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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育，有人骂，写匈奴，有人说是白皮猪卖国贼，真是进退两难，三解就来谈谈思想吧。 问题如下：
回答如下： 自古以来，从未有王朝真的用儒学治国、平天下，自然也就无所谓祸福。 用九年义务制教育的逻辑来解释这个事实就是：
此时的儒家世界观，毋宁说是“人间观”，着眼点一直在“人间”，对于客观世界的关注反倒非常有限。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部分精神世界的空白是由中国本土宗教来填补的，并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互相碰撞、影响，形成了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物质部分的想象，而就儒家理论本身，则直到宋儒之后才通过“融合释道”的思辨方式，真正补齐。 这时，我们所理解和熟悉的“中华传统文化”才基本成型。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的方法论，在春秋战国时代到秦汉时代的政治、经济结构大变革中，逐步形成，却从未被真正使用，比如井田制、复周礼、复封建，等等，实际上一直被置于一种“三代理想”的想象中。 在汉武帝“推明孔氏、表彰六经”之后，孔子被各种“纬书”、“传”神化为“代刘氏传天命”的素王，可以说是儒家世界观与方法论在中国政治、社会实践中最贴近的时代，最终演化而成为“王莽改制”，以兴儒复古为名，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造。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王莽改制，是“托古改制”，而不是真的“复古”，其具体的政策措施其实是恢复汉武帝之前的西汉旧制，而不是真的古制。 可以说，借助战国时代“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儒家，或者说孔子，唯一一次接近了“宗教”的层次，同样是唯一一次，以托古之名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尝试。 自此之后，长达2000年的中国历史上，儒家的政治理想和规划一直作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目标”，而不再作为一个可操作执行的政治解决方案。 这种“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背离，对于任何一个当代中国人来说，都不应该感到陌生，简言之即“共产主义世界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方法论”的关系。 只不过对于古代的儒家信徒而言，理想曾经在“以前存在过”，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向那个历史循环无限接近和努力，而对于当代的共产主义者来说，理想属于未来“必然会实现”，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向目标的无限接近。 当然，进步主义和循环主义本身是两种世界观，尤其是对物质世界的理解，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恰恰这一部分是软弱无力的，很容易被西方的进步主义、物质主义所征服，也就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理想的无缝切换。 在此大背景之下，说什么用儒家之国有害有益，根本毫无意义，一个从未真正实践的“治国理论”，从来都只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理想，从来都束于高阁之上。 2000年来的“治国术”，自始至终是通过“编户齐民”，将国民编制成为资源并加以使用的“秦制”。 而整个中国的底层社会文化，则在2000年的秦制统治下，顽固地保留着“墨家”曾经细心总结过的一条条的先秦社会文化的“理想”状态，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都是表皮，真正的内核在于墨子最喜欢谈的“利”，所谓“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 在儒家化的“家族内”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中，以上的思维方式是顽固地保持着，形成与儒家理想完全不同的社会存在状态。 可以说，2000年来，儒家的“治”，从来没有突破过“家庭内”或“家族内”的范畴，而在这之外的广义社会管理层面，儒家一直是边缘化的，秦政，也就是权力主导一切为主，墨家的理想观念为辅。 比喻一下，即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一个大“气泡”，其中包裹着家族、家庭为单位构成了无数个小“气泡”，小“气泡”与“小气泡”之前的空隙，就是各种墨家逻辑主导下的“人生经验”、民间信仰、外来宗教的空间和温床。 问题是，近100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原本的所谓的“儒家化”的“家族内”、“家庭内”信条，与其说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不如说是从《汉律》到《大清律例》2000年变迁中对于家庭伦理的强硬干预，与其说是教化之功，不如说是从汉朝的忤逆处腰斩，到清朝的忤逆处凌迟之刑的严酷恐吓。 当近现代法律脱离了上述“伦理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被儒家思想反复浸润了2000年的“养老”问题在新时代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无耻”和“残忍”。 综上所述，儒家，从来就没有真正“治国”、“平天下”，又何来“害”呢？ - E N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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