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三十年，被两个隔着四百多公里的地方分割了。 1. “汤”在客家话里，有着温泉的意思。这个地名，大约指的就是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温泉。 那时候这镇上确实是几乎每家都有温泉，大都是请来师傅往地下钻个口子，铺下管道，然后用抽水机把温泉水抽上来，在自己家就可以“浸汤”。 但可能严格来说，我并没有真正的泡过温泉。 我不是汤坑人。据母亲说，我两岁时，家里出了变故，父亲是带着一家大小，离开了隔着汤坑好几公里外的埔寨，来到县城这里谋生活。 母亲说起这事的时候，我也十七八岁了。至今母亲和我提过几次，每每谈及此事，她总是难掩悲痛，泪流满面。父亲不提，母亲也仅是只言片语，我到现在也不太清楚在那动荡年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岁前的事情我不记得了，我能回忆起来最久远的片段，大概是在三四岁左右，光着身子在附近公用的温泉井旁洗澡。那时候我们家没有房子，父亲租了个地方，我们一家大小安置在那里。一个十平方左右的客厅加厨房，再一个十平方左右的卧室，容下了我们一家六口。 那租用的房子，现在想来真是逼仄得可怜。唯一的好处，就是门前便有四口水泥浇筑的温泉井。那是这附近一带的住户公用的，四个井口下是一个盛满温泉的蓄水池，每到下午四五点左右，附近的大人就挑着白铁皮桶来打水，再挑回自己家用来洗澡。 我小时候在大庭广众下洗澡的事也就发生在这里。那时候，母亲也是每天下午三四点拿着白皮铁桶，一溜绳子把桶放进井口，等盛满了就慢慢拉上来，倒进比打水那个要大上几个码的桶里，给我和弟弟洗澡。 后来大些了，搬走了，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也就有了私密的洗澡空间。新家其实离这四口井不超过一百米，只是没有叫师傅钻井抽温泉水来用，我也就再也没有碰过温泉。至于后来县城里的千江酒店那些地方，我是都没去过。 ▲ 我毕业的华侨中学 2014年 汤坑 2. 那时候母亲不知从哪里领了些手工活计，成天在坐在地板，匍匐在小桌子上，用圆珠笔的笔筒把一个个金属的小扣子，使劲按到那不知是纸还是布做的半圆形扁片两头。大概是那时候用得眼睛太多，母亲现在才五十多岁，已经老花了。 父亲在菜市场忙着他的生意，我起床的时他已经不在家，我回家的时候他还没回来。每天相处的时间不过两三个小时。父亲很严肃，话也不多，我很是惧怕他。 在我六七岁时，患了眼疾，父亲带我前去广州看病。那年月，没有高速，走的全是公路，夜里九点，在风度酒店上了车，一路颠簸，吐了不知多少回。天亮的时候，广州到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广州。对小孩子来说，这里就是另一个世界，人们说着听不懂的语言，四周都是汤坑没有的东西。一切都那么新奇。 父亲匆匆的带我去了医院，检查完并动了手术。不记得是过了几天，我左眼还蒙着纱布，出院了。 堂哥那时在广州，特地过来看我。他是我大伯的儿子，大伯很早之前就去了泰国，留下他和堂姐。虽说爸妈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但到了我们之间，却始终隔着一层说不穿捅不破的纸——可能是因为他比我大十几岁，也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与堂哥共同生活的回忆。 那一天，堂哥带着我和父亲，去了广州动物园。父亲牵着我的手，带我到处逛。这是在汤坑没有的。平日里父亲与我出门，都是一辆摩托车代步，“突突突”的就到了目的地。 现在想来，这样温馨的时刻，也就仅此一次。 我至今还记得，走到火烈鸟湖边，父亲问我： “好看吗？” 我愣了许久，右眼里看到的是一片火红，着了火似的红。 “像着火一样。” 父亲笑了。 那高高的长颈鹿，赤红的非洲象，我都记得。 但唯独那个在这一片火红中映照着的笑容，在我脑海里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 ▲ 荒废的田地，父亲的背影 2016年 埔寨 3. 小时候奶奶不像现在这样老。 奶奶会在门前屋后种点萝卜芋头之类的作物，逢年过节做做“粄”。我吃过很多次，始终觉得外头买回来现成的粄更好吃，所以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对奶奶做的粄情有独钟。 奶奶住在埔寨的老房子，那种和奶奶一样老的房子。她不愿意来汤坑和我们住，说是没有认识的人，一个老人整天呆在家里看电视太无聊了，宁可在乡下左邻右舍的串串，日子显得更快活。父亲拗不过奶奶，也就随她喜欢，三天两头的回来看她。 那时候的路不像现在那么好走。小时候父亲踩着“老坦克”带我走满是黄泥砂石的路，后来母亲带着我们四姐弟坐城乡穿梭的中巴车，走黄泥路，遇到下雨天还容易陷坑抛锚，一车人冒着雨推着车。推着推着，就有了摩托车，有了水泥路。 奶奶总是带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厚得看不清她眼神。她总是把满头银白色的长发往后梳，说这样显得精神。奶奶耳背，和她说话得用吼，她才能听见。她房子里有一台松下的电视机，没有遥控器，连着个木柜子一起的那种。听母亲说，这是以前村里第一台电视机，村里人白天干完活，准时准点来报道，一屋子人围着看《霍元甲》。 那电视机就几个频道，每次回去看奶奶，她都是在看《西游记》，六小龄童主演那版。她说反正听不懂，看不懂，看孙猴子打妖怪就好。 ▲ 改建过的大操场，现在叫文体公园 2015年 汤坑 4. 在我读高中那时，两个姐姐，还有弟弟都已经不在家里了。 大姐去了广州，在表哥的公司里做着会计。她从梅县的中专毕业之后，也曾留在梅县工作。我记忆里最深刻的，是她刚毕业的那年过年，因为工作回不了家，留在了梅县。除夕夜晚，大姐在电话那头哭着和母亲说想回家，母亲本就想她，一下眼泪就止不住了。 就这样，两个人隔着电话哭着，互相安慰着。 二姐在广州读着大学，寒暑假都会回来。 那时她们两个对我而言越来越遥远。 弟弟是连初中都没读完，就去了深圳。 还记得当时父母如何苦口婆心的劝他读完初中再决定，可还是没留住他。 我总认为，广州大概要比深圳好，不然大姐二姐也不会都跑去广州。 也许汤坑的每个家庭都会面临这样的一天，儿女长大，各散西东——就这样，原本有些拥挤的家，只剩下我们三个。 现在想想，大概是因为客家人的天性里有着迁徙的基因，也可能是那时候的汤坑并不能把年轻人的梦想变为现实，因此“上广州”、“去深圳”或许对汤坑人而言，有着莫名魅力，有着一种鲤跃龙门的意味，或多或少诱惑着人们离开汤坑，去繁华的大都市闯出一片天地来。 父亲还是一样的忙，起早贪黑，每天依旧只能见到两三个小时的面，每天最多的交谈，也就是我看到父亲进门，喊他一句“爸”。 他有时候应我，但更多时候不应我。 母亲说主要看当天的生意，生意好他心情就好，也就应你。 那时候她已经不再去工厂上班了，回家给父亲帮忙。母亲早些年在镇上的工厂上班，但出了意外，手受了伤。打那以后，就再没去过。 房子后面是个很大的操场，操场上边有个戏院。说是戏院，基本上是荒废了。这里每天早上有很多不同地方赶来“赴圩”的人，叫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母亲每天六七点钟就要过去这里，买回今天一家的食物，之后回来吃上一碗热粥，用食盒打包好早餐，就去市场给父亲帮忙。 母亲也和父亲一样的忙。 也许更忙。 ▲ 村里每年正月十四的祭拜活动，村民正在虔诚的上香 2015年 埔寨 5. 从华侨中学毕业，我去广州上了大学。 在风度，大巴还没来，母亲不断叮嘱我，自己出门要多加小心，带眼识人，莫染恶习等等诸如此类。我不断点着头，只盼望着车子快些来。 对我来说，这是命中注定的，是冥冥中安排好的，是必然的。 对汤坑而言，只是又多了一个游子。 家里就此只剩下父亲和母亲。 每周我都会打个电话给母亲，问问近况。母亲在电话那头总是说，很好，没事。 那时候，微信也还没现在这么普及。没有视频聊天，也没有语音通话，只能通过声音去判断状况。鼻音重了，就是感冒了，声音有气无力，就是身体哪里不舒服了，语气不太好，就是发生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暑假寒假回家，最希望的就是见见我以前的同学，大家聚在一起，聊着各自的趣事。 那时从没想过花多些时间陪陪半年不见的父母。 每晚吃完晚饭，不论冬夏，我都会陪母亲在屋后的操场走上几圈。也是从那时候起，在母亲那里听到了很多以前我所不知道的事。 每次临近开学前，在回学校的前一晚，我都会在家收拾行李。父亲总是在这一晚，会念叨我几句。 “你一个暑假没有一晚在家的...”“你比我还不闲...” 我心里清楚，父亲想和我聊聊，只是一直没有说出口。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又离开了家。 这一走就是半年。 ▲ 在行李箱上贴了贴纸，没觉得比刮痕好看多少 2014年 大概在广州，也可能在深圳，或者上海 6. 汤坑在偷偷的变化着。 也许是不甘，不甘一线城市把一切都带走，也或许是在恐惧——恐惧在这高速发展的时代被落下，再也追不上人家的步伐。楼盘、酒店、商业广场拔地而起，风度圆盘一带也总是塞车，到了夜里，四处还是灯火通明，颇有不夜天的感觉。 但还是远比不上广州深圳。 毕业之后，我也如愿在广州留了下来。辗转在一家家公司，盘算着哪天能在这个城市立足扎根。回汤坑呆的时间也少了，一年到头，也就顶多半个月左右。每天在人潮中来来去去，每天在工作里加班到深夜，每天挣扎着起床，每天满怀希望。 我想要甩开汤坑给我的羁绊， 融入这个都市，成为这里的一份子。 可有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深得可怕。 广州的肠粉，晶莹剔透，筷子都夹不住。虾仁、叉烧、韭黄，这些汤坑的捆粄肠粉里没有的馅料，代表着广州的特色——但这些在我心里始终比不上咸菜猪肉，芋头豆干。遍地都是的潮汕汤粉，怎么吃也吃不出来粄汤腌面的滋味。难得有机会，总会让回了汤坑的人带些肉丸、鸡爪出来回味一下。 某个美食节目说的，故乡的滋味，深植味蕾，伴随一生。在广州生活了十年，美食尝遍，我还是会在回汤坑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去吃牛肉粄汤和婆油豆干这些看似难登大雅之堂的食物。 ▲大学，美术楼下的恩格斯塑像 2016年 广州 7. 过年，我回到了汤坑。 新家在千江附近，比以前的家交通便利得多。我女朋友也跟着我回来了。她是广州人，土生土长，除了深圳香港澳门，这是她第一次坐了那么久的车，来了这么远的地方。 “这里好吃的很多，叫他带你去吃”，“牛肉粄汤、薯粄、捆粄都试试嘛。”“吃得惯吗？这里的口味会比较好吧？”母亲很开心，不停的和她说着。 她腼腆地笑着，摇摇头。 “这里的口味毕竟和广州不一样，要时间适应。”二姐看着她在玩遥控车的儿子，嘴里磕着瓜子说。 夜里，我带她去了小学同学家里喝茶。 像他这样，在深圳闯荡了好几年，最后回到汤坑，现在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的例子，不少。他一副老练做派，沏茶，派烟，聊天，感觉回汤坑的这些年，已然变了一个人。 夜里回到家，我问她，觉得这里怎么样。 “没什么特别好，也没什么特别不好吧。” 她看着我，表情平淡如水。 我笑了笑，低下头抽着自己的烟。 ▲正佳万豪酒店外的晨露，也或许只是空调滴水 2016年 广州 8. 那年拜山，弟弟带着他儿子从香港回来。 看着小侄子不经世事的脸庞，虔诚的在祖先坟前叩拜，我心里一股恐惧莫名而生。 我害怕我们这一代人，叶落而不能归根。 汤坑不及广州繁华，对妻子而言，一年偶尔的几天来到汤坑，权当度假——好山好水也罢，穷山恶水也罢，不过是走一遭，几天而已，无伤大雅。 但我愈发恐惧。恐惧我的孩子在未来丧失了说客家话的权利，恐惧年迈的父母渐渐和后辈无法沟通，也恐惧着将来孩子问我：爸爸，我们是广州人吗？ 我们，是广州人吗？ 我不知道。 人们常说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在广州的十几年，我把这个城市当做是自己的家。 逢年过节，赶回汤坑看看日渐年老的父母，短短数日，又再分东西，已是汤坑社会的常态。从小到大的客家话，变成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与不带口音的粤语。久而久之，说客家话的时候，有些发音甚至扭不回来了。这对于我而言是一种悲哀，忘根的悲哀，这种悲哀渐渐淡化着我身上那客家传统的血脉，让我在这个广府文化的染缸里添了几分本不属于我的色彩——就像保护色，好让我能融入这个有着两千多万人的拥挤城市。 我告诉自己，这城市的绝大部分人都一样彷徨，所以我无需自哀自怨。我们可能都在期望着把自己变成这城市里的人。为此我们依旧在人潮中来来去去，每天在工作里加班到深夜，每天挣扎着起床，每天满怀希望。 但即使我把本不属于我的语言说得得多么熟练，即使我深谙这城市角落的秘密，又或者我把与生俱来的某些特质剔除后强加给自己的都市属性，都无法让我从那恐惧当中抽离。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不生于此，也不长于此。在这座城市里，大多数的人都是如此，我们在这座城市只是谋求着生存，真正拥有生活的不是我，或者说，不是这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 我终究是这里的局外人。 ▲东山逵园，一座民国小洋楼改造的咖啡馆，略为隐蔽 2015年 广州 9. 广州东站的茶餐厅，例牌的冻鸳鸯西多士。 还有方案。 这是城市生活的一个缩影。在某处点上一杯饮品，打开电脑，滴滴答答敲击着键盘，就是一个下午。 对面坐着我的同事，埋头写着代码。我和他合伙开了一家公司——说是公司，也就四个人，两年来只是足够维持开支和生活而已。 电话响起，我看了一眼。 房产中介。 我一直努力寻找着对于广州的归属感。人们说，归属感就是在这座城市有着一间自己的房子，在这里安个家。 很遗憾，我没有这样的资本。 我挂掉了电话，继续写着我的方案，希望尽快交给客户议案，收款。 每天一睁开眼，面临着办公室的租金，房租，两个员工的工资，妻子的开销，还有即将到来的孩子。 我焦虑得不行。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听到某位师兄在广州哪个公司上班，领着五六千的工资，所有人都是万分敬仰的神情。 然而当我拿着比这位师兄多出三四倍的收入，我却还是觉得活在广州的底层。 随着经营方向的分歧，我们的小公司最终以散伙收场。 那时妻子已在汤坑待产。我犹豫了很久，如何让妻子接受我创业失败的现实。 思来想去，还是直接告诉了她。 “要不回老家生活吧。” “你能习惯吗？” “就像你喜欢吃腌面，我一开始觉得面太硬，不好吃，吃着吃着，慢慢就习惯了，觉得好吃了。” ▲妻子喜欢吃广式烧味，她做的叉烧饭 2017年 广州 10. 比起在广州人海茫茫的你追我赶，汤坑这安逸得有些过份的生活，可能不太适合而立之年的我。 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孩子已经一岁多了。我不曾想过，严肃如父亲，会和孩子一样跟孙女玩的不亦乐乎，而母亲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带着孩子去新世纪广场散步。父母不懂粤语，妻子却已能听懂大部分客家话，她现在用普通话和父母交流得毫无障碍。 其实更多的，我是害怕离开这么多年，再也融不进去——毕竟这些年里，汤坑已经不是以前的汤坑，我也不是以前的我。 但显然我的担忧是多余的。 我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去习惯本就习惯的生活。 汤坑，从没有没把我当做外人。 有时回想起来，假设现在我仍在广州，会是如何的光景，会否比现在过得更好，会否得到更多。 我始终得不出结论。 我是Unicorn。 我的经历，大概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在读到汤坑高中毕业，在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读大学，就业在读大学的城市。怀抱着未来在此安家立业的希望努力拼搏着。 有多少人彻底摆脱了汤坑的羁绊，成为了新深圳人、新广州人，我不得而知，我也没有成为这一部分人。 广州也曾有我的家，但依旧无法抹去我客家人的印记。 每逢长假，三五好友从广州深圳回来，都会到我家喝茶，就像我以前去别人家喝茶一样。 有时想来，以前的我，或者现在的他们，这样做也许只是为了找回在都市里缺失了的人情味，用这样的方式把日渐剥离的故土情结重新寻找回来罢了。 大概是每个人心里都需要有个归宿。 妻子说，想带着孩子回广州看望外公外婆。 我说，是去，不是回。 因为她生于汤坑，她身上流着客家人的血。 文章摘自：半山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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