院使”的身份来到翰林院，秘密会晤了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老臣，当晚又召集神策军太监将领薛盈珍、刘光琦商量对策。 第二天一早，俱文珍、薛盈珍、刘光琦等五名太监直闯顺宗休息的大明宫金銮殿，当时贴身太监李忠言正好外出，牛昭容发现情势不对拼命阻拦，但俱文珍等人完全不理睬这个女人，径直进入顺宗卧室，呆了几秒钟太监们又出来，宣布宣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人入宫商议要事，早就等在门口的郑絪、卫次公立刻现身。 大家再次来到顺宗卧榻之前，郑絪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四个字“立嫡以长”，哑巴顺宗当然明白发生了什么，默默闭上眼睛，众人齐齐叩首，口呼“万岁”。李忠言此时才匆匆赶到，但已经无能为力，后来没过多久李忠言和牛昭容这两个不离顺宗半步的宫中人物就消失了，没人知道他俩的下落。 整个事件干脆利索迅雷不及掩耳，等第二天郑絪在朝堂上宣布广陵王李纯为太子的诏书时，王叔文方才知道大势不妙，当场念了一句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后面的事情就很简单了，五月十三日，调王叔文为户部侍郎，撤销翰林学士职务，不再掌管制诰权力。王叔文最后一博，命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试图强硬夺取神策军军权，但是这个时候谁还会再把你的命令当回事呢，神策军不为所动没有一人接受这项任命。 六月十六日，在俱文珍等人联络之下，地方节度使韦皋上书《请皇太子监国表》，直接指出顺宗身体重病已经没有执政能力，而王叔文等人阴谋营私“赏罚任情，堕纪紊纲”，实为国贼，请皇太子李纯正式接管国事。至此，二王刘柳已经无计可施。六月十九日，王叔文以母丧去职，几天以后王伾上书辞职，在焦急等待的过程中，也于翰林院当场中风病倒。 七月下旬，顺宗“下诏”：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二十八日，百官正式在东朝堂拜见太子李纯，“群臣无不感泣”。八月初二，太子李纯带着自己的贴身宦官吐突承璀入宫，与俱文珍等人秘密会晤半日。 第二天，翰林学士再一次被召入宫商议。八月四日，顺宗下禅位诏书，正式将坐了七个月的皇帝宝座让给了儿子李纯，是为宪宗。八月五日，太上皇顺宗被人扛出了大明宫，软禁去了兴庆宫。初六，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很快两人也就死在了那里。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也被清理到边远地方当他们的“八司马”去了。一场所谓的“永贞革新”如此收场。 因为“永贞革新”被认为是和宦官集团做斗争，也因为大文学家刘禹锡和柳宗元参与其中，所以历来得到不少正面评价，甚至直到现在在很多教科书中仍然被认为是重要的“历代政治改革”。但是客观地说，在对同一政治权力争夺过程中，说谁比谁更高尚更正义一些，这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甚至还得承认就手段方式和魄力方面来讲，二王集团远不是宦官们的对手，失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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