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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汉字 发展教育 弘扬文化 传承文明 有两个问题困扰国人数千年：一是吃不饱，二是吃不了。吃不饱是指缺粮食，饥荒、动乱、战争多与“吃不饱”有关；吃不了是指汉字，愚昧落后多与“吃不了”有关。一个人要学会用汉字表情达意，差不多要花半辈子的时间与精力，还不一定能学好。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精神耗损与智能浪费。绿色革命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但吃不了的问题依然存在。究其原因是至今未能找到汉字的认知规律。现存的文字理论，包括“新六书”“旧三论”“新三论”，大多在汉字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无法规范汉字。 汉字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观之一。汉字与时俱进，万古长宜，是唯一跨越人类文明史上实物交换、能量交换、信息交换三大时空的表意文字。一种生命力如此强大的文字没有认知规律是不可思议的。伟大的汉字与神奇的《易经》伴生，有跨越时空的高超思想起点。汉字与卦形一样，以简单有限（卦形只阴阳二爻；汉字只八画）的符号组合“效天下之要”。据象联想、据象选择、据象组合、据象定义、据象引申是卦形与汉字的共同特征。《易》为灵魂，字为载体。不懂《易经》的基本原理，难解汉字；不通汉字，难以正解经典，难以弘扬中华文化。 文字是社会的公器，字典是文字的典范。字典要体现文字的本质特征，要有历史承传，要尽可能减少错讹，成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有效工具。现行字典凝聚着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心血，对人们读书治学帮助很大。但现行字典也存在一些通病，一是回避汉字的音、形、义通解，只做注音与释义两项工作，汉字在汉语字典里成了一大堆剥离思想文化的难认、难写、难解、难懂的标音框义符号。于是，学汉字被公认为“天下之至难”。二是忽视汉字读音的意义，字与字、义项与义项之间关联甚少，无法贯通；释义只给结果，不究根源与过程，学者查字典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形象依托的概念是很难理解的，失去造字形象，人们学习汉字，只能孤立地死记硬背，枯燥无味，极易遗忘。三是不析形审音，字义不是从字源上推导出来，而是从文献资料中归纳而来，定义模糊不清，错讹较多，谬种流传。国运兴，汉字兴。当今世界“汉语热”已经形成，学“汉字难”的问题却没有解决。盛世修典，编一部体现汉字认知规律的字典，传播中华文化，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因痛感语文教学的艰难，受先人的委托，笔者历时三十余年，孤灯黄卷，遍稽群籍，摩顶放踵，野外考察，潜心研究汉字及其认知规律。所幸天道酬勤，终有所获。笔者从《易经》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法中，从“旧六书”中发现了汉字的认知规律：天人合一，散点透视；构形会意，谐音补义；形声相生，音义相转。笔者以之作指导，编撰《中华字通》。这部字典借鉴甲骨文学、金石学、训诂学成果，以《新华字典》为蓝本，对《新华字典》上的字（繁体、或体、大部分简化字）以及构字的笔画、构件一一作了音、形、义通解：对于为什么要这样构形、读音是从哪里来的、意义是如何引申的等均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与考证，揭示了汉字中隐含的标识、历史、人文、哲学意蕴，能使认字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汉字是表意文字，是多维时空的意象组合。音、形、义三位一体是汉字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将三者联系起来理解，才能正确运用汉字记录与表情达意。 汉字的形体演变受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甲骨文、金文产生于部落联盟的商、周时期，此时文字的形体是约定性的，而非规定性的。文字以角形、曲形笔画为主，结构可上可下，可左可右，是典型的象形文字。大篆产生于周宣王中兴时期，小篆是秦始皇“书同文”的书体，文字的形体有严格的规定，不可随意乱写。这种用圆曲形的线条围绕而成的，颇有点像花纹的书体，有明确的重心，笔势向内包围，反映的是以王（皇）权为中心的思想观念。篆文难写，实用性差。源于战国时期的隶书，具有“蚕头燕尾，重心向外扩张”的特征，反映的是诸侯争霸、向外扩张的思想观念。这种形体呈扁平形、笔画呈波式的书体，打破了篆文的图形式结构，使汉字走上笔画书写的道路，但其依然保留了圆弧形、尖顶形笔画，书写顺序也没有严格的规定。产生于两汉、定型于魏晋、通行于现在的楷书（正书、真书）是方块字，构形与变形受易学思想影响。易之象天圆地方，地之道厚德载物。楷书师法地道，字形“方正端庄，结构平稳，重心明确，笔势向心”，体现了中华文化“合而不同”的“大一统”观念。楷书（汉字）是华文发展的高级形态，字体呈长方形，书写横平竖直，取消了圆弧形笔画，所有的字均由点、横、竖、撇、捺、弯、折、钩八画构成。楷书使汉字走完了笔画化的进程，进入符号化的境界，并且规范了汉字的形体与书写顺序：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外后内，先撇后捺，先横后竖，先中后旁，先进后关。借助汉字的笔画可通解楷书中的独体文。这一点为学界普遍忽视。 楷书的构成方式类似《易经》的卦形，笔画如《易经》的阴阳二爻，构件与独体文如《易经》的经卦，合体字如《易经》的别卦。汉字的形体是多重意象组合：每种笔画与构件都有确定的意象，又有“随形赋义”的灵活性。汉字把表示不同时空意象的笔画与构件组合在一起表示新的完整的意义，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有限的文字符号表示复杂多样事物的矛盾。因为每一个字的构造受形、音、义、形链、音链的五重制约，就避免了认知上见仁见智的随意性与模糊性。 汉字的读音表示意义。汉字的基本音节只有415个，带声调的合法音节只有一千多个。汉字的有限读音在众多的汉字中相借（谐音），借字的意义可弥补本字构形意义的不足。自然音是汉字的原始读音，其他读音都从自然音中衍生。无自然音的读音采用“切音”的方法标音补义。 字形是字音、字义的载体，离开字形、字音的字义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汉字可形声相生，音义相转，同一个字读音不同，意义不一样。汉字的这个特点克服了拼音文字同音混淆、词汇量恶性膨胀的弊端。汉字与《易经》的卦形一样，是鲜活的、立体的、多维的、举重若轻的文化符号，有广阔的信息负载空间。汉字的音、形、义的意象组合起来，每个汉字都是一篇精彩的文，一幅绝妙的画。一般人只要通晓五千左右的汉字，听说读写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汉字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法来源于《易经》，认知规律来源于“旧六书”。书画同源，二者的不同点：画取象，书取形；二者的共同点：书与画都是通过“散点透视”的方法将不同时空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华人的认知观念是以自然、人、人工物三大时空意象相互参照的整体综合思维观念，据象联想是主要思维方式，比喻与类比是意象组合的主要方法。这种“天人合一，散点透视”的文化观念影响了汉字构造理论。天地万物有形有声，有形有声而后有事有意，四者文字之体；意之所通而转注起，声之所比而假借生，二者为文字之用。于是产生了“六书”。《后汉书·艺文志》：“古时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教国子，教之以‘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周礼·地官·保氏》“五曰六书”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 人类童年时代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法是直观而明确的，汉字也不例外。早在西周时期就产生了教儿童识文断字的理论——“六书”，他是中国文字学的源头，故中国传统的文字学称“小学”。“六书”能教儿童识文断字，表明“六书”是一种简单明确的文字认知理论，而非后世学者讲的那么繁琐复杂、艰深古奥。 对于“六书”不可分裂开来理解。东汉许慎为“说文解经，以正经义”著《说文解字》。许氏舍弃了“旧六书”中的“象声”（谐声）说，提出了“形声字”的概念。“形声字”是个以偏赅全的概念，因为大量的“形声字”声符并不符音。所谓形声字，其实是归类字：形符是科学的归类，声符是艺术的抽象。不标音的“声符”用于会意，通过“谐音”的方法来解决读音问题。“形声字”之说割断了汉字“形声相生，音义相转”的联系，自洽性差，存在不少难以化解的矛盾。由于后世学者以“新六书”为圭臬而忽视了“旧六书”，导致了后世的辞书音、形、义分离的结果，所有的辞书无法对汉字作音、形、义通解。所以只有返璞归真，汉字才可作音、形、义通解。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是中华文化的基石，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体现了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法。以个人的力量去解读一个民族几千年的集体智慧，谈何容易？这是一骑（jì）殉道性的文化苦旅，荒漠上西风瘦马，踽踽独行，尤如驾一叶扁舟在苍茫的大海上颠簸，艰难困苦一言难尽。所幸天道酬勤，终有所获。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成书之际，泪珠与笔墨齐下。在这里，首先要感谢家人与亲友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其次感谢仙逝的詹殷正慈舅妈高瞻远瞩的指导，再次感谢鄂州市徐松南先生、谢松保先生、胡澜先生以及汀祖镇王贵华先生、李如法先生等人的热情支持与鼓励，特别感谢山东滨州民营书业家严治理先生，北京出版集团、北京教育出版社在经济上和工作上的大力资助与支持。最后要特别感谢北师大卞梦薇、高玉霞、高宇、孙敏、郝杰和北京教育出版社陈春燕、沈倩倩、单艳平、郝慧敏等先生、女士的精心校勘。《中华字通》是笔者在家人与亲友的支持下独力完成，由于才疏学浅，受专业知识与资料的局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恭请大家批评指正。 研究汉字、发展教育、弘扬文化、传承文明是庞大的系统文化工程，需要仰仗政治家广阔的胸襟、政府实质性的鼓励、专家学者的智能投入、新闻媒体的宣传推广、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我们有成功的先例光耀于前，事在人为，智勇者当奋然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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