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华：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

2017年11月18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先生在河南大学做了题为《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的讲座。

孙华老师首先讲解了三星堆相关的知识背景，以四川盆地的地理环境、四川地区的历史传说和目前的重要发现及学术收获作为引导。三星堆文化起源于四川北部地区，盆地地形形成了较为封闭的区域，正是这一特殊地形使得文化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在中国早期文明到帝国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由多元到一体的转变在四川先秦时期文明中有明显的体现。四川地区早期的自然环境并没有人类发展的痕迹，直至公元前3000年至2500年期间，西北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人群沿岷江上游逐渐进入成都平原，逐渐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宝墩村文化。

随后，孙华老师以四川地区的历史传说为引子，讲述了“巴蜀”名称的由来，远古时期“蜀”实际是古国的称号。历史文献对于古蜀国的记载较少且不系统，主要是汉晋时期根据传说进行了整理，而其中的年代信息多不可考。从中能获取的历史信息主要有

1、古蜀国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浦卑”、“开明”五个王朝，每个王朝都延续了数百年，直至公元前316年为秦国所灭。

2、蜀王世系是黄帝的分支，开国先王蚕丛居住在岷山石室中，这一点与考古发现有重合之处。

3、在浦卑王朝时期，四川盆地地区发生有大洪水，因此有楚人鳖灵治水及杜宇禅位的故事。

4、开明王朝记载较为详细，共有十二代王，延续约350年。

5、文献记载古蜀国参与了牧野之战，东周时期蜀国与秦楚等八国发生有冲突。

6、古蜀国都城数次迁徙，曾建都的地点有“成都”、“郫”、“瞿上”等地。

人们对于古蜀国的进一步了解，来自于考古发现和研究。通过考古发现及后续的研究，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清晰了起来

宝墩村文化（2600-2000 BC）

→鱼凫村文化（2000-1700 BC）

（过渡型文化）

→三星堆文化（1800→1200 BC）

→十二桥文化（1200-900BC）

→新一村文化（900-500BC）

（过渡型文化）

→青羊宫文化（500BC-100AD）。

考古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对四川先秦时期文化背景有了初步认识，四川盆地青铜文化起源于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至成都平原形成了宝墩村文化，过渡至鱼凫村文化时吸收了二里头文化及齐家文化的文化因素逐渐形成了三星堆文化，之后发展中也与周围文化不断交往。四川青铜文化在发展中经历了许多变化，也都有共同的特点，其传统从未中断，例如三星堆时期主要青铜礼器之一罍，在十二桥文化时期罍依然是主要礼器，至战国时期也是如此。

同时对四川盆地周边同时期文化的情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例如三峡地区、川东地区、汉中地区等。有周边文化作比较，更助于了解三星堆文化与周围文化的关系、成都平原青铜文化与四川盆地其他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和四川盆地与周围的关系。

三星堆文化至青羊宫文化应当都是古蜀国遗存，因此将蜀的历史由战国上溯至夏代晚期，同时早期文化或许也与古蜀国有一定的关系。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与古蜀国朝代的对应关系也得到部分印证。三星堆遗址中虽然没有文字遗存，但是发现的铜、玉、金器以及器上的纹样及器类组合所表达出来的直观信息，也能使人了解古蜀国的国家政体、统治疆域、族群构成、宗教思想、宇宙观念等。

随后孙华教授介绍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历程及三星堆遗址内的主要发现。由1934年美国学者葛维汉调查和发掘开始，三星堆经历了数次发掘。而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引起了考古学家的重视，1980-1986年其间的六次大规模发掘为认识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奠定了基础，在此时三星堆遗址年代序列的划分已经确立。三星堆遗址内的不可移动遗存主要为城墙、大型建筑，城墙有内城墙也有外城墙，内城墙将城划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东城区为手工业区，西城区内出土有瓦片因此推测城区内有高级建筑。遗址范围内发现的墓葬和器物坑多出土有玉器、青铜器、金器及象牙。

三星堆遗址的分期有三期说和四期说，两者的差异在于三期说中的第二期是否分为两期。孙华老师认为三期说基本概括了遗址的兴起、繁荣、发展三个过程，较为恰当。三星堆遗址一期时，遗址聚落规模已经很大；二期开始有宫室和城墙，先前一期的聚落已经被焚毁。三星堆二期实际是三星堆遗址的主体，是三星堆文化的遗存代表。这一时期制造了大量玉石器和青铜器，是四川青铜时代的开始。而发展至三星堆三期，先前的宫殿、神庙、城墙已经被毁弃，此时三星堆遗址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因此三星堆遗址在发展的过程中，由普通聚落变为都城，又由都城变为普通聚落，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接着孙华老师展示了三星堆古城的空间布局，城内有河穿过，受河流影响被分为南、中、北三部分，同时古城内贯穿的内城墙页将城市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古城的布局也符合了古人“法天象地”的城市规划的需求。

三星堆遗址的建立者来源于宝墩村文化的族群，同时也吸收有来自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因素。是否还有来自于更遥远地区的人群参与了三星堆的建立呢，孙华老师举出了三星堆镶嵌绿松石铜饰牌的发展变化的例子。

陕西关中地区与陕北地区的西安杨官寨遗址与神木县石峁遗址，都有与三星堆文化的人面与眼睛形象相似的地方。例如石峁遗址石墙上装饰的菱形石雕眼睛图案，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铜眼睛有相同的意趣。在三星堆文化的陶器上眼睛是最为常见的刻画符号与镂刻图案；在发现的器物坑中，也多出土青铜像，神像往往瞳孔凸出眼眶，即使是普通的人面像也有巨大的眼睛，以及单独的铜眼睛和各种眼睛的图案等等。显而易见的是眼睛在三星堆人心目中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首先在于三星堆神的大眼凸目表明了神灵具有控制自然、控制光明的巨大力量，其次古国君王往往自称是上神的后裔，因此也保留有神的形态特征，以这种特异的眼睛来证明自己与上神的血缘认同。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青铜器最大最奇异的是三件青铜面像，神像瞳孔突出，双耳既长又尖，是人面而具有鸟首特征的面像。原本应是挂在木制神像头部的青铜面，孙华老师展示了复原后的三尊人首鸟身像，共一大两小，这种一主二从的三尊神像是三星堆人们的主要崇奉对象，在三星堆其他文化中也有体现。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中出土的两柱青铜树，孙华老师认为这两株铜树其实代表了远古神话中的扶桑与若木。扶桑与若木在远古神话中是承载太阳日出与日落的神树，从中也可见得三星堆的人们对于太阳和与之相关的太阳鸟、太阳树的崇拜。

在器物坑中出土的铜人头像以形态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辫发人像，人像脑后梳一条辫子；一类为笄发人像，人像扎有发髻并以发笄固定。这两种不同人像实际代表了三星堆王国中统治阶级的两种不同族群，笄发为特征的族群主要掌管宗教祭祀活动。

三星堆文化透露的历史信息太丰富，还有更多的信息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和提取。在讲座的尾声，孙老师提出了几个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推论：

一、三星堆上层社会中的两个族群，在国家的晚期出现了权力分配失衡的现象，掌管宗教祭祀的族群集中大量财富用于制作巨大的青铜神像和祭祀用品等，这种行为激怒了同一阶级的另一族群，并且两个族群发生了冲突，在激烈的冲突结束之后都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胜利的族群即辫发这一族则转移至附近金沙村地区开始发展。

二、三星堆地区出土大量黄金、青铜、玉石、象牙等器物，而附近地区则少有这些珍贵器物的出现，尤其缺乏黄金及青铜。整个三星堆文化时期四川盆地的中心就是三星堆城，而周围地区聚落规模较小且稀少。可以推断三星堆城内的贵族曾疯狂的掠夺附近地区的财产甚至人口，使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三、三星堆城被废弃后，这一区域内其他被压迫的聚落开始有了发展的空间，随着新的中心在金沙村建立，一个新的古国在三星堆城废墟中重新建立起来。这个遗留下十二桥文化的古国与周围地区有着相对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周文化的领域留下了四川青铜文化色彩的遗址与墓地。新王国向四川盆地以南扩张发展，至西周中期已经形成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北至秦岭，南至云贵高原的十二桥文化系统文化圈。

本文为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2015系本科生布一丹根据讲座内容总结而成。

编辑：布一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