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论述
 龙延
内容提要 江西诗派后学张“一祖三宗”之说，虽然远绍杜甫，但黄庭坚才是江西诗派的实际开创者，他正是通过学杜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貌的。他对杜甫的学习是全面的，也是创造性的，本文从思想内容、对前人遗产的态度、句法、音律、遣词用语的特色等方面对黄庭坚与杜甫作了全面的比较。对“唐音”“宋调”的同异承继关系，亦有所论及。
关键词 杜甫 黄庭坚 影响 唐音 宋调
杜甫堪称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但是他被人们承认也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中唐，虽有韩愈、元稹等人给杜甫以相当高的评价。但总的来说，杜诗还未获得广泛的认可。杜诗之显，至宋而极。产生于安史之乱前后的杜诗并不显于唐朝。杜诗不显于当世，并不等于无人学杜。相反，中晚唐学杜诗者，不乏其人，如白居易、皮日休、杜荀鹤、罗隐等人。安史之乱，唐帝国兴旺发达的气象一落千丈。中唐人虽有中兴之梦，无奈力不从心，底气不足；晚唐人更徒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叹。在这种氛围的笼罩下，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与失望，消磨掉了诗人们生活的豪气与激情，诗歌的内容多转为个人情怀的细细吟咏，或转为愤懑之音，总之，对国家社会的关注大大削弱，对杜甫的理解也比较片面，所以，杜甫少为人关注和推崇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中晚唐时期，给杜甫最高评价的是元稹，他的《杜工部墓志铭》云：
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主要着眼于具体的技艺手法，且集中在“铺陈”、“排比”、“属对”等方面，大约与元稹的个人艺术偏好有关，虽不能说毫无所见，但片面与肤浅是一望可知的，难怪元好问嘲讽他说：“少陵自有连城璧，争耐微之识趺。”
孟棨，其《本事诗》“高逸”条云：“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评价虽高，然其着眼于杜甫者仅停留在记录史事的一面。
宋初，杜诗仍未显于世。宋初诗人多取法中晚唐诗人。《蔡宽夫诗话》“宋初诗风”条云：
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禹 )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亿)、刘中山(筠)、钱思公(惟演)专喜李义山(商隐)，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杨亿)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
所学中晚唐诗人中，独遗杜甫。杜诗为宋人所重，约在仁宗庆历前后。《蔡宽夫诗话》“宋初诗风”条续云：
景佑、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文章显隐，固自有时哉！…… 老杜诗既为世所重，宿学旧儒，犹不肯深与之。
虽然杜诗已受到推崇，但是，诗坛的阻力还是不小。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大诗人登上文坛，这种局面才得以彻底改变。特别是黄庭坚，一辈子对杜甫最为推崇，学杜最下工夫，诗歌创作受杜甫影响也最深。黄庭坚学杜甫，还有家学的影响。《苕溪渔隐丛话》记载：
《后山诗话》云：“唐人不学杜诗，惟唐彦谦与今黄亚夫庶、谢师厚景初学之。鲁直，黄之子，谢之，其与二父，犹子美之于审言也。”[1]
在唐代诗人，甚至在历代诗人中，黄庭坚最推崇杜甫，他不仅肯定杜甫的忠义之气、忧国爱民之忱，而且在诗歌创作上力追杜甫。他称颂“杜子美一生穷饿，作诗数千篇，与日月争光”， [2]教人学诗以杜甫为指归，“欲学诗，老杜足矣”。[3]黄庭坚之师承杜甫可以说是时人及后世的共识。陈师道《答秦觏书》云：“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杜少陵，其学少陵而不为者也，故其诗近之，而其进则未已也。”[4]后来方回也说：“山谷诗宋三百年第一人，本出于老杜。”[5]“山谷诗本老杜骨法”。[6]他在《瀛奎律髓》卷三中还说：“老杜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黄陈学老杜者也。”
山谷对杜诗的潜心钻研与揣摩，在《山谷别集》卷四还保留了黄庭坚研究杜诗的部分成果《杜诗笺》，对杜甫诗歌中用典出处，及其名物制度等等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
“业白出石壁”
黄笺：《宝积经》：若纯黑业得纯黑报，纯白业得纯白报。
“山鬼独一脚”
黄笺：山魈出江州，独足鬼。
“画省香炉违伏枕”
黄笺：尚书郎入直，女侍史执香炉，烧薰护衣服。《汉宫仪》。
“仙李盘根大”
黄笺：唐太宗《探得李》诗云：盘根植瀛渚，交干倚天舒。
不仅从诗艺上学习杜甫的创作方法与技巧，从内容上学习杜甫的对现实的关怀，忠君爱国的情怀，而且就从学术方面，也有不少独到之见，多方面的努力有助于对杜诗的感悟与融会贯通。在《杂书》中亦有对杜诗的考订：
老杜云：“长长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胫。”往时儒者不解“黄独”义，改为“黄精”，学者承之。以予考之，盖“黄独”是也。《本草》赭魁注：“黄独肉白皮黄，巴汉人蒸食之，江汉人谓之土芋。”余求之江西，江西谓之“土卵”，蒸煮食之，类芋魁。[7]
黄庭坚对杜甫的崇敬，至老弥笃，他在流放在黔中时，生活困顿，但仍念念不忘搜罗杜诗，他在《刻杜子美巴蜀诗序》中说：“自予谪黔州，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8]当然，黄庭坚的学杜对他的诗歌风格的形成与诗艺的提高与成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黄庭坚本人对自己学杜的心得还是颇为自豪的，他曾在《观崇德君墨竹歌》不无自得地说：“见我好吟爱画胜他人，直谓子美当前身。”
在黄庭坚早年，受时代风尚的影响，可能更多的关注杜甫忠君爱国的情操。宋代的诗话中不乏这方面的记载。范温《潜溪诗眼》载孙莘老与王平甫争论杜甫《北征》与韩愈《南山》的优劣：“时山谷尚年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宋人也是这么看待他的，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说：“鲁直专学子美，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潘子真诗话》“山谷论杜甫韩诗”条云：
山谷尝谓余言：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
山谷作于元丰二年的《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对杜甫有全面的评价，可见山谷对杜甫当时的看法，诗云：
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
帝阍悠邈开关键，虎穴深忱探爪牙。
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
潜知有意升堂室，独抱遗编校舛差。
上引诸例表明：宋人对杜甫及其诗歌的发明在于其一饭未尝忘君的人格力量，也在于杜甫“发于性，止于忠孝”的诗歌创作。黄庭坚对杜甫的看法自然也受到了时代的影响。黄庭坚关注杜甫的忠义精神，诗史笔法。但黄庭坚对杜甫的诗歌技巧也一直至为推崇。杜甫主张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及一生对诗艺孜孜不倦地追求，黄庭坚也一向这么坚持。世人争议很大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说实际就是一个如何学习前人的问题。黄庭坚在《再答洪驹父书》中云：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点，点铁成金也。[9]
钱钟书评论这一看法说：“在他的许多关于诗文的议论里，这一段话最起影响，最足以解释他自己的风格，也算得上江西诗派的纲领。”[10]惠洪的《冷斋夜话》里又提出“夺胎换骨”之说：
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思，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这“夺胎换骨”的技巧可看作是“点铁成金”的具体运用，不过在山谷文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其总的要求是在词语上推陈出新，办法则是在前人传统的基础上或在词意上出新，或在用语上争奇避俗。其实，广泛地学习前人(当然包括杜甫)并不等于掉书袋，也不是说光多读古人著作就可以了。黄庭坚认为“读书破万卷”只不过是作诗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条件，就象拥有了一件利器，并不等于成功，“然则虽利器而不能善其事者，何也？所谓妙手者，殆非世智下聪所及，要须得之心地。”[11]黄庭坚主张为文要“无一字无来历”，一个重要的表现就在用典使事方面，他在《论作诗文》中说：“作诗句要须详略用事精切，更无虚字也。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12]。而用典的精确深密，正是山谷诗的一大特色。在黄庭坚的诗学追求中，如何使诗歌语言既能准确达意，又耐人寻味，一直是其关注的中心问题，而用事的精确深密正可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它能在简练的形式中包含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精当而又含蓄。如《类苑》指出：
鲁直善用事。若正尔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簿，今谓之堆垛死尸。如《咏猩猩毛笔》诗云：“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又云：“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精妙稳密，不可加矣。当以此语反三隅也。[13]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一对山谷用典亦赞赏有加：前辈讥作诗多用古人姓名，谓之点鬼簿。其语虽然如此，亦在用之何如耳，不可执以为定论也。如山谷《种竹》云：“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食薇瘦。”《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善于比喻，何害其为好句也。
黄庭坚广泛学习前人的优秀成果，而不泥古不化，无疑给后人很大的启示，在这一点上，他和杜甫有着同样的胸怀与成就。杜甫的所谓“集大成”也是在广泛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取得的。在初盛唐时对六朝诗人的普遍鄙薄风尚中，杜甫能给予他们以公允的评价尤其难能可贵。
庆历之际因儒学复兴而一度高扬的杜甫忠义之气，经激烈的党争之后至绍圣年间已日渐衰退。这也是黄庭坚谪居以来重视诗文法度的主要原因。在北宋新旧党争日趋激烈和残酷的环境中，文人当初“坐谈王霸了不疑”[14]的进取精神因此不断受挫，“立谈信无补，闭口出国门”[15]遂成为当日文人自然而然的选择。即使身在朝廷，并未真正“闭口”，其心态亦趋于忧畏一端，如元年间的二苏即是如此。元三年黄庭坚作《老杜浣花引》一诗中有云：“生绡铺墙粉墨落，平生忠义今寂寞。”意谓杜甫忠义之气和《浣花溪图》一样，在人们心目中已日渐消退了。既反映了他对时代的失望，也暗示了自己精神取向的转向。就黄庭坚本人而言，绍圣以来，先以史事得罪，后又因在荆南作《承天院塔记》，遭谗言再羁宜州。出于对朝政的失望与疏远，虽同为流落西南，他不可能象杜甫那样“一饭未尝忘君”，对朝廷大事念念不忘，黄庭坚更关注的是如何在逆境中培育自己的人格力量，在与世俯仰的同时保持自己的节操。元符元年，黄庭坚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云：“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所为也。”虽其中包含了许多隐忍酸痛，但这一创作态度还是决定了黄庭坚对现实批判精神较杜甫远逊。
在诗歌创作方面的不同表现，就是黄庭坚多潜心钻研杜诗句法音律，也常常示人以学习心得，如《与孙克秀才》云：
诗已遍观之矣，词章清快，易得可学之才也。请读老杜诗，精其句法。每作一篇，必使有意为一篇之主，乃能成一家，不徒老笔研、玩岁月矣。[16]
又在《答王子飞书》中称赞陈履常“天下士也”，就因为“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人不能当也。至于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论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时辈未见其比。”[17]对高子勉期许甚高，也因为高子勉作诗学杜已别有会心了，他说：“高子勉作诗，以杜子美为标准，用一字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而充之以博学，行之以温恭，天下士也。”[18]黄庭坚从杜甫的作品中总结出许多具体的技巧经验，运用到创作中去，并作为体验后的理论形成法度，将神秘的创作过程经验化、技巧化、具体化，去点拨提携后进。黄庭坚最讲求诗歌的 “句法”，他的“句法”不仅包括句子的结构，而且指运用语言的法则。对杜甫本人的诗歌，黄庭坚更偏爱其晚年作品，特别是夔州以后的诗篇。在漂泊生涯中，黄庭坚极为推崇杜诗几乎是“随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句律的精细以及由此带来的老境美，这一方面的言论随处可见：
黄鲁直自黔南归，诗变前体。且云： “须要唐律中作活计，乃可言诗。”以少陵渊蓄云萃，变态百出，虽数十百韵，格律益严。盖操制诗家法度如此。[19]
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20]
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21]
由上可知，绍圣以来黄庭坚所追求的是杜甫晚年“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诗法和诗境。“绳削”，指诗文法度，而“自合”则谓“能出于规矩之外”。所谓“无意于文”、所谓“句律精深”而“变态百出”，说的都是这一意思。
从艺术风格而言，宋人论诗，大多推崇平淡。黄庭坚亦莫能外，但黄庭坚的“平淡”，与杜甫联系最深，本来，杜诗的主导风格很难说是“平淡”，而且，杜甫也很少明确地将“平淡”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山谷对杜诗的评价，多少带有个人色彩的“误读”与“偏见”(当然，也是“洞见”)，山谷曾指出：“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22]他将“句法”与“平淡”相提并论，意味着他的诗学内部的矛盾统一，即由法则入手，最终进入直觉状态，由“拾遗句中有眼”，而最终合于“彭泽意在无弦”。这样，技巧就不再是遮蔽诗意的屏障，而是拆除屏障、消除“斧凿痕”的有效手段，“大巧若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苦心经营的“句法”也通过返朴归真的方式回归“简易”，臻于“平淡”之境。黄庭坚与苏轼在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方面的相同与相异方面，可以从他们各自推崇诗人杜甫与陶渊明身上得到一些启示。
黄庭坚为了摆脱前人束缚，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口号，作为写诗的不二法门。所谓“以俗为雅”，就是在诗歌创作中吸收俗语、口语，使诗歌变得矫健、拙朴，避免意象的陈旧和滑熟。所谓“以故为新”，就是对前人的诗歌加以模拟、学习，作创造性的转化，必然要求诗人转益多师，重视前人的文化成果，所以和宋人的“以学问为诗”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陈师道总结道，学杜必须以山谷诗为阶梯，因为黄诗有规矩法度，而这规矩法度又是从杜诗中总结出来的，学黄有得，便可“时至而骨自换”。他说：“今人爱杜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象之，非善学者；学者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学者体其格，高其意，炼其字，则自然有合矣，何必规规然仿象之乎？”这些意见，也告诉我们，对黄庭坚的学杜，我们不能单纯从字词、句式上去理解。
人们常称道杜甫诗歌的工整、细密，但杜甫同时不避拙句、俚语，诗人在情感切至处，常“不避粗硬，不讳朴野”，将平凡的生活琐事直接写入诗中，如“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北征》)等等，用语直拙凡俗，在那些高雅之士看来，难登大雅之堂，但诗人信笔直下，毫不顾忌。诗人还经常使用口语方言，如黄彻所说：“数物以个，谓食为吃。甚近鄙俗，独杜屡用。”老杜这样有意为之，其目的一在于存真，在于更直切而不加掩饰地表现生活和思想感情，另一方面则有意避免过分的精致和圆熟，显示出一种质朴真率的力度。张载在《岁寒堂诗话》卷上说：“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也就是说，粗俗语是诗歌返朴归真、重臻古典境界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还应该看到，杜诗很少整首都是这样直拙或粗俗的(特别是律诗)，往往在需要特殊表达效果或与锻炼工致的语言放在一起，起到相互映衬的作用。黄庭坚的诗作，也有意一种“拙朴”的表达方式，使用俗语、俚语，散文化的句式，如他自己最为得意的《题竹石牧牛》诗中就用到“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这样的“笨句子”，《跋子瞻和陶诗》亦写道：“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山谷诗中甚至频频用到歇后语或借代语，如“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眼见人情如格五，心知事世等朝三”。还采用官府公文中的套语，《赠李辅圣》诗中有“旧管新收几妆镜”之句，任渊注云：“旧管新收，本吏文书中语，山谷取用，所谓以俗为雅也。”
从诗体而言，黄庭坚对拗律的偏爱显然深受杜甫影响。杜甫是有意识用拗体写律诗的第一人，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据《瀛奎律髓》的统计，杜诗一百五十九首七律中，拗体只有十九首，而且没有拗得太甚的例子。而黄庭坚则大大地发展了杜甫的这种诗体，在黄诗三百一十首七律中。拗体就有一百五十三首，竟占了七律的一半强。清人施补华云：“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山谷学之，得其奥峭。”(《岘俑说诗》)宋人吴可云：“七律诗极难做，盖易得俗，是以山谷别为一体。”(《藏海诗话》)所谓“别为一体”，即指拗体而言。《王直方诗话》“山谷佳句”条记载说：“山谷谓洪龟父云：‘甥最爱老舅诗中何等篇？’龟父举‘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及‘黄流不解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以为绝类工部。山谷云：‘得之矣。’”洪朋所举两联的“绝类工部”之处即它们都是七律中的拗体，可见黄庭坚对此也是颇为得意的。拗律的大量使用，和黄庭坚奥峭瘦硬的诗风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黄庭坚认为学杜并不是字摹句拟，亦步亦趋，必须要创造性地融会贯通。他在《答秦少章帖》中说：“有人问：‘老杜诗如何是巧处？’但答之：‘直须有孔窍始得’。”[23]方东树《昭味詹言》中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山谷之学杜，绝去形摹，尽洗面目，全在作用，意匠经营，善学得体，古今一人而已。”又说：“欲知黄诗，须先学杜；真能知杜，则知黄矣。杜七律所以横绝诸家，只是沉著顿挫，恣肆变化，阳开阴合，不可方物。山谷之学，专在此等处，所谓作用。”
人们常常谈到“唐音”“宋调”的差异，杜甫是唐诗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而宋诗面目的全面形成要等到苏轼、黄庭坚的诗艺的成熟，特别是黄庭坚以自己丰富的理论与创作，开创了江西诗派，几乎笼罩了整个宋代。耐人寻味的是，黄庭坚恰恰是对杜甫诗艺的全面总结与继承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的。这对我们如何对待前人的文学或文化成果，应该有不少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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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宋·黄庭坚.与王观复书[A].山谷内集:卷十九[M].四部丛刊本.
[23] 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十八[A].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1866.
作者简介：龙延(1966-)，男，湖南隆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典文学与佛学研究。
原载：《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第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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