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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学概念。一般指有关创作主体的天才、个性、情感和灵机。但在明清时代，又成为“性灵”派的创作主张。语见刘勰《文心雕龙》：“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宗经》）“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序志》）“性灵”一词，溯源于秦汉哲学，指的是生命之物的特殊自然本性。只有到了六朝，人们才把“性”与“灵”组成一个完整的文论概念，并明确其创作主体的义蕴。刘勰认为，“性灵”是指人性中本然固有的超出万物的灵气，即感觉、认识、思维和创造能力，以及相应内容构成的精神现象。文章是“性灵”所创造的，表现了人性的丰富内蕴，又反作用于性灵。“性灵”是文学写作最为奥妙精微的主体要素。后人继之加以发展。如钟嵘《诗品》称阮籍“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谓“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庾信《赵国公集序》谓文学创作“含吐性灵，抑扬词气”。他们不仅把“性灵”作为作家个人的精神风貌、情感、灵气这层含义，而且把它看作是文学创作中最主要、最直接的描写对象。这反映了六朝以来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它与儒家“诗教”咏性不咏情的传统相比，具有进步性。而如颜之推等则更进一步把“性灵”与创作“兴会”相联系，于是“性灵”取义又扩大到天才、灵感的艺术表现。唐高適《答侯少府》：“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发展到唐代以后，“性灵”已具有多层理论意义。但是，作为性灵派所提倡的“性灵”说的核心理论主张，则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当时，随着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新的哲学思潮勃兴，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意识日渐觉醒，文学中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礼教的新思潮、新理论，也同步产生和发展。于是，表现个人的精神世界和作家自我人格、理想和情趣，成了当时某些先进文人在创作中和理论上突出的中心。提倡“性灵”，成了文学自觉的又一表现。在李贽等影响下，公安派的代表袁宏道等一意标举“独抒性灵”之说，开创了中国文学史、文论史上的“性灵”派。再加上李贽、焦竑、汤显祖等与之相呼应，“性灵”作为一种流派主张，代表了反传统、求变革的要求，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同时注入了更多文学因素，表现出追求文学近代化的理论倾向。但入清以后，发展停滞，真到乾嘉年间经袁枚大力提倡，“性灵”说又日渐扩大其理论影响，为创作和文论注人了新的活力。其“性灵”特点有五：一崇天才，二贵独创，三重真情，四尚新变，五反教化。如《随园诗话》卷五云：“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其《仿元遗山论诗》云：“天涯有客太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又说：“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续诗品·著我》）他认为文学创作中有我无我是创作成败的关键所在，要害在于是否有至情或真情。主“情”是明后期文学解放思潮中的一面旗帜，其所言“情”，多缘于个人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和饮食男女的生命欲求。因而它同理学家之“理”、复古派之“法”，形成了尖锐对立。他们以为“性灵”是文学创作中最活泼、最丰富、最多样又最善变的主体因素。所以袁宏道、袁权等又赋予“性灵”以求新尚变的内容。其理论主要揭示了主体、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如袁宏道《与江进之》云：“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话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文亦今日之文而已矣。”袁枚《答沈大宗论诗书》也说：“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乃不得不变也”。另外，性灵派较注重文学的审美抒情特质及审美感染作用，而反对空洞说教，对“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也是一次批判和有力冲击，同时已逐渐透露了古代文论向近代文论变革的端倪。但是性灵派所抒之“情”，又因时代局限，多为个人生活的咏叹调，生活面狭隘，缺乏深刻的现实精神，此乃其弊病。（黄保真） ·性灵说 见“性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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