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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 一

2018-11-20  尋夢閣





青瓷 匣钵

  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早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人民就已开始了陶器的制作。至商周时期,陶器已进化为原始瓷器。后经两千多年的演进,至东汉原始陶瓷已进化为真正的瓷器了。

  景德镇虽为我国历代著名瓷都,但它制陶的历史却不及国内某些地区悠久。据《陶纪》、《格古要论》、《天工开物》、《陶冶图说》、《景德镇陶录》、《江西大志》、《浮梁县志》、《南窑笔 记》等古籍记载,皆说景德镇制陶始于汉代。

  古代,景德镇曾称昌南。《景德镇陶录》载:“楚之长沙属有醴陵土碗,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黄而糙、或微黑,碗中心及底足皆无釉……正如吾昌南在汉时。”由此可见,当时景德镇所产之陶器,尚属粗糙之品,“只供 迩俗粗用”,并不远销。

  东晋时,有位名叫赵慨的人,先后在福建、浙江、江西当过官。此人为人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后为奸臣所害,降职贬官,隐居于景德镇。来镇后,他运用在浙江了解和掌握的越窑制瓷技艺对景德镇陶瓷的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人们尊敬他,爱戴他,称他为“制瓷师主”。赵慨死后,瓷工们为了纪念他,在镇内建起了一座“师主庙”。明人詹珊曾为该庙作了一篇《师主庙碑记》,碑文说,明洪熙中(公元1425年),镇民在御器厂内建了一庙,名为师主庙,奉 祀晋人赵慨为制瓷师主。此后,这一记述一直被人们视为晋时景德镇烧造的制品已由陶器进化到瓷器的一个佐证。

  到南北朝的陈时,景德镇的瓷业已开始为朝廷所注意。陈至德元年(公元583年),陈叔宝登上皇位,在建康(今南京)大造宫室,令新平镇为华林园烧制陶瓷柱础。当时,新平镇已制出雕楼精致的陶础,只因强度不够而未被采用。虽然烧造的陶础未被采用,但景德镇的名声却因此而传开了。

  隋代,著名建筑家、工艺家何稠为研制琉璃瓦,曾专程前来景德镇进行试烧。经过反复试验,终于使烧成温度大为提高,成功地造出了琉璃瓦。随着烧成温度的提高,使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步 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隋大业中(公元605—617年),景德镇终于首次烧出了两座狮象大兽并为显仁宫所采用,它标志着此时景德镇制瓷水平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人唐后,唐王朝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到玄宗时,朝廷又广泛推行了萌芽于南朝的“和伊”、“和市”以及与此相关的“以资代役”的措施。这些措施的推行,对包括瓷业在内的民营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景德镇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烧造瓷器的名窑,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二:一为镇民陶玉所办之“陶窑”。该窑所产瓷器“体稍薄,色素润”。唐武德中,陶玉将所产瓷器载 入关中,进贡于朝,被称为“假玉器”。一为镇民霍仲初所办之“霍窑”。该窑所产瓷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使景德镇瓷器一举名天下。

  由于当时的景德镇名窑辈出,瓷器精美,遂引起朝廷的关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置陶政,监陶进御,并即镇置县,号曰新平。

  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景德镇隶属饶州,其时饶州刺史元崔做了一批上好瓷器,进贡朝廷,特地委托大文学家柳宗元代他做了一篇《进瓷器状》,状云:“并艺精诞埴,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合大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是称上 铏之德。”寥寥数语,赞美制品的精巧,既无粗劣毛病,又无陶器声响,且结合天地间刚柔气质,能保持长期的致坚,堪称是美好的器物。

  唐代,景德镇不仅陶瓷生产有长足进步,而且瓷器销售市场也大为拓展。据《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载,唐时景德镇瓷器已扩销到南方、北方和西南各地。考古成果表明,唐代瓷器向海外输出的线路主要有二:一条沿古代丝绸之路的陆路,由西安经新疆运往亚细亚及波斯等地;另一条自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达波斯湾及地中海各国。

  关于五代时景德镇瓷业的状况,至今尚不见古籍记载。但据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古窑址调查表明,五代的瓷业已初具规模。调查中发现,五代景德镇窑址共有18处,主要分布在南河两岸和今市区范围。南河两岸有湖田、杨梅亭、三宝蓬、黄泥头、铜罗山、盈田、枫树山、月光山、寿安、湘湖等古窑址;市区有落马桥、十八渡、董家坞、李家 坳等古窑址。这些古窑规模都较小,窑址遗物堆积仅有1—2米厚。有关考古专家认为,当时的坯场和窑场是同处一地的,造坯和烧窑尚未分开。从出土实物可以看出,各窑生产的品种主要有碗、盘、碟、执壶等日用陶瓷,大都为青瓷和白瓷。经测试,证明五代时所产白瓷的白度已达70度以上,且吸水率、透明度较好,瓷质在当时居全国之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杨梅亭五代古窑生产的白瓷进行测试后,确认其胎中的AL20316.03%,与景德镇产的瓷石A120 3的含量一致,属瓷石单一原料成形。

  有关考古专家经过细心考察后,认为五代制瓷的工艺流程大致为:淘泥、练泥——辘轳车拉坯成形——坯稍干后,圆器过范整形,葵口碗同时削出葵口和压出瓜棱——施内釉——外壁利坯——挖圈足——沾外釉——取釉——以支钉垫隔重叠装上垫柱人窑(均未使用匣钵装烧)一一龙窑式的窑炉烧成(烧成温度约在l150℃——1200℃)。

  五代生产的瓷器多种多样,主要有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两类。青瓷与五代越窑器胎釉相似,几乎可以乱真;白瓷瓷胎致密,透光度好,接近现代瓷的水平,为我国同期瓷器中质地最优秀的产品。瓷器品种主要有壶、碗、盘三类。碗、盘多为大足唇或花口;壶多为长颈喇叭口,壶身较高,腹部多作反棱形。

  五代的碗类既有弧壁与斜壁之分,又有大小与高低之别,如果把它同今天常见的口径等大的同类产品比较,其圈足与口径则显得十分奇特:碗的口径与足径之比约为1:0.49(现今的约为1:0.36),足径仅为口径的l/2;足高约为通高的l/10(现今的约为l/8);足壁厚约8毫米(约为现今的3倍)。如果以今天的审美与实用要求来衡量,五代碗类显然因足径过大、足身过矮而显得不够匀称,也因足壁厚而叫人感到粗笨。五代人为 什么要这样来设计足圈呢?考古工作者通过对五代瓷器烧造工艺的考察,发现它的形成与当时的装烧方法有关。现今的碗类是采用匣钵单件装烧的,而五代采取的则是重合迭烧,“碗足如作成现今的式样,坯件在重合堆迭时必因足的直径太小而重心不稳,在焙烧的过程中极易倒塌。而把足径放大一点,底面积就会相应地增大;足身作矮,重心就会降低一些,这样的碗坯在迭烧时就可以减少因倾斜粘釉而造成废品了”。把足壁作厚,则是为了安装支钉,因为重合堆迭的碗坯在焙烧时下层的荷重量大,如不把足壁作厚,其足壁的下端与间隔制品的支钉接触面小,负重的足壁便会在软化成瓷的阶段因压强过大而下陷,出现缺口。所以,当时的陶工在设计碗足时必须服从于迭烧这一方式,于是就形成了现代人看来似乎有点奇特的那种径大、身矮、壁厚的形式了。

    五代碗的碗口通常有着一道又厚又笨的唇口。其时的陶工为何要把碗口设计成这种样子呢? 当代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认为其成因与当时的瓷器原料有关。他说,五代时制胎的原料与今天的不同,今天的原料中AL203的含量为23%,五代的则为17%左右。由于其时胎中的氧化铝含量低,因此制品在焙烧时极易变形。景德镇的制瓷经验告诉我们,在不改变原料配方的情况下,如想减少圆形器物在仰烧时出现变形的缺陷,把其近口沿的部位作得厚一些是有效的,因此就形成了五代碗的那道厚唇口。此外,五代人还常常在碗壁上先压出四至五道外凹内凸的直纹,然后沿压纹把较薄的碗口剜出四 、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当年的碗壁为何要作成这样呢?刘新园认为:从生产角度看,薄口器物在焙烧过程中比唇口碗更易变形。若在碗的外壁压上几道直纹,再在碗口上剜出几个缺口,便可起到掩盖变形的作用。这是因为人对圆的视觉比较敏感,圆是否周正极易察觉,如果在碗口上剜出四、五个缺口,圆形被分割成几段相联结的弧线,形成花瓣状,人的视觉被搅乱,碗口即使变了形也不易被人觉察。其时的陶工为掩盖瓷碗的变形缺陷,便巧妙地在碗壁上压出了四、五道直纹,在碗口上剂出了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

  五代时,景德镇焙烧瓷器的窑炉多为“龙窑”这种“龙窑”,通常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造,多与地平线构成7—23°角。前端低,为窑头、火膛;后端高,为窑尾。因窑身婉如一条龙,故名“龙窑”。它的“背或两侧沿窑长度方向每隔l米左右开一排或一对投柴孔”,焙烧时“将燃料投 入窑内坯体垛之间的火道中燃烧”,当该处达到预定温度时,投柴位置即向前移动一排,如此自下而上逐排焙烧,形成移动的火焰。龙窑窑头设有预热室,窑尾不设烟囱或只设一不高的烟囱,属平焰式窑;装烧时,制品放置于固定的窑床上,依靠火焰的流动,自下而上逐段将制品烧熟。“前部燃烧所产生的热气体沿窑内坡度向后部流动,将后面的制品预热后经窑尾排出。前段的制品烧好后,火焰后移,下一段的制品即进 入烧成阶段,前面的制品则开始冷却,而烧成段后面的制品仍处于预热阶段”。这种龙窑,具有很多优点:一是生产周期较短;二是窑内温度比较均匀;三是容易控制还原气氛及升降温速度;四是窑的结构简单,造价甚低。缺点是装窑、开窑的劳动强度大;窑的某些部位气氛和温度的波动较大;因窑底为坡形,故给装烧带来诸多不便。

  当代陶瓷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景德镇湖田五代窑址的考察,发现堆积层中没有匣钵,仅见高约10厘米的“垫柱”。垫柱上端的台面留有“支钉”,下端 粘有窑底上的沙粒。碗、盘类产品的底心与圈足的边沿几乎都粘有用耐火粘土搓捏而成、未被烧结的9一16颗不等的“支钉”。专家们对这些遗物进行分析后,认为五代时碗类、盘类产品的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夹沙粘土作成的垫柱为底座——用耐火粘土搓成小条捏成支钉——沿碗坯圈足边沿粘9一16颗支钉——把碗坯放置在垫拄上——再把圈足边沿粘有同样支钉的碗坯一个一个地重叠起来,组成一柱后入窑焙烧。采用这种支钉叠烧法,有这样一些缺点:(一)由于没有把火焰与制品隔离开来,釉面易被烧窑时产生的尘渣污染,以致废品很多;(二)支钉破坏了碗心的釉面,严重地影响了成品的外观质量;(三)因堆叠过多,致使下面的足边下陷而出现缺口。此外,就遗址上粘结成组的碗、盘来看,一般一组只有十二、三个,其高度连垫柱在内也不到60厘米,可见其时堆叠数量不多,窑室内竖向空间的利用率不高,燃料浪费比较大。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后,朝廷减轻了割据政权时期所定的若干赋税,使人们得以休养生息。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制雇佣关系得到普遍发展。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社会生产力及商品经济均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时,国内陆续出现了一批手工业和商业兴旺的集镇。在此形势下,全国各地烧瓷名窑迭出,景德镇瓷业也积极参与竞争。到北宋末,北方战争频繁,使北方各地的瓷业遭到严重破坏,从此日渐萧条。 宋金对峙时期,南方战争较少,社会较为稳定,加之南宋政权为苟安图存,不得不注重发展经济。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瓷业的发展。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瓷器精美,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的优秀工匠纷纷来到景德镇,把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带了过来,从而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力量得以充实,陶瓷工业得以迅速 发展。

   烧瓷窑场日益增多。蒋祈在《陶记》中写道:“景德镇陶,昔(注:指宋代)三百余座”。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对景德镇的古代窑址作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查明在湖田、杨梅亭、三宝篷、南山下、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月光山、白虎湾、柳家湾、牛屎岭、枫源、李家坞、宁村、半路港、寺前、盈田、汪村、枫湾、山坞里、凤凰嘴、周路口、落马桥、赛宝坦、现新村东路、现轻工业部陶研所、现陶瓷学院、董家坞等30多处均有宋代的窑址,可见其间景德镇的瓷业已相当兴旺。

    器型品种逐渐增加。宋代,器型品种已发展到鼓腹碗、葵口碗、葵口折腰盅、葵口碟、圆口碟、花口瓜棱小碟、葵口卧足小碟、茶盏托杯、喇叭口瓜棱执壶、洁口瓜棱执壶、酒壶、葫芦执壶、子母盒、盖钵、折肩钵、盖罐、盖缸、三足香炉、镂空香熏、谷仓、盏托、灶、碾、碓、象棋子、骰子、荷叶口瓜棱形瓶、梅瓶、直口弦纹梅瓶、葫芦瓶等数百种。

    陶瓷装饰颇为讲究。其一,创出了影青釉刻花瓷。影青釉,釉色白里泛青,透过釉层,可窥见刻在釉下瓷胎上的各种花纹,清淡秀丽,古朴典雅。当年刻于影青瓷上的花纹多为牡丹、莲花、鸭纹之类。工匠所刻的牡丹,“或茎蔓缠绕,花叶连绵;或两枝相交,花朵环抱;或一枝独放,姿容娇 娆;或双花对开,婀娜俊俏”。工匠在刻莲花时,常先用铁刀在坯体上刻出花叶轮廓(其刀痕较宽且较深),再用蔑刀在坯体上刻出花脉叶筋(其刀痕较窄且较浅),使莲花颇富立体感。工匠所刻的鸭纹,多为池塘游鸭,其中又以月夜游鸭纹最为生动,“但见皓月明空,微波荡漾,芦苇轻摇,双鸭并列仰首缓游,极富诗意”。其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仿汝窑之造法,烧出了天青、蟹青、豆青、茶叶末等色釉瓷器;仿官窑之造法,烧出了月白、大绿等色釉瓷器;仿哥窑之造法,烧出了百圾碎釉瓷器;仿钧窑之造法,烧出了朱砂红、海棠红、梅子青、玫瑰紫、天蓝、姻脂红、火里红、窑变等色釉瓷器。其三,创出了大批造型各异的影青釉瓷雕。这些瓷雕中,既有供供奉的观音,也有供陪葬的男女侍从 俑、守护武士俑、舞乐俑等瓷俑及十二生肖;既有供玩赏的小动物、骑马人,也有供枕头用的孩儿睡莲枕、狮子戏球枕,等等。

    瓷业分工更为细致。宋时的制瓷行业已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分工细致的手工业。瓷石、匣钵及模具原料的开采,泥墩、釉墩和釉灰的生产,匣钵、模具的制造,也已从制瓷业中离析出来,成为服务于制瓷业的独立行业。同时,在各种瓷业作坊内,也已有了较细的分工。

    装烧工艺有新进步。宋早期,装烧工艺已进化为“仰烧”,其装烧情况大致为:把一个用粘土加粗料制成的垫饼放入已烧成的匣钵内——用双手托起碗坯(碗口与匣壁之间的空隙约为3.6厘米)装入匣钵,把碗的圈足套在垫饼上——把装有碗坯的匣钵逐件套装送进窑室焙烧。这种仰烧法,与五代时的支钉叠烧法相比,有如下优点:(一)使用匣钵装坯,制品在焙烧过程中受热均匀,釉面不易被烧窑时的尘渣污染,使瓷器的废品率比五代时大大降低。(二)使用匣钵,可以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竖向空间堆叠制品,使窑室的装载量比五代明显增大,焙烧瓷器的费用比五代有所降低。(三)为了不使在高温下收缩的制品与不收缩的匣钵直接接触,陶工们使用了小于制品圈足的泥饼作支垫物,使烧成的器物釉面比较完整,碗盘的外观质量比五代的大为提高。宋中期,装烧工艺继 续进化,出现一种“垫钵覆烧法”,其装烧过程大致为:用瓷泥作好内壁分作数级的盘或钵状物、一一为避免碗口与垫阶粘结,在钵盘状的垫阶上撒上薄薄一层耐火的针状粉末(注:经陶瓷科研部门测运确定这类粉末就是谷壳灰。这种耐火材料,一直沿用至今)——先把一件口径较小的芒口碟扣在钵(盘)状物的最下一级上,再依次扣置直径由小而大的碗坯——把一个泥质的垫圈放在平底匣中把扣好了碗坯的钵(盘)状物放在垫圈上即可堆叠装窑。这种“垫钵覆烧法”的优点是所烧制品比仰烧制品的变形率有所减少,缺点是其垫钵只能装烧由小而大、规格不一的产品。 宋后期,陶工们又发明了一种“支圈覆烧法”,其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大而厚的泥饼为底——把一个用瓷泥作成的断面呈“『”形的圈圈放在泥饼上——在圈圈的垫阶上撤上一薄层谷壳灰——把碗坯的芒口放在垫阶上,将32个左右的碗与圈,一圈一碗地依次覆盖,把圈心下凹的泥饼翻转过来覆盖在最后一个圈上,即组成一个上下直径一致的外观上的圆柱体——用稀薄的耐火泥浆涂抹外壁,用以连接垫圈、封闭空隙,再压装窑。这种“支圈覆烧法”的优点有五:一是,不须依赖匣钵就能装烧同一规格的产品;二是,比匣钵仰烧法增加装烧密度(竖向)4倍以上;三是,能减少产品变形;四是,能节约焙烧燃料;五是,能节省耐火材料。这种装烧方法虽然在宋代曾风行一时,但是由于它会致碗、盘造成芒口,故在当时未能完全取代仰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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