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苏东坡,一身都是晴。 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对苏轼诗文及其人生的解读,大概最为贴切。 苏轼,像自己,也像知己。 他是千千万万人的缩影,又是千千万万人当中最特殊的那个。 他是一个历经坎坷的追梦人。 他理想化、情感化、矛盾化。 他时而迷茫,时而坚定,时而有所执,时而有所悟。 他尖锐又温润、自恋又自省、困顿又旷达。 他成熟于理想而幼稚于现实。 他不完美,但也因此而更加真挚。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四川眉州眉山。 苏轼正式登场,是二十岁那年的科举考试。 他在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以“尧与皋陶”为典故,阐述为政的宽与简,整篇策论看得主考官欧阳修眼前一亮。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与政坛的双领袖,官位、学识、品性,均深孚众望。 在看完苏轼的策论后,欧阳修当即判定此考生为第一,但他误以为这篇策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违心而有失公允地将其判为第二。 结果落定后,欧阳修惊讶地发现,该策论的作者不是曾巩,而是一个名为苏轼的青年。 事后,阅卷判官梅尧臣问起“尧与皋陶”典故的出处时,苏轼哈哈一笑,“我杜撰的!” 欧阳修得知此事,先一个惊愕,随即又欣赏并欣慰地以笑和之。 敢在决定命运的考场上胡诌,又能诌得有板有眼、以假乱真,苏轼当真印证了“艺高人胆大”这句话。 欧阳修是文坛泰斗,他对苏轼的赞赏更是加速了苏轼的走红。 苏轼尊欧阳修为恩师,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直至二人终生。 二十岁成为进士(1057年),在最好的年龄出人头地,苏轼的第一步迈得很漂亮,但它此后的人生却并不是料想中的一路开挂。 刚准备踏入仕途,迎接苏轼的却是不幸的母丧。 为尽人子之孝,也按宋朝的礼制,苏轼回乡为母守丧三年。 公元1061年,苏轼正式开始了仕途生涯。 他的第一份官职,在陕西西部的凤翔,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在这期间,最为传奇的事件,要数求雨一事了。 时年天有旱象,苏轼作为当地百姓的父母官,诚心诚意地写了一篇祈雨文,为民求雨。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心诚则灵,哗啦啦一场,久旱逢了甘霖。 于是有了“喜雨亭”,也有了《喜雨亭记》。 可以这么理解,苏轼的第一份官职,是朝廷给他的“实习”机会。 公元1063年,宋仁宗驾崩。 仁宗驾崩前有言,苏轼是他为子孙选定的“太平宰相”。 在政治方面,苏轼暂未有大的施展,凭什么仁宗就认定他会是“太平宰相”? 宋朝重文是一。 “国清才子贵”是二。 苏轼有真才实学是三。 苏轼品德出众是四。 这么一来,苏轼受到赏识,毫无悬念是情理之中的事。 遗憾的是,仁宗的赏识却并未能实时兑现。 他给了苏轼锻炼尝试的机会,老天却没给他等待收获的年华。 英宗继位后,破格提拔苏轼为翰林,却不料遭到宰相韩琦的反对,理由是因为,苏轼“不够老练”。 英宗退让一步,让苏轼掌管宫中公务的记载,宰相韩琦再反对。 最后是,韩琦建议让苏东坡去文教部,而且有一个特例——必须通过考试...... 苏轼用结果说明了一句话: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要自己挣的! 他在文教部看书、写字、绘画、听音乐,有了一份“别人家的工作”。 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老苏”苏洵逝去,苏轼再次罢官守丧。 等这次守丧期满,天下也已换新的掌权者——宋神宗。 宋神宗在位期间,最为轰动的事件便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安石变法”。 以王安石为首,这场变法从熙宁二年到元丰八年(1069-1085),直至宋神宗去世方才告终。 变法持续了17年,因变法而衍生出的党派之争却一直延续至北宋灭亡。 也是这场变法,使苏轼一生起起落落、风风雨雨。 以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为界限,宋朝内部分成了“新党”和“旧党”两派。 新党:王安石、宋神宗、曾布、吕惠卿、李定、邓绾、章惇等。 旧党:司马光、韩琦、范镇、欧阳修、苏轼、苏辙、范仲淹等。 在立场方面,苏轼是一个执拗的人,但执拗却不狠辣。 他的执拗在于坚持自己和说服对方,而不是排除异己和铲除对手。 也由此可以看出,在苏轼身上,文人思想要远大于政客观念。 王安石则不然! 王安石外号“拗相公”,他的拗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排外。 一时间,朝野内外与他政见不同的,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挤、贬谪或迫害。 欧阳修归隐临泉、韩琦告老还乡、司马光罢官著书、范镇辞职不仕...... 独苏轼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神宗上万言书陈述变法利害。 他引经据典,褒、贬、讽、喻,每个字都有力。 触动和触怒,仅一线之隔。 苏轼这一行为,未能得到神宗的正面回应,却使王安石大为不悦。 武夫藏不了脾气,文人藏不了心性。 像苏轼这样一腔热血的文人,更是从来不打算藏心性。 他在乡试中出了考题,名为《论独断》。 这个行为,彻底激怒了王安石。 王安石手下的人上书弹劾苏轼贩卖私盐,致使苏轼被贬离京,去杭州任通判。 这年,是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三十六岁。 好山好水的杭州未能长留苏轼,三年后,他被调往密州,任密州知州。 比起秀美杭州,密州的条件要困苦得多。 当时的密州有四害,“龙王懒,蝗虫盖,盗贼如毛,官逼债”。 刚上任,苏轼就大力整治这四害。 兴修水利并修建超然台祈雨,用“秉畀炎火”和“荷锄散掘”驱除蝗虫,剿寇灭匪,上书减免赋税以缓和官民关系。 苏轼在密州两年,条件困苦却功绩卓著,在创作上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诗词曲赋创作共计209篇。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蕴含着他对亡妻王弗的思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江城子·密州出猎》寄托着他一心报效朝廷的壮志——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水调歌头》倾注着他对亲人的思念、对仕途的无奈、对人生的深思等多重感慨——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他一路由密州迁汝州知州,又改知河中府,再改任知徐州。 王安石要的,是不给苏轼任何得以面见君王的机会。 到这时候,苏轼一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希冀之心,在《登常山绝顶广丽亭》中写道: “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弃置当何言,万劫终飞灰。” 王安石曾感叹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才出如此人物”。 但可惜,王安石很现实。 纵然爱惜苏轼的才学,却不能容苏轼的政见。 情和利相冲突时的取舍,最能体现人的本质。 苏轼就这么一路迁,迁下去。迁,即贬。 苏轼仕途中最险的事件,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任湖州知州时,是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已年过四十。 论说经历先前种种,人又到不惑之年,应该有相应的世故之心和自保之能,可苏轼偏偏像个“愣头青”,给皇帝上表也敢发牢骚。 说他像愣头青,也委屈了点儿! 毕竟,有一种找茬儿,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尽管此时王安石已罢相,但新旧党争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苏轼上呈给神宗的《湖州谢表》,被新党人指出有“大不敬”和“包藏祸心”,另搜罗了苏轼的一众诗文、书信等,扭曲其意而作为铁证。 御史台的人随即逮捕苏轼并押解其回京。 驸马王诜、好友王巩、弟弟苏辙等十余人,皆因此受牵连。 这一案件,由御史台审理,因御史台遍植柏树,多有乌鸦,也称“乌台”。 “乌台诗案”以此得名。 苏轼被下狱,这次的处境不同以往,关心他的人都替他捏把汗,大家能忖度的最乐观的情况,也是九死一生。 以为生命到了尽头,苏轼在狱中写下《狱中寄子由二首》。 其一是: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一个人在生命尽头记挂的人与物,必然是最真实,也最能反映内心的。 苏轼所挂怀的:君主之恩、同僚之义、手足之情。 一句“是处青山可埋骨”,将他的随遇而安和无可奈何一同聒碎。 所幸! 幸有宋太祖赵匡胤定有“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另有朝野内外一干人等拼命求情,苏轼才幸免于难。 他在最坏的后果里得到了最好的结果——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黄州紧邻长江,是个贫穷清苦的小镇。 刚到黄州,苏轼带着家眷在定慧院落脚。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是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那“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孤寂,和定慧院的夜晚一样凄凉。 可就是这样的条件,苏轼依然能从中找到乐趣。 他在《初到黄州》里写,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俨然一个没心没肺的吃货! 黄州团练副使的工资,低得连一家人的温饱都解决不了。 好在苏轼人缘好! 好友马正卿向太守求情,恳求太守把黄州东边的十亩闲地拨给苏轼。 苏轼开始像农夫一样种田,并由此自称“东坡居士”。 对于苏轼,世人更习惯也更乐于接地气又不失尊敬地称他“苏东坡”或“东坡先生”。 谪居黄州时的苏东坡,俨然一个生活家。 那时猪肉廉价,富贵人家多食牛羊肉,苏东坡却研究猪肉的食用法,并写了诙谐和真理并存的打油诗,《猪肉颂》: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大早上起来就来两碗猪肉,我苏也真不嫌油腻......好可爱呀!) “东坡肉”就此风靡起来! 东坡是吃货,却不是油腻饭桶。 在黄州他所做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事,当数“救儿会”了。 黄州当地有“杀婴”的恶俗,每户人家最多养二男一女,多生的就以冷水浸死,女婴更是难逃死劫。 苏东坡痛心疾首,他一方面普及仁德教化,另一方面迅速组织成立了“救儿会”,世人称为“东坡救儿会”。 东坡救儿会收养弃婴、四处筹集善款,并出资请妇女前来喂养这些婴孩儿。 苏东坡可以说是穷得叮当响,尽管如此,他却带头把自己仅有的这几个叮当响的钱捐给救儿会。 他从来不把做善事当成是善事,这只是他的本能。 “东坡救儿会”,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孤儿院! 苏东坡的诗文,就是他的心情动态,而整个北宋都是他的朋友圈。 谪居黄州期间,苏东坡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在创作达到了艺术上的巅峰。 世人感叹苏东坡是“天纵奇才”,可有一种苦闷是: 大家都说你是天才,可不如你的人才,甚至是庸才、蠢材,也都比你顺风顺水。 《临江仙·夜归临皋》的下阙: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他承认自己内心的“营营”,不为利、不为官位,只为是否能得重用。 他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此时却依旧有些口不应心。 在命运这里,他不愿随波逐流,不愿把一切交由上天,他依然想做自己的掌舵者。 《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恢宏磅礴,把滚滚长江写出了声,把悠悠年轮刻出了迹,把纷争三国绘出了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首千古绝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当神宗皇帝收到远从黄州传来的这首词,正在用膳的他停住了,如痴如醉地反复诵读品味。 苏轼的才他看得到,苏轼的忠他也不怀疑,只是在政治上,谋不同便无法同道。 《赤壁赋》一文,苏东坡以解他人之惑而道出自我价值观: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关于赤壁的赋文,苏东坡前后写过两篇。 《前赤壁赋》写于1082年秋,《后赤壁赋》写于1082年冬,两者均是江夜所感。 前者是“水落石出”的通透,后者有“庄周梦蝶”的哲思。 这一前一后,苏东坡的内心显而易见,他始终在迂回里。 苏东坡曾说,陶渊明是自己的前身。 可不然呢! 陶渊明归隐后彻底放下了。 苏东坡却从来不曾放弃过。 如果说苏东坡真的羡慕田园隐居生活,又怎会在宦海浮浮沉沉? 次年十月,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他写了《记承天寺夜游》一文。 他反问自己,“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 又伴着一丝怅然苦笑地自答,“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这个“闲”,不是悠闲,不是清闲,是被废弃一般的闲置。 做官和当官,两者有着质的区别! 做官,在于务实和奉献。 当官,在于场面与谋取。 苏东坡要的,从来不是通过一个职位获得多少利益。 只是命运很调皮,越是想要,越是得不到! 苏东坡曾和下人打趣,让大家猜他肚子里装的是什么。 有人猜,“都是文章!” 有人猜,“满腹文章!” 只有王朝云的回答最得苏东坡心,她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 苏东坡有多不合时宜,看他的仕途就知道。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王安石变法”就此以失败告终。 年仅九岁的哲宗登基,年号“元祐”。 皇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掌握朝政大权,她重新任用司马光为相,原来的“旧党”得以翻身。 苏东坡,也因此迎来了仕途上“短暂的春天”。 苏东坡还京后,从官品七级的礼部郎中步步高升,升起居舍人,升中书舍人,再至三级翰林。 从王安石变法开始,新旧党由政见之争逐步演变为政权之争。 旧党人掌握政权后,同样排除异己。 苏东坡的原则是,“对事不对人”,他又开始抨击新党人。 结果可想而知...... 短暂的春天过去,苏东坡再次踏上被贬的长途。 宋哲宗元佑四年(1089年)苏东坡第二次来到杭州。 这次,他兴修水利、治理西湖、构筑长堤、种花植树、稳定粮价、救治瘟疫,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安乐坊(后改名为“安济坊”)。 如今西湖十景中的,“三潭映月”和“苏堤春晓”,皆归功于他。 元祐六年(1091年)苏东坡被召回京都。 朝中的斗争是苏东坡疲于应付和不屑应付的,没过多久,格格不入的他几次上书请求外放。 他的命运随着时局的变化而被动变化着。 把苏东坡贬到最惨的人,是官拜丞相后的章惇。 这个曾经和苏东坡一度交好又反目成仇的狠辣人物,执掌大权后对付的第一个人就是苏东坡。 苏东坡被贬至广东惠州,是宋朝被贬到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人。 弟弟苏辙一度稳稳地官至宰相,儿子苏迈也已是朝廷命官,但才大、志大、与人为善又年过半百的苏东坡却混得凄惨到这步田地。 不少人既同情又嘲笑他,“四不四洒?” 天公劝他重抖擞,他对天公吼三吼! 苏东坡吃着荔枝更新着动态: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所谓仇家就是:看到你开心,我就不高兴! 京都的宰相章惇收到线人送来的苏东坡的诗,一道旨意传下,苏东坡被贬往海南! 那个海南不是天涯海角的旅游景点,也不是冲浪晒太阳的三亚,是个多雾气、多潮湿、偏僻、不宜居住的蛮荒之地。 六十二岁的苏东坡,来到自称是第二个故乡的海南儋州。 他教当地的人读书写字、治病用药、打井取水...... 在东坡的教化下,一个叫“姜唐佐”的学生,成了海南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进士的人! 哲宗崩,徽宗继。 在朝廷的大赦下,苏东坡终于等到了归期。 在北归的途中,苏轼做了《自题金山画像》一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曾经对建功立业痴而不能,徒叹息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到了今日,却真成了“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病逝于前往常州的船上,享年六十六岁。 苏东坡逝世二十六年后,北宋亡。 这位“太平宰相”,至死没能达成所愿。 从那个愤青苏轼到释然东坡,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位君王,一路起落浮沉,苏轼的苦乐与悲喜,被宋王朝紧紧捆绑着。 如果他不在政坛,这该是多么顺遂的一生! 他是诗人、词人、散文家、书法家、画家、美食家、旅行家、慈善者、公益者...... 于诗:与黄庭坚齐名,并称“苏黄”。 于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散文:与文坛元老欧阳修并称“欧苏”。 书法:“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被贬黄州第三年所作的《寒食帖》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第一是书圣王羲之所作《兰亭序》。第二是唐代颜真卿所作《祭侄稿》)。 绘画:开创中国绘画艺术上的新大统——文人画。 ...... 宋时民间传言,说他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 不管和苏轼是不是敌对,都不得不承认:他是天下少有的奇才与全才! 有人说,苏东坡不懂变通! 可说这话的人又何曾懂得苏东坡的执着? 一个人在意什么,就会被什么反噬。这是真! 苏东坡偏执在政坛,却也失败在政坛。 倘若换个角色,当个教书先生、卖字画、办私塾...... 除去做官,干余下的三百五十九行他都能过得舒舒坦坦。 明明能够靠才华吃饭,却偏偏要靠做官! 在为政方面,苏东坡也不是没有能力! 他算自己的功绩时只说了“黄州惠州儋州”,可实际里苏东坡所治理的每个地方都功勋卓著。 他以性情得人,也以性情得罪人! 哪怕是在自称“老夫”的年纪,他的那颗赤子心也不曾变过。 而这份真,恰好是政客的致命弱点! 有人评论苏东坡,“超然物外”。 这是极高的评价! 但我并不赞同! 他乐观、豁达、豪迈,却并未真正超然物外。 他的一生都在斗争,和宋王朝衰落的命运斗争,和执政者的偏执斗争,和自我的宿命斗争。 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心底有永不熄灭的火种。 他一生坎壈、困顿、流离,却把清苦当清欢,把流放当远方,把失意当诗意。 关于人生,他感慨——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关于经历,他慨然—— “一蓑烟雨任平生!”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他为世人指点迷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而他本人,直至去世也不曾真正报效朝廷的那座庐山中走出。 他有超世之才,也有治世之能,唯独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囚困了自己。 苏东坡,是北宋文坛最闪耀的一颗巨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灵魂级人物。 他以诗文策论惊艳出场,又以正直品格征服国民,更以豁达态度俘获百代人心! 他把忠心给了君王,把赤心给了苍生,把初心给了执着,把童心给了生活。 仕途给了他坎坷流离,岁月给了他凄风苦雨,而他却批着一身阳光华丽上岸。 苏轼像谁? 像南下的你! 像北上的我! 像无数个不服时运又不甘命运的你我! 东坡先生从不曾抵达梦想,但他却在抵达梦想的途中披荆斩棘、载歌载舞。 有些人活着,靠得是信念。 看看东坡先生这一生,我们该知道—— 没有最好的人生,只有最好的心态! ——枕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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