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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差异的根本原因，源于两者对人性的善恶的不同认识。 中国古圣贤认为，人之本性良知，无善也无恶，只是具有知善知恶的辨别能力。但到了孟子，成了人之初，性本善。明代阳明先生好不容易纠正过来，却没能引起足够重视，昙花一现后，又消声匿迹。 而西方以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为代表，认为人性本恶。尤其是基督教出现后，整个中世纪都以为人性是恶的，带有原罪，因此必须用忏悔、赎罪的方式，以获得灵魂的今世拯救。无论是原罪，还是忏悔，都是以人性恶为基调的。 到了近代，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的不少哲学家、思想家和心理学大家，开始深层思考，变得越来越理性，认识到了人性的无善无恶和知善知恶之能力，因此出现了很多哲学流派，其中就包括实用主义和实验心理学。 而在中国，经过近现代的一系列深重灾难和惨痛教训后，我们也开始重新审视先贤们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去除糟粕，汲取精华，与时俱进，正本清源，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添砖加瓦。我们必须承认，西方文明确实造就了很多新事物、新理念，是科学和民主的提出者和倡导者，甚至现代化中的不少东西也是经由西方文明传播过来的，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西方文明完美无缺？是否就是说我们中华文明过时了，抑或对世界的进程作用不大了？是否意味着我们在中西文明对比，以及或融合或对抗的过程中，败下阵来？中国儒家的传统在未来的世界发展中，是否有大有可为之处？我们的哲学和人文环境，是否能抛弃那种自我狭隘主义以及历史决定论，进入一种囊括全人类幸福的大格局和大框架中，进而培养起一种具有全球治理、宇宙视角和命运共享共担的大爱能力呢？ 对于这些问题，清华人文学院教授杜维明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起来看下。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原为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议题，即“精神人文主义”。我曾于198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了八个月, 因此很荣幸能重新回到这里阐发自己的思考。我认为, “精神人文主义”是一个正在涌现的全球性领域——当然, 我提出的是扎根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 在宏观的视野上，这一思想关联着我们如何能够找到一条通向永久和平的道路、如何通过文明对话达成文化谅解、如何与地球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关系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即一种新的思想的出现，这就是基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 那么，儒家传统是否拥有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些问题的资源?“精神人文主义”是否能够 (抑或已经开始) 在当今中国涌现呢?以下是我的看法和理解。 “精神人文主义”这个议题首先产生于对启蒙问题的反思。在人类过去的几百年中，启蒙运动及其构想的人类整体计划，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大作用，财富和权利成为人们最关注的对象。而在启蒙运动之前人们所珍视的那些生活中重要的东西，则不再被关注。由此，世俗的人文主义事实上成为了主导世界的意识形态。所以，我们亟需在启蒙运动之后，对它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作出反思。这些不良后果包括：带有侵略性的人文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过强的欲望以及占有性的个人主义等等。 而在儒家传统基础上的“精神人文主义”则倡导“天人合一”的理念，则要求对天敬畏、对地球尊重和爱护，进而建立一种互相信赖的社群，并以天下太平为文明对话的目的。总之，“精神人文主义”特别强调和解与和谐的重要性。 儒家思想认为，“和”的对立面是“同”，而“和”的前提条件是“异”。这种认识与近五十年来兴起的女性主义、环保主义、多元文化论等所提倡的观念有不谋而合的地方。这样一种人文主义的出现，是我们设想“一个真正意义上永久和平的世界能否出现”的先决条件。 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具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国的、印度的、希伯来的、希腊的、古埃及的……，它们都提出了与现代的哲学、宗教、文化有密切关系的理念。而面对现在这样一个全球生态环境失衡、世界社会秩序重组的时代，世界上所有的精神文明都需要经过一个重要的转型或转变，以促成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的出现。每个人都可以信奉不同的哲学理念、信仰不同的宗教、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每个人其实都面对着当前世界的共同现状，也就是我们整体人类所遭遇的生存困境。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有一种特殊性的背景外，还要有一种站在人类整体高度的思考。所以，真正能够指引我们在21世纪生存并持续繁荣的思想，应该可以拓展我们从启蒙运动以来被狭隘化的心态，而获得一种更加深沉厚重的道德积蓄。其中最低的要求是，我们要能超越我们这个时代各种狭隘的特殊主义——世俗的人文主义就是其中一种，而在世界各地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也是其中的典型。 我们作为中国人，要想探索一种新的思想，不能脱离自己的传统。一种在中国兴起的人文主义，一定天然地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有关系，否则它将缺乏深沉的思想根基。而且，只有具有这种深沉的根基，它才能带给人们以当今这个时代所最缺乏的敬畏感。我们常说，年轻一代迫切需要敬畏感的培养，即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超越财富与权利的整体人类精神世界的敬畏，但如果这种敬畏感没有扎根于本民族文化之中，那么它是很难真正产生作用的。 我所提倡的基于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义”，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实现人类持续繁荣与昌盛的渠道，将有助于各种思想、宗教、文化传统发展出真正的公共意识，以解决整个世界和人类所面对的困境，而这也将有助于世界各国关系的改善。因为这种人文主义，要求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融通、互信与了解，这是对他者的一种尊重，也是最基本的人文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整体变迁。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文明体，通过不断重新发现、重新修复、重新建构自己，进而更新了自己。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不是过去和历史，而是一个生生不息、自我更新和净化的大传统。我们都正在参与这样一个工作，我们与历史正在对话中相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人发现了一种能与世界分享的重要的意义资源与宝藏,，它在中国仍将活生生地存在和继续。 西方将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作为人类在文明对话中的最基本共识，我的看法是，中国儒家传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适合作为文明对话的基础。我当然希望将自己认为最好的理念与他者分享，也希望他者可以接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利他主义；但是如果我过分执着，则会认为他者理应接受，倘若他者不接受，我不会认为自身有问题，相反会认为他者对我了解不够，从而会用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令他者接受，这样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冲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面看虽然是一个消极语言，但其背后却蕴含着积极的因素，它蕴含着了解他人、尊重他人、承认他人、互相学习、互相参照的精神；由此出发，文化沟通、文明对话就成为真实可能的。应当说，这种价值虽然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儒家话语提出，但它绝不是儒家独享的价值，也不是中国人独享的价值，而是达致真正的互惠沟通的道理，是人类整体遭遇当下世界困局时所不可忽视的、属于所有人的重要价值。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于很多价值的理解和西方不一样，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正义的价值和自由一样重要；同情比理性更有必要；人的责任，特别是一个人对家庭、社会、人类的责任，比权利更重要；礼治比法治更为基础；社会的和谐比个体的发展更优先……等等。而基于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义”, 则要跳出一种狭隘的、武断的、过分简化的处理方式，来建设一种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主义。所以，基于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义”要建构的是一种可以容纳众多重要价值的人文主义：我们既应注重关系、注重和谐、注重人对社会的责任，同时也应注重自由、注重法治、注重理性。 人类现在正处在一个多元现代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有西方所代表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也有中国所代表的、印度所代表的、非洲所代表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因此，我们需要对其他各个文明进行了解、学习，其目的并不是要放弃我们的根源性、特殊性，而是要把我们的根源性、特殊性扩大，扩大到可以包容和兼顾整个人类。因为只有能够包容和兼顾，才可能逐渐成为人类都认同的一种真正意义的人文主义精神。 在我从事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我发现儒家传统中的很多内容，不仅是关于地球的，更是关于整个宇宙的。如孟子所讲的“天”、宋明理学所讲的“天理”, 它们乃是从宇宙的角度来关怀人类，而这种关怀可以和世界各个文明发展出来的重要的“精神人文主义”相配合，以构成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未来的“精神人文主义”。也就是说，每个人在自己可以扮演的诸多独特的角色之外，还有一个无法选择的根本——每个人都是人。而我所提倡的“精神人文主义”, 就是试图从这个角度确立。 目前，我对“精神人文主义”形成了一个框架性的认识，谨提供给大家，作为我的一个结论。作为一个包容而综合的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分为四个不可分割的侧面： 第一是个人，指个人的身体、心智、灵觉和神明这四者的融通； 第二是个人与他者、与社群之间的健康互动，所谓社群包括家庭、邻里、社区、城市、国家、世界乃至更大的宇宙； 第三是人类和自然世界的一种持久和谐； 第四是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 一般我们思考人文主义时，只考虑前三个侧面，但真正的“精神人文主义”还应该包括人和天道的关系问题。 总之，现代中国除了给世界带来政治、经济方面的新道路和新机遇外，还应当在文化方面对世界有所贡献。而这个贡献所带来的成果当然并不是中国强迫全世界接受的，而是它更具有包容性、涵盖性和整体性，它是一条真正宽广的道路，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行走在上面。 （备注：本文摘选自简书，作者刘绍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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