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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论文大焖锅的一篇推送 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即便中央政府有能力直接管辖某些地区，依然选择让其自治？中央政府又是如何决定是否将某些自治地区纳入直接管理的？由Michael Callen，Saad Gulzar，Arman Rezaee和Jacob N.Shapiro撰写的工作论文“Choosing Ungoverned Space:Pakistan’s Frontier Crimes Regulation”基于巴基斯坦的边境犯罪条例（Frontier Crimes Regulation ,FCR）实施范围的变化研究了英国殖民政府治理方式背后的决定因素 。
在殖民统治期间，英国采用了两种方式进行治理巴基斯坦。第一种是直接治理，表现在英国在该地区建立现代的政治和官僚机构，包括现代的法律和税收体系等；第二种是间接治理，表现在该地区根据边境犯罪条例（（Frontier Crimes Regulation ,FCR）来进行管理，即由英国指定的政治代理人和当地的族长会议来共同对法律事宜作出决定。英国殖民政府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决定对某地区采取何种治理方式。比如，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边界省份（North Western Frontier Province，NWFP），由于当地的气候和土壤不利于小麦生长，有限的小麦产量使得直接治理该地区收益很小，而该地区地处边境，繁重的安全支出又使得直接治理成本巨大，因此英国殖民者对该地区采取了间接治理方式。
作者认为，既然成本和收益决定了殖民政府会采取何种治理方式，那么成本和收益的变化也会导致治理方式的改变。1965年的绿色革命为检验这一猜想提供了契机。1965年的绿色革命提高了巴基斯坦整体的小麦产量，但对不同的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原本不适宜小麦生长，小麦产量较低的地区，相对于原本产量较高的地区产量增长更快。产量的相对提高会增加殖民政府直接治理这些地区的收益，因此增加其直接治理的激励。从而，原本小麦产量低的地区在绿色革命之后被更多地纳入了殖民政府的直接管理。作者采用DID方法对此进行了检验。具体而言，作者将所有地区分为小麦适应性高的高产地区和小麦适应性低的低产地区。实证结果验证了两点：第一，绿色革命之后，小麦适应性低地区生产率提高更快，从而使得该地区收入相对提高；第二，绿色革命之后，更多小麦适应性低的地区废除了FCR，即被纳入了殖民政府的直接管理。这一结果符合作者的成本-收益逻辑。从殖民政府的角度来看，在绿色革命之后，直接治理这些小麦适应性低的地区的成本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收益却因为小麦产量和地区收入的相对提高而相对增加。因此，殖民政府直接治理这些地区的净收益相对增加，从而有更强地激励将这些地区纳入直接管理。此外，从这些地区本身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更愿意被纳入直接管理。纳入直接管理之后，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道路、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支持。
为了检验DID方法的结论，该文进行了四个稳健性检验。第一，为了证明绿色革命通过影响不同小麦适宜性地区的生产率来影响实施FCR的地区的变化，该文使用了鹰嘴豆和其他农作物的平均适宜性代替小麦适宜性作为安慰剂检验，研究发现结果并不显著，说明绿色革命确实是通过改变了小麦的相对产量而发挥的作用。第二，为了证明绿色革命之前FCR实施范围的变化趋势在高小麦适宜性的地区和低小麦适宜性的地区并无差异，该文使用了绿色革命之前的3个年份做安慰剂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结果并不显著，说明平行趋势假设满足。第三，由于1965年巴基斯坦北部发生了印巴战争，战争也可能导致殖民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为了排除战争引发直接管理的可能性，作者选择了巴基斯坦南部的俾路支省作为子样本分析，发现绿色革命对废除FCR的影响效应加大。这说明，北部战争弱化了绿色革命的效果——如果没有北部战争的作用，绿色革命的效果将更加明显。第四，英国殖民者实际上将巴基斯坦分为了3类地区，分别是直接治理的地区、实施FCR的地区和土邦（princely states）。由于土邦地区实际上采用的也是间接治理方式且所占比例小，作者便将其归为实施FCR的地区，而这种做法可能会影响结果。为了证明该文的结论不受是否将土邦记录为实施FCR的地区还是不记录为实施FCR的地区的影响，该文将土邦的样本排除，结果依然没有改变，说明说明该文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
该文的贡献在于为以下事实提供了证据：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改变而不是内战或者严重的暴力冲突来对地区实施直接治理。更多内容，请点击左下“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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