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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医学人文教育的价值：提升医学人性 １．１人性的内涵与教育在人性发展中的作用 所谓人性，一是指人的性格；二是指人的属性。前者指人对人、物、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所表现出的心理特点；后者指人所具有的性质和本性。关于人的性质或本性，古今中外众说纷纭。一曰性善，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之心；二曰性恶，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如自私、贪婪、欺诈和残暴等；三曰无善恶，人既不性善也不性恶，人性是可塑的，是后天培养的，通过教育可以使人向善；四曰或善或恶，认为人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即世上既没有绝对善的人，也没有绝对恶的人，而是善恶、是非兼具，但人通过修身可以去恶兴善。事实上，人是社会中的人，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只是人性变化的前提或基础，不管人性善、性恶，但抑恶扬善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正是对善的追求，人类才能得以繁衍、发展和进步。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教育场域中，即便承认上述人性假设，教育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在本质上是追求善的，性善论者主张通过教育发展人性，性恶论者主张通过教育改造人性，性无恶善论者主张通过教育塑造人性，性既善又恶论者主张通过教育抑恶扬善。不管他们对人性持有怎样的观点，但都认为教育对人性有重要影响。从教育的本质看，其要义为“善”的影响，或使人向善。［２］应从生成论的人性假设出发，张扬人性中的善，使人性中的善从潜在状态转变为现实；抑制人性中的恶，把人的恶性矫正到理想的善行上来，引导人的善性自觉，这是教育亘古不变的使命。我国古语“苟不教，性乃迁”，明确地指出了教育在提升人性中的巨大作用。西方近现代教育也有类似的思想，如，康德深刻指出，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人是教育的产物。卢梭也指出，植物的形成由于栽培，人的形成由于教育。［３］从上述论说我们可以断言，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人善性的生成，成就人的“圆满人性”。 １．２医学人性与医学人文教育 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医生是最富有人性的职业。医学人性是人性中的善在医学领域的表现，具体来说，它是指按照人性的要求，认识、理解、关爱人，从人的自然本能方面维护人的生命健康，珍惜生命，善待生命；在社会关系方面公正、平等地给人以关爱；从人的精神方面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为人施以终极关怀。我国传统医学将医术称之为“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强调医生对病人要有仁爱之心、仁慈之心、仁义之心的仁者情怀；要求不仅要竭力为病人寻求治疗和缓解病痛的措施与方法，更要以同情、慰籍、关爱等态度和行为方式给予病人情感关照。正如大医孙思邈所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悲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就是对医学人性的精辟诠释。前已述及，教育对塑造人性有巨大作用，然而，教育又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分野，二者在人性教化中的作用却是不同的。科学的功能在于探寻自然规律、发现客观真理，科学教育使人达理、求真、重利，它虽能给人带来实在的物质利益，却忽视人的精神。而人文的主要作用在于关注心灵、陶冶情怀，人文教育使人通情、求善、尚美，它虽能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但不能给人带来实在的物质利益。正是由于科学的实用和人文的虚空，科学压倒了人文。长期以来，医学界也出现了“技术至善论”，高等医学教育也遭到技术主义的深度控制，出现了“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医学教育更多地关注先进诊疗技术的传授，忽视人的精神理念与个性的培养。于是，人的医学变成了病的医学，医学教育变成了针对病的职业技能训练。事实已经表明，忽视了医学所蕴涵的价值理性和人文精神，必然造成医生人文精神的式微和人性的淡漠。当下医学技术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人们对医学进步的回应却是“做的越好感受越坏”———专科化消解人的整体性，技术化忽略了人的心理，市场化漠视人的情感。殊不知，医务“不仅仅是一项专业性工作，还充满了对社会的理解、对人性的认识、对人尊严的尊重和对人生活目的的终极关怀”。［４］如果医学技术不以人文精神为其进行价值定向，它不仅不能造福于人类，甚至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这就要求高等医学教育不仅应重视学会“如何做事”的医学专业教育，也应该注重学会“如何做人”的医学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性的教育，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趣，以人的心性完善为最高目标。［４］它通过对医学生人文知识的传授、人文精神的熏染与浸润和人文情怀的培育，对医学生的态度、观念、精神进行教化，对医学生的行为进行归训，塑造和提升医学人性，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因此，高等医学教育应该一只眼盯着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向医学生传授医学科学知识和先进诊疗技术；另一只眼关注医学活动中的正义、公正、义务、美德、仁慈、责任、同情等，培育医学生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的感知、对痛苦的倾听与理解、对病人权利的尊重和对社会的责任，用医学人文教育消解医学过度的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抵御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遮蔽与侵害，重建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之间的平衡。为此，《全球医学教育基本要求》明确提出，要通过医学人文教育培养医学生的“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通过“医学知识、临床技能”和“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的协调发展，使得“专家”不只是流于“专技”，而由“专技进乎道”，重塑医学的德性与灵魂。 ２医学人文教育的进路：以医为核心整合人文教育资源 如上所论，提升医学人性需要医学人文教育，通过医学人文教育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精神，重建医学生内心崇高的生命意识和道德法则，使他们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交融、医术与医德并进，这既是医学教育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医学目的的必要条件。在这一点上，目前高等医学教育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如何通过医学人文教育全面发展医学人性、提升医学的人性自觉，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探索和深入研究。为了避免目前医学人文教育边缘化和外在化的倾向，医学人文教育应深入医学、置身医学，与医学融为一体，使医学人文教育真正成为医学的人文教育，这样的人文教育将不再是附加于医学的，而是医学自己的。 ２．１以医为核心整合人文教育课程，使医学生的医技充满人性关怀 医学不仅是关乎人的科学，也是一项社会事业。这就决定医学人文不仅涉及人文学科，也包括社会科学，这些学科对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无疑都具有重要价值，但医学专业的学制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既掌握精湛的医学技术，又提升医学人文素养。笔者认为，以医学为核心对上述人文社科学科知识进行重组、整合，是加强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如台北医学院开设“医学与艺术”课程，包括：“美”的概念在中西方美学思想发展史中的逻辑概念，美学范畴系统中之“美”“丑”“崇高”“悲剧”及“喜剧”，艺术、音乐、文学创作与医学的关系，天才之悲剧，莎士比亚作品内的医学，红楼梦里的疾病及影响，三寸金莲———从妇女的足痛到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屈原创作的源泉———抑郁症，曹操的头痛与他的性格，李白之死，杜甫的创作心理，贝多芬的耳聋，严复的气喘病与返本复古，宏通的心灵世界等共１６讲［５］。试图以医学为主线，用伦理、历史、社会、文学、艺术等方法探寻人性的本质、生命的价值和人性的崇高，涵育医学生的人文精神。又如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等，以病人和社会为主线，将医学伦理、卫生政策、医患沟通、行为医学、预防医学、文化多样性等内容整合起来，开设“医生、病人与社会”跨学科课程，其目标在于发展同病人相关的技能，并在医疗实践中同病人建立良好的关系。［６］这种打破原学科体系的课程设置，有利于医学生利用多门学科的方法、概念审视所学专业，达到开阔视野，培养综合能力的作用。鉴于许多高等医学院校人文教育师资等教育资源较为缺乏，开设这样高度综合的课程有较大的难度，可开设适度交叉、综合的课程，如，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卫生法学、医学文学等。通过上述课程的学习、讨论，使医学生了解生命、死亡，健康、疾病，快乐、疼痛，治疗、康复之于人类社会的意义，理解医学和卫生保健之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和道德责任，从而激发他们珍视生命、关爱病人、维护尊严的人文情怀，唤起他们对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执守，形成惠民济世、兼善天下道德人格。 ２．２充分挖掘医学内涵的人文元素，“以医载道”，使医学生医术与医德共生共进 医学人文教育不能仅仅通过医学人文课程教学，还应融入医学教育全过程。事实上，医学是研究人的生命和疾病过程以及影响因素，通过预防与治疗，保障和促进人身心健康的一门科学，它不仅仅是科学，更是人学，［７］医学科学本身也内蕴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可是，长期的医学专业教学只重视专业知识传授，只管完成技术任务，却缺少对生命价值、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等人文精神的培养，使医学专业教育成为“没有目的的手段”［８］。因此，医学专业课教师要清楚认识到专业教学不仅仅是传授医疗技术，更是育人，在医学专业教学中充分挖掘课程中内蕴的人文因素，自觉地以渗透的方式进行医学人文教育，在病例的分析中渗透医学伦理判断，将人文精神教育融汇于医学专业教学之中，使医学生人文精神与医学专业知识同步提升。临床实习阶段不仅是医学生掌握基本医疗技能的阶段，更是培养他们应有的职业态度、精神和行为的重要时期。因此，临床医生在临床实习教学中，不仅要从问诊、诊断、治疗等环节，也要从育人角度出发，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学生成为好医生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让医学生通过临床见习、实习所接触的典型病例，如治病救人与医院效益、延续生命与生命质量、遗传与优生、医患关系等，从道德、伦理、社会、经济、法律等不同角度去讨论、分析，使他们对面临的医疗难题进行一系列的道德思考，提高他们的道德选择能力和道德境界，使他们在临床实习过程中不仅提高了专业技能、学会了处理医患关系的方法，还增强道德感、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更高层面上理解、践行行医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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