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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峰和韦小宝，两个“双面人”的命运 两部始终徘徊在失败边缘的杰作 金庸后期的重要小说《天龙八部》和《鹿鼎记》的两个主角，萧峰和韦小宝，性格上大相径庭，一个是悲剧英雄，一个有喜剧色彩并略带小丑特征。一个虽然武功人品俱佳却不停地被命运捉弄，一个是市侩贪婪小人却不断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但他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都是有着双重身份的“两面人”，他们都面对着类似的“两难选择”： 萧峰的两难选择是“帮助养育自己但不信任自己的汉人”还是“帮助信任自己的族人契丹人”？ 韦小宝的两难选择是“帮皇帝灭天地会”，还是“帮天地会灭皇帝”。 我在上一篇《金庸是怎么把俗套写出花来的？》里分析过，金庸小说的主角一定会面对各种“两难选择”，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纯粹是情节冲突上的需要，到最后，金庸为了不影响主角的形象，常常会用“化解误会”的方式，帮主角解决这个问题。 而另一类“两难选择”，比如上面的萧峰和韦小宝面对的“情与义”或“忠与义”的冲突，就只能靠主角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了。 而解决之道，往往就是小说的主题。 说起主题，大家都有不好的印象，不就是上学时的“总结中心思想”吗：通过……，反映了……，揭示了……，讽刺了……，那时总觉得很无聊，很教条。 而大众流行小说到了一定层次，是要靠“主题的高下”来拉开差距的。 在我看来，《天龙八部》和《鹿鼎记》是两本始终徘徊在失败边缘的杰作，而唯一挽救它们不堕落为“快餐文学”，正是小说的主题。 《天龙八部》的主角到底是谁？ 为什么说它们“始终徘徊在失败的边缘”呢？先来看《天龙八部》。 小时候看武侠，总是一套书同学们分着看，很多都是从中间看起的，金庸其他的小说没问题，总能接上，但《天龙八部》的问题就大了。以五卷本为例，从第一部看起的，以为段誉是主角，从第三部看起的，以为萧峰是主角，最糟心的是从第四部看起的同学，看了很久都不知道谁TM是主角。 《天龙八部》的三个主角切换，实在不是大众通俗小说的常规写法。第一次切换，从段誉到萧峰，我无数想“段誉跑哪儿去了”。好在杏子林一节，萧峰出场时的形象太过讨喜，读者也就勉强接受了这本书还有第二个主角“萧峰”的事实。 可从萧峰过渡到虚竹，就实在是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了。从第三卷后半部到第四卷前半部，将近一卷书的篇幅，竟然是没有主角的！ 一开始读者都以为是游坦之，可写着写着，又把游坦之写没了，接下来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甚至一度怀疑主角又回到了段誉，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回想起虚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主角不固定对于大众通俗小说而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件，因为读者在读这一类小说时，一定要有“代入感”，你想，一个读者“代入”那个有悲剧英雄色彩的萧峰时，心情一定是壮怀激烈的，怎么可能要求他重新“代入”到一个胆小懦弱的小和尚身上？ 比“主角不固定”更可怕的是“情节脱离主角”。读者不知道该“代入”谁的时候，就会出现冷眼看戏的心态。读者一旦冷静下来，作者就大事不妙了。他们要么给你挑毛病，情节哪里哪里不合理，要么干脆放弃阅读。 出了这么明显的大问题，据说是因为这一段请倪匡代笔，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天龙八部》不像金庸其他小说那么一气呵成，本身的情节就很松散。 所以我说这是一部“徘徊在失败边缘的杰作”，之所以仍然叫杰作，因为金庸使用了“以主题统领人物和情节”的非传统的写法。 一部成功的大众流行小说，通常都是以情节为核心，以人物带主题，但《天龙八部》明显是“主题先行”，先设置一个“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主调，再把全书纷繁复杂的人物和故事，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不管是爱情还是政治，不管是王图霸业还是血海深仇，全部统一在同一个色调上。 这个主题，就是“命运之无常”。 萧峰一直在苦苦寻找的陷害他的人，没想到却是他的父亲，这个情节是不是很熟悉？这不就是《星球大战》中卢克与黑暗尊主的关系吗？这正是西方文学是最常见的“弑父与寻父”的母题。 这里的“父”更进一步指的是“文化之父”，在萧峰刚刚出场时，金庸浓墨重笔写他如何杀“辽狗”，没想到转眼他自己就成了“辽狗”。 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成就之所以超越前人，因为他们都在小说中引入了很多西方文学的母题，不过，《天龙八部》主题的深度又超越了西方式的“弑父与寻父”。 接下来，金庸在大战少林寺中，忽然揭开谜底，一下子化解了萧峰的两难处境，并且安排了一个扫地僧感化萧远山和慕容博的情节，如果是《射雕》三部曲时代的金庸，很可能到此结束，给萧峰安排一个张无忌、杨过式的“归隐江湖不问世事”的结局，大部分读者到这里恐怕都是这么想的。 可金庸还是没放过“萧峰”，忽然安排了辽帝伐中原，一下子把萧峰推到了逃无可逃的绝路上。 在“寻父”和“弑父”之上，金庸还是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杀身成仁”这是经典的主题上。 但跟“杀身成仁”这个传统主题还是很不同，金庸借耶律洪基的困惑表达了萧峰牺牲的现代性：
其实《天龙八部》只有一个真正的主角，那就是本书的主题——“无处不在的命运”。 自已与自己的战争 再看《鹿鼎记》。 乔峰的“两难选择”，大部分读者都很难感同身受，但韦小宝的“帮皇帝还是帮天地会”的“两难选择”，却是所有人都可能面对的：老婆和老妈吵起来了，帮谁好呢？两个都跟你要好的同事闹矛盾，帮谁好呢？ 现实中，我们多半不会像萧峰一样“杀身成仁”，而是像韦小宝一样，试图左右逢源，两全其美。 好，金庸说，这回不虐你们了，让你们“两全其美”。 《天龙八部》中，金庸把萧峰所有的退路都给一一写死了，但到写《鹿鼎记》时，却忽然大慈大悲起来，让韦小宝一路开挂，利用康熙、天地会、沐王府、吴三桂、神龙教、少林寺、九难师太等等势力之间的矛盾，渔翁得利，虽然磕磕绊绊，倒也有惊无险。 可这也造成了一个写作上的巨大危险。 如果说《天龙八部》始终不能让读者舒舒服服地“代入”的话，那么，《鹿鼎记》的问题就是太轻易地让读者“代入”韦小宝这个角色，跟着他一起招摇撞骗飞黄腾达，一起沾花惹草左拥右抱，这么一来，《鹿鼎记》让读者开怀大笑之余，有变成“网络爽文”的危险。 我在《金庸是怎么把俗套写出花来的？》中说，大众流行小说和严肃文学的区别在于，后者可以无视读者的感受，而大众文学必须考虑读者的喜好，小心翼翼地避免挑战读者的价值观。 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可以放纵读者的恶趣味。如果作家真的这么做，读者在“爽”过之后，只会把你用卫生纸包起来，扔进垃圾桶。 这就是我说《鹿鼎记》也是“始终徘徊在失败边缘”的原因。 但金庸就是金庸，不会犯这个愚蠢的错误。如果说萧峰的“两难选择”一直是压在读者心头的大石头，那么韦小宝如何解决他的“两难选择”，这么重要的悬念，在小说前90%的内容里，却一直是“引而不发”的。 金庸之所以忽然放纵读者的恶趣味，因为他手里掌握着一份早就写完的“命运判决书”，只是觉得没有到公布的时候。 《鹿鼎记》第四十三章，康熙跟韦小宝开玩笑，说他功劳太大，不知道封个什么官好，读者们也和正处于人生巅峰的韦小宝一样，以为这又是一次耍宝表演。 可这一回，等待韦小宝和读者们的，却是命运真正的面目：
金庸老爷子冷笑一声，亲手打碎了读者们的幻想。不光皇帝没有当韦小宝是自己人，天地会什么时候又把韦小宝当成自己人了？充其量不过是个可以随时牺牲掉的“卧底”。 这种“古龙式”的情节逆转，金庸其实不常用，所以一旦用了，不光是《鹿鼎记》的转折点，也是所有金庸小说的转折点。 据老爷子说，他本想把韦小宝的结局变成因为赌博和被敲诈而破产，老婆也会背叛他。但如果是这个结局，明显有浓浓的道德教化或命运轮回的味道，走到了《天龙八部》的老路子上。 只有站在这个情节点上，我们才能理解，金庸为什么要把收山之作，写成这么一部非典型的武侠小说。 韦小宝试图逃避命运的选择，做一个骑墙派，两边都不得罪，所以他问心无愧，因为自己两边都真心出力。可这些“自相矛盾”的努力，注定会因为“对冲”而付诸东流。 《鹿鼎记》第四十六回，施琅率军攻破台湾，就是韦小宝命运的“隐喻”，施琅是韦小宝向康熙举荐的官员，台湾是天地会最后的据点，韦小宝拼了老命两头帮忙，可无论怎么努力，结果都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所以施琅向韦小宝道谢“提拔之恩”，韦小宝却一直在讽刺他，施琅一点都不明白：自己的战功越大，越是对韦小宝莫大的讽刺。 反武侠小说 大众流行小说，绝大部分人阅读的第一目的是消磨时光，所以情节最重要，其次是为了追求“代入感”，所以人物也很关键。但如果纯粹娱乐，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罪恶感，如果能在心灵上感受到一点主题的涤荡，那是再好不过了。 金庸后期的三部重要作品《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笔力都差不多，主题的境界也都很高，区别就在主题的表现上。 因为韦小宝不学无术的性格设定，他是永远都不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功败垂成的，所以《鹿鼎记》的主题始终处于引而不发的状态。 这么写，明显更高级。 主题这个东西，贵“隐”不贵“显”，《天龙八部》的佛教化主题和《笑傲江湖》的政治讽刺主题，意图都太过明显，反而不如《鹿鼎记》这么自然。 金庸果然从此绝笔，因为《鹿鼎记》已经是反武侠小说、反大众文学了，他还能折腾出什么新花招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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