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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诸葛诗”与其仕宦心态

 江山携手 2018-11-22
杜诗论述

杜甫“诸葛诗”与其仕宦心态

徐建芳傅绍良


内容提要    杜甫一生写了二十多首“诸葛诗”,从这些“诸葛诗”中可以发现,不同时期,杜甫审视诸葛亮的角度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又与他自身仕宦心态的变化是一脉相通的。可以说,杜甫在“诸葛诗”中感情的变化就是他自己仕宦心态变化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关键词    杜甫;“诸葛诗”;仕宦心态



    杜甫一生功名事业心极强,因此对那些风云际会、乘时建功立业的人物特别欣羡。三国时那“三顾茅庐”的风流佳话就成了他心向往之的理想境界。而诸葛亮更成了他心仪的偶像,在诗作中或隐或显地提到他二十多次。但如果仔细研读这些诗作的话,可以发现,杜甫在不同时期审视诸葛亮的角度是不同的,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欣羡到同情再到理智地以“时”“命”来解释他的功败垂成的心态变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正与他自己仕宦心态的转变暗相契合,可以说,“诸葛诗”是杜甫仕宦心态变化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体现。


一、不阻蓬荜兴,得兼《梁甫吟》

    青年时期的杜甫尚未遭受重大的人生挫辱,对未来充满了绚丽的幻想。因此他审视诸葛亮时主要是艳羡他与刘备风云际会、鱼水相得,成就不朽功名的千载殊遇。杜甫在诗作中第一次涉及到诸葛亮的作品,是天宝四载(745)游齐鲁时写的《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

新亭结构罢,隐见清湖阴。迹籍台现旧,气冥海岳深。     
圆荷想自昔,遗堞感至今。芳宴此时具,哀丝千古心。      
主称寿尊客,筵秩宴北林。不阻蓬荜兴,得兼《粱甫吟》。

    此诗是和诗。前三联记新亭景物,后两联叙登亭情事。结联说众人不嫌杜甫地位微贱,也让他参与此次聚会,使他有幸忝列达官贵人之间吟诗作对。“蓬荜兴”显出杜甫的自谦与感激,“梁甫吟”却透出杜甫的自信与远志。清代的浦起龙认为:“结联见同赋意,兼切齐州” (1)398。杨伦也说:“合到和诗,兼切历下。”(2)13 但我们只要追索一下“梁甫吟”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就可明了此诗中的“梁甫吟”并非只是巧妙地点出了和诗之事与和诗之地,而是杜甫此时内在情志的一个有意无意的流露。

    《梁甫吟》这一意象之所以引起历代文人墨客的特别关注起始于诸葛亮。据《三国志·蜀书》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3)9l1  其《梁甫吟》曰: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姜子!(4)81-82

    诗中所咏为春秋时期齐国国相晏婴设谋“二桃杀三士”事。王炎平先生对此诗的分析可谓深得其精神内核,他说:

    诗的作者对“三士”是赞叹、惋惜、伤悼;对于“晏子”,则是严谴。叹惋“三士”,言外寓含士人如何立身处世之思考;严谴“晏子”,言外寓含为相者如何用人及治国之思考。(5)11 “二桃杀三士”者,乃朝廷以功名利禄为陷阱也,亦士人以争夺功名利禄而自蹈于死道之悲剧也。(5)12 总之,诸葛亮《梁甫吟》之所寄寓,一为士之道,一为相之体。……盖悲士人立身处世之不易,讽为相之不仁也。(5)17

    诸葛亮之后的文人大都没能细究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所寄寓的多层深衷,大多错会为诸葛亮时暮失志,怀抱不得伸展的惆怅悲叹。加以诸葛亮此后的非常际遇,致使《梁甫吟》渐渐成了一个文人志士们抒写怀才不遇、渴望风云际会、乘时建功立业的极富象征性的意象。如李白在其《梁甫吟》中写道:

    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咳尔为徒劳。《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山兒)屼当安之。

    萧士赟评此诗曰:“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喻有志之士,何时而遇主也。“君不见”两段,聊自慰解,谓太公之老,食其之狂,当时视为寻常落魄之人,犹遇合如此,则为士者终有遇合之时也。……“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咳尔为徒劳”,又自慰解,当国者终须得人为用,必有遇合之时也。“《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山舁)屼当安之”,申言有志之士,终当感会风云,如神剑之??会合有时。(6)175

    从李白此诗对《梁甫吟》的引用来看,他对《梁甫吟》就主要理解为暂时韬光养晦,待时机一到即可大展宏图之意。他另两首与《梁甫吟》有关的《留别王司马嵩》、《南都行》也都蕴含此意。与李白同时的杜甫在引用《梁甫吟》时应该也寓含了此意。

    此诗是杜甫第一次下第之后东游齐鲁时所作。杜甫从小志向高远,如今科场失意,这对正锐意进取的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于是,他使气负性,“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过起了“快意”的游赏生活。而他的心却没有忘记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理想。这从他写于此时的《望岳》中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就可看出个中端倪。因此,在与文坛宿老们饮酒和诗时,那象征着早年矢志,后得殊遇的《梁甫吟》就成了既得体地切合到和诗之地,又委婉地透露了他内心情志的载体。

    这从杜甫其他几首引用《梁甫吟》的诗中也可得到证明。如《登楼》: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王嗣奭曰:“又及《梁甫吟》,伤当国无诸葛也,而自伤不用亦在其中。不然,登楼对花,何反作伤心之叹哉。” (7)1132  朱瀚曰:“又矫首以望荒祠,因念及卧龙一段忠勤,有功于后主,伤今无是人,……犹为《梁父吟》,而不忍下楼,其自负亦可见矣。” (7)1132  《上后园山脚》曰:“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黄金。敢为苏门啸,庶作《梁父吟》”,仇兆鳌说:“久客籍金,不得为苏门之长啸,而志士惜日,犹思作梁父之行吟,盖终不能忘情于用世耳。”(7)1648  《诸葛庙》:“忽忆吟《梁父》,躬耕也未迟。”仇兆鳌说:“躬耕未迟,盖借孔明以自况。” (7)1675  由以上可见,杜甫在引用“《梁甫吟》”时往往寄寓了自己的一片幽衷。《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中的《梁甫吟》正应如此理解。

    杜甫对诸葛亮君臣间之鱼水相得更是艳羡不已。如乾元二年(769),他在对肃宗彻底失去信心,弃官西去时写的《遣兴五首》其一中说:

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昔时贤俊人,未遇犹视今。
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垄底松,用舍在所寻。
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


    杨伦说:“此章言士不遇知己,则不得展舒其抱负,……虽有两古人作骨,却多说自家话。”(2)233-234 确实如此,在稚康和孔明的遇与不遇对照中,杜甫对自古以来生不逢时的先哲们倾洒了如许的同情之泪,而对孔明君臣间之鱼水相得又投注了如彼的羡慕之情!而孔明之 “有”的幸运正反衬出自己“无”的可悲。

    总起来说,艳羡于诸葛亮的风云际会、得遇明君,代表了青年时期杜甫审视诸葛亮的角度。


二、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但当乾元二年(769)底杜甫漂泊到四川后,他审视诸葛亮的角度就发生了转变。不再一味地艳羡他的风云感会,而是看到了他壮志未酬、身先殒落的悲剧性一面。这种心态转变可从他一到成都就去拜谒武侯祠时所写的《蜀相》中看出来: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前两联“柏之森森”、“草自春色”、“鸟空好音”的环境描写,一入手就渲染出一片凝重肃穆、人去屋空的凄清之感;颈联凝炼地概括了诸葛一生的匡时雄略和报国深衷;尾联则把自己对诸葛亮新的理解淋漓尽致地倾泻出来。清人金圣叹说:丞相受眷于先,并效忠于后,虽不能混一天下,成开济之功,然老臣之计、老臣之心,则如是也。……后世英雄,有其计与心而不获见诸事者,可胜道哉!在昔日为英雄之计、英雄之心,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泪矣。(8)96

    明人王嗣奭曰:(孔明)乃以伊、吕之具,出师未捷,身已先死,所以流千古英雄之泪者也。盖不止为诸葛悲之,而千古英雄有才无命者,皆括于此,言有尽而意无穷也。(9)120

    杜甫自小立志高远,“窃比稷与契”;再加上他生活的前期是“盖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稷契”(7)2152 的“开天盛世”,因此,在他看来,稷契之梦的实现只是唾手可得之事。然而,他在长安耗费十年时间寻求入仕途经,却只勉强得一卑职;他为了国家中兴大业上疏直谏,却被视为琯党而遭外放;残酷的现实使他不能不正视稷契之梦的破灭。在委屈、等待后,他只好弃官而去。他是在几近绝望之下流落到成都的,因而一见到诸葛祠庙,那无法排遣的深悲剧痛就喷涌而出了。诸葛虽说得遇明君,但他呕心沥血的“兴复汉室”宏愿在有生之年同样没能实现、赍志而没;岂不和自己终身不用,无由实现稷契之梦一样是人生的最大憾恨?于是,那“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剧痛就油然而生,老泪纵横地唱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令千古壮志未酬的志士仁人扼腕叹息的哀歌。正是杜甫有了这种切身的人生体验,所以当他再度审视诸葛亮时,才发现了诸葛的人生悲剧,仇兆鳌说: “能以吊古之情,写用世之志,足令千年上下,英雄堕泪,烈士服膺”(7)1356 可谓的评!

    这种心态在大历元年(766)初到夔州时写的《武侯庙》、《八阵图》中也有所显露:

武侯庙           

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         
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7)1277


八阵图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7)1278


    前诗先写祠庙周遭环境:年久失修,丹青脱落,烘托出一片荒凉破败的萧瑟氛围;接着由身后的凄凉又联想到他生前那忠勤报国、披心沥胆的忠贞义行;在这前后不成比例的鲜明对照中,一股深深的哀情弥漫于字里行间。这样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杰出人物,犹不免最终消逝于滚滚历史长河之中!杜甫势必会同时联想到自己的人生遭遇,他一生“窃比稷与契”,矢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却终身坎壈不遇,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反差岂不和诸葛亮身前身后的凄凉同一性质吗?

    后诗前两句从全局和具体两方面赞颂了诸葛亮一生的丰功伟绩。但后两句的情调就与此迥然不同,周锡韛先生说:“后段睹‘阵’怀人,为武侯功业未竟而叹惋,犹《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意。”(10)57 可谓深悉其旨。据刘禹锡《嘉话录》所记:夔州西市,俯临江沙,下有诸葛亮八阵图,聚石分布,宛然犹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澒涌滉漾,大木十围,枯槎百丈,随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诸荡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近六百年,迨今不动。(7)1279

    这历经数百年长江洪流的冲击却依旧岿然不动的八阵图石堆,似乎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遗恨的象征。金圣叹说:

    “八阵图”,垒土作八行,在鱼复浦平沙上。……设此隐以制东吴寇蜀之路。盖东和孙权,北拒曹魏,乃孔明三分胜算。……而不谓关羽奋一朝之勇,失之于先;先主又逞一击之忿,失之于后。……其至今遗恨者,不亲吴而欲吞吴,究反被吴所败。其失孰甚焉?失阵图之意,而空存阵图之名,非孔明之遗恨而何?(8)165-166

    即使诸葛亮一生智慧超群,创造了这一神奇莫测的军事阵图,但终因不能劝阻刘备的吞吴盲动,使其联吴抗曹的战略计划遭到破坏,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成了千古遗恨。另外,据学者分析,诸葛亮的遗恨还不仅仅在此:身为一国之相的诸葛亮在这国家生死存亡关头,竟然不能阻止曾称得到他“犹鱼之有水也”的刘备,并悲叹“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矣”(11)卷69,2205,言外之意,刘备这时已不再信任他,他的谏言根本不会被采纳。王夫之曰:

    谈君臣之交者,竞曰先主之于诸葛。伐吴之举,诸葛公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公之志能尽行于先主乎?公之大节苦心,不见谅于当时,而徒以志决身歼遗恨终古,宗泽咏杜甫之诗而悲惋以死,有以也夫!(12)264

    王夫之还说:乃武侯且表于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项,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粟,以负陛下。” 一若志晦不章、忧谗畏讥之疏远小臣,屑屑而自明者。……先主之疑,盖终身而不释。……不然,公志自明,而奚假以言明邪?(12)277

    身为一国之相而须防猜避嫌,足见其同刘备父子关系的疏离。子夏说:“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13)403处此嫌疑之地,纵有丹诚忠谋,也终难为人信用!非遗恨而何!“精神还仗精神觅”,杜甫所以能发现孔明如此深幽难言的苦衷,可说是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安史乱中,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叛军占领的长安逃向皇帝所在地——凤翔。对此,黄生说:“公若潜身晦迹,可徐待王师之至,必履危蹈险,归命朝廷,以素负匡时报主之志,不欲碌碌浮沉也”(7)349。确实道出了杜甫此行的真实动机。肃宗有感于他不畏生死投归的忠心,授予他左拾遗,担当起了拾遗补缺的职责。当月,宰相房琯因受门客牵累被罢相。他认为因小事而罢免朝廷重臣实在不妥,因此犯颜直谏,以为“罪细,不宜免大臣(14)5737,竟至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14)5737。后经张镐等人相救,杜甫才免遭不测。房琯事件后,“帝自是不甚省录”(14)5737,并把他目为房琯一党,开始冷落他。乾元元年(758)六月,随着房琯等人的贬黜,他也被外放。他的忠心换来的却是残酷无情的打击,正可谓忠而见疑、忠而被弃。这些当时不易明言的幽愤在杜甫后期的诗作中还是有所发露的。如其《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即知肃宗后来对杜甫的态度,及杜甫当时的愤懑无奈;《忆昔二首》其一曰:“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劳心焦思补四方。”伤痛肃宗失德,李辅国与张良娣持权禁中,朝纲不振,贻误战机,给后世留下无穷后患,等等,在这帮昏君佞臣所掌握的朝堂里,杜甫的一腔报国热血只能付之东流。岂不与诸葛之不被刘先主信任,使他“兴复汉室”的忠贞夙愿半道夭折一样是人生之最大憾恨吗?泣诸葛,乃自悼也!

    陆游说杜甫:“落魄巴蜀,感汉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复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15)卷1 7确实,这些诗与其说是在为诸葛绵绵无绝期的渊深岳重之憾悲悼,毋宁说是在为包括杜甫自己在内的那些壮志未酬的志士仁人一洒同悲之泪。


三、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时须

    大历元年(766),当杜甫在夔州安顿好之后,养病之余,寂寞的他开始回顾一生遭际,写了许多追怀忆旧之作,如《八哀诗》、《往在》、《昔游》、《壮游》、《遣怀》、《秋兴八首》等。从少年得意到老年飘零、从辛苦求仕到意外入仕、从感恩受职到无奈辞官、从个人穷通到朝廷兴亡、从今人悲欢到古人成败……杜甫对历史、现实追忆着、思考着,他不可避免地去推究宇宙、人生的命运和规律,这使他的认识层次又得到一个飞跃性的提升。同时,他对诸葛亮人生遭际的审视也出现了另一新倾向。他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具体情事,而开始从整个宇宙、历史的宏观视界去探究人生的成败得失、贵贱穷通:不再盲目地或艳羡或悲痛,而开始理智地研析人生之谜,勘破了“时”“命”对人生的不可抗拒的绝对权威性。这种认识角度在大历元年(766)秋以后所写的涉及诸葛亮的诗中都有所流露。如大历元年秋在夔州时写的《谒先主庙》:惨淡风云会,乘时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经纶。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杂耕心未已,欧血事酸辛。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

    仇兆鳌评到这首诗的时候说:霸气二句,言天命去而汉祚终。……《杜臆》曰:“蜀汉不兴,以霸气歇、历数屯,天限之也。”(7)1353

    诸葛与刘备间的风云际会乃时势使然,因此,尽管他们戮力共济,无奈“霸气歇”、“历数屯”,时运已去,“北定中原”的愿望只能化为泡影。在《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中,杜甫更加明晰地表达了“命运”对人生事功的限定、制范作用: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诗的前三联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作了极度赞颂。他名满寰宇、永垂不朽,三分功业,在他只是百施其一而已;他超人的才智胆略只有商、周的伊尹、吕尚差可比肩;他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使汉初的萧何、曹参相形见绌。杨伦曾说:

    武侯才品之高,如云霄鸾凤,世徒以三分功业相矜,不知屈处偏隅,其胸中蕴抱百未一展,万古而下,所及见者,特云霄之一羽毛耳。(2)653然而遗憾的是,尽管诸葛具备了自古以来所有的才能、智慧,对“兴复汉室”的宏愿矢志不渝;但时运转移,他也无力回天,只落个壮志未遂身先死的悲壮结局。俞浙曰:

     孔明人品,足上方伊吕,使得尽其指挥,以底定吴魏,则萧曹何足比论乎?无如汉祚将移,志虽决于恢复,而身则歼于军务,此天也,而非人也。(7)1506

    周甸曰:

    罗隐《武侯祠》诗:“时来天地虽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吁!汉运告终,天啬其寿,是不能尽展其才,以光复大业。(7)735

    王嗣奭曰:直因炎运已穷,人力难挽,故恢复之志甚决,而身歼于军务之劳,有才无命,止垂空名……公自许稷、契,而莫为用之,盖自况也。(9)281

    确如其言,杜甫一生才智浅吗?看他“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的志向小吗?看他“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他对皇帝不忠吗?看他至德二载(757)不畏艰险地从安史乱贼中拔归就知他的一片赤胆忠心。然而,一切奋斗、一切挣扎都成子虚乌有。他仍摆脱不了“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穷困潦倒命运,他仍无缘受知于君王,他仍得“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四处逃难;面对“此生遭圣代,谁分哭穷途”,“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难齐”,这无法推究的不平世道,杜甫只能接受传统意识中积淀下来的不能解决问题的解脱办法——安命。杜甫在诗中最后一次提到诸葛亮是大历四年(769)漂泊湘潭时写的《别张十三建封》,“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时须”,君臣能否相遇相得是有一定命分决定的,管、葛的出现也是时势所须,不可妄求。此诗可说代表了杜甫一生对穷通际遇的最后总结。

    精神上的彻悟都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使人们摆脱对自我的执著。”(16)151  正是在对命运的不可抗争性的体认中,杜甫逐渐摆脱了功名仕途对他的拘牵;以忘怀荣辱、任运随化的心态来对待人生的沉重苦难;不再怨天尤人地控诉人世之不公,不再作无补于事的抗争;他安命了:“侧身天地更怀古,回首风尘甘息机”(7)1109、 “洗眼看轻薄,虚怀任屈伸”(7)1129、 “余今委修短,岂得恨命屯”(7)1621、 “贫贱固其常,富贵任生涯”(7)1644。 “安命”心态使杜甫即使在绝境中也能超脱苦难,以一颗审美的心态去欣赏人生、自然中的一切现象,也给其诗作增添了一些通透亮丽的风景,使其诗歌异彩纷呈。




参考文献:

(1)(清)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8.
(2)(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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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王炎平.释诸葛亮“好为《梁甫吟》”[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6)(清)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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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清)金圣叹杜诗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9) 王嗣奭.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0) 周锡韛.说杜三题[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12)(清)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3) 刘宝楠.论语正义[M].上海:上海书店,1996.
(14) 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5)(南宋)陆游.渭南文集:东屯高斋记[M]//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200册).
(16) 斯特伦.人与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徐建芳(1976-),女,河南南阳人,博士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9月第34卷第5期  
 

杜甫“诸葛诗”与其仕宦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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