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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有增:基于对话型师生关系的教师职业道德建构

2018-11-24  古渡纳川   |  转藏
   

社会发展过程中师生关系不是固化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师生关系发展变化,教师的职业道德要求也在发展变化。因此,在合作时代的背景下来分析师生关系是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课题。本文认为,在合作时代,一种新的关系即对话关系将变成师生关系的主导形式,这种变化将带来教师职业道德的变化和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之间要建构一种信任关系,只有如此,才能正确界定、发展和促进教师的职业道德。

 

合作时代对话型师生关系的形成

 

以我国传统文化形成的职业道德期待,是我国教师发展面临的职业道德文化环境。尽管,儒家文化圈是在我国农业社会形成的文化圈,然而它跟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并时刻在影响社会和生活的发展。与之相随,我国学校教育发展的教学过程所形成的师生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不能脱离这一文化环境来独立形成。具体而言,农业社会知识的起源、拥有和传播跟巫官、牧师、神甫、僧侣类神主体有关,因此,在此社会类型中的师生关系主要体现为神圣型师生关系。到了工业社会,基于平等和自由观念的形成、发展和普及,在知识传授过程中和教学过程中形成的师生关系慢慢趋向于体现平等关系;师生关系也慢慢脱离了神圣层面的意义。由于知识仅仅散布在印刷品上,而印刷品的传播途径是有限的,教师因为拥有书籍及其在知识方面的权威性,师生关系慢慢转变为以权威型为主导的师生关系。在信息化时代,知识的散布变为了网络式,基于网络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和发展趋势将促使师生关系发生重要变化。

 

在理论上来分析,引起师生关系变化的力量除了现实环境外,对人与人关系的认定成为支持师生关系变化的理论基础。在社会生活中,对话关系是一种最基本的关系,在合作时代,这种关系将越来越有普及性。人在生活方式上是对话的人,人是通过对话的方式来生活的。对人与人对话关系的界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也有很多经典的观点。在建构方式上,无论选择何种路径,生活在世界中的他人肯定是必须考虑的。对话是使人成为统一体的基本要素。关于你我之间的对话关系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白提出,“教育中的关系是纯粹的对话”。此外,巴赫金的论述将对话视为人类生命的一部分,在人类生活之中,“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因此,从对话关系出发来认定师生关系中的对话关系是符合逻辑的。

 

在实践层面,最早将对话应用于教学中的是苏格拉底,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史称“苏格拉底对话”,它是古希腊时期的产物。在这一教学方式中,对话具有特殊价值:它不是以揭示他人语言中的逻辑错误为目的,其积极意义是通过对话发现不同公民之间所可能具有的共同性。通过对话取得一致意见的方式既有政治价值也有教学价值。保罗·弗莱雷认为:没有对话,就没有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本文认为,交流的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包括辩论、争论、汇报、协商、沟通、报告和对话等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对话是交流的最高层次,没有交流肯定没有对话,但没有对话并不意味着没有交流。本文认为,这一观点可以简化为:没有对话,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在教育实践上,苏格拉底对话的应用有很长的历史。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莱奥纳德·内尔松是公开系统地实践苏格拉底对话教学法的第一人。他认为苏格拉底对话法是一种学习哲学的独特方法,并使苏格拉底对话法制度化,由此使其学生及政治伙伴可以继续研究。时至今日,这是一项极受重视的项目。苏格拉底对话中的师生关系肯定是一种对话关系。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对话关系,被看作是两个创造主体之间的交往、对话、合作、沟通关系,这种关系在教学过程中的动态生成中得到展开和实现。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下,多尔指出,学生和教师在探究知识的过程中是一种合作和对话的关系,他们相互对话,相互合作。对话关系为教学过程中的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合作关系促进了对话关系的形成。

 

将师生关系定位为对话关系重新建构了师生关系,并因此产生了新的价值。在师生通过对话合作探寻知识的过程中,教师的作用只限于如何让学生独立,批判反思性地接受有用的知识,教师变成学生平等的对话人和讨论问题的“伙伴”。也只有在对话的意义上,我们才能讨论教学相长的话题,基于独白的教学不能促进教师的进步。教师的提高,大多是自我学习的结果。可见,在对话型师生关系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得到了新的建构,平等关系、伙伴关系成为这种新的师生关系的重要特征。在合作成为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特征后,在这种新型师生关系中对话是最佳沟通方式之一,也可以成为最好的教育方式之一。

 

在对话型师生关系中建构教师职业道德面临的问题

 

职业道德活动的建构,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更不能脱离对师生关系的科学界定。在合作时代形成的过程中,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师生关系也必然要经过转型,因此,教师职业道德及其实践都会碰到很多问题。

 

其一,对话型师生关系中师德概念的界定。一般意义上,师德是对教师职业道德的要求。实质上,由于教师职业的独特性,教师是培养人的复杂主体,其培养对象和培养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职业的复杂性,除了教导学生探索知识以外,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是无限的、潜移默化的,教师的工作态度、爱好、习惯、言行等都渗透着教育。由于教师职业的复杂性,目前大多数关于师德的定义较为笼统和模糊。如果将对话型关系定位为教师和学生关系中的主导型的师生关系,将师生关系定义为对话型师生关系,那么对教师职业道德的界定必须从这一基本的关系出发。从对话型关系最本质的特征出发,才能合理地界定师德的概念。

 

其二,对话型师生关系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影响。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基于育人的前提来强调教师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在对话型师生关系中,对这种合理性的解释便不太充分。在信息时代,高校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已经非常多元化,高校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知识获取和成长资源获取多元化的前提下,教师只是育人的主体之一,社会、国家、企业、学校、家庭、伙伴、网络知识平台都是育人主体之一。从而,从育人重要性的角度来解释师德的重要性,其说服力也就越来越弱。随着慕课及其在线学习的出现,师生关系已经脱离了旧有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面授”时代的师生关系的本质,在线学习教育将知识市场化。本文认为,在线学习的过程中,知识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脱离教师“面授”而存在。如果学生视知识为商品来购买和学习,那么,师生关系也就体现为一种服务关系。“原有的师生关系被颠覆,供求关系决定师生关系,教师生产什么知识取决于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知识生产者角色让位于知识服务者的角色。”因此,要强调师德的重要性还需要进一步挖掘。

 

在对话型师生关系中,教师本身也得到教益;学生在被教育的同时反过来也在教育教师,教师与学生的合作与可使他们共同成长。在这一过程中,建立在“权威”基础上的论点不再有效。为了起作用,权威必须支持自由,而不是反对自由。从社会功能来看,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依据,只是在“整体上无限拔高师德的评价标准,可能会让许多教师的职业无形中背负上'不道德’的罪名”。因此,对教师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解释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开辟新路径。

 

其三,信息时代教师职业道德的建构路径。在信息社会,知识创新已经网络化、大众化。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协同创新、合作创新、知识创新和文明传承多元化的时代,将教师这一主体赋予其为道德文明的重要承载者依然有重要价值。但是,当知识的传播和知识创新的主体多元化以后,特别是随着知识的获取来源于知识产品,可以脱离传播知识的人而进行时,道德文明的传承就要发生变化。知识传承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后会产生新的现象,即在线学习方便了学习者,却隔断他和教师之间的联系,这种学习现象会导致新职业关系的形成,即基于知识供求的关系。这是一种新型的知识供求关系,这一新关系链条对教师职业道德的要求也发生变化。在严格意义上,单一的在线教育对于学生教育也是不合适的。

 

以信任为基础的教师职业道德建构

 

师德是教师最重要的素质,属于教师灵魂的一部分,师爱使学生感觉到温暖,产生愉悦情绪,激发兴趣,是教育力量。本文认为,教师对学生或者学生对教师的爱,本质是一种信任,这是分析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要素。

 

从逻辑链条来看,在教学形成过程中,建构和理解学校、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是信任。因为,对于任何家长而言,支持孩子上学是一种基于信任的特殊“投资”。具体而言,家长送孩子去读基础教育,再经过各种遴选方式把孩子送到大学,并无限期待他们在各个学习阶段认识、体会和确定自己的兴趣、积累经验、找到友谊,发现生活方向,并经过初步的社会化,使之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主体,都是基于对学校的信任之上。在经济意义上,除了义务教育阶段没有经济投入外;在大学阶段家长对孩子的投资是很多的。从经济行为分析,家长对学校和教师的信任表现为他们将学费交给学校,学校教育是一个可以信任的教育体系。在现代社会的教育过程中,学校教育过程中包含了国家、社会对学校的深厚信任;同样,学校对教师也寄予了深厚的信任。

 

具体而言,在宏观意义上,国家和社会对学校的信任是巨大的。这一点在全世界的国家中都得到了体现,这是宏观意义上的信任。在中观意义上,教师的教学和研究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学校作为一个组织对教师也给予了众多信任的,特别是对大学教师。在国外大学中,终身教授的设置首先要看作是社会和国家对大学教师的信任,其次才是对学术自由和创新的强调。如果我们将孩子的教育当做一个“产品”的开发过程,在这一点上,学校和企业相比存在着巨大的信任优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体现和承载着巨大的信任。

 

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期所形成的对话型师生关系,与工业社会独白式教育所形成的师生关系是有很大区别的。“独白式”教育实质上就是“知识专制”,教师的任务也是把知识作为工作的主要对象,知识成了中心,而学生处于教育的边缘。在这一过程中,师生关系的本质是服从,存在主客体的对立本质。基于对话的平等关系,对话型师生关系必然要消除二元对立的主客体思想,要极力消除权威和服从的思想,同时,还要消除师生间等级和不平等的思想。因为对话本质上是一个平等的交流和沟通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成功的对话型师生关系,要建立在面对面的对话的基础上或者心灵对话的基础上。当然,无论是面对面的对话还是基于心灵的对话,信任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建构信任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路径。

 

无论是在线教育还是面授,或者是混合式教学,如果我们认为教育中的对话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合作探究、沟通质疑,最终对知识形成共识的相互作用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信任会使对话双方更加感到在讨论世界的问题中他们是同伴”。所以,在合作的时代,信任是促使对话型师生关系有效建立的基础要素。如果没有师生间的相互信任,对话型师生关系无从建立,更无法有效发挥作用。我们认为,在合作时代,教师的职业道德的建立要遵循这条路径。只有建构了师生关系中的信任,才能去发展对话型师生关系;只有从信任的角度出发,才能界定、解释和发展合作时代可能出现的师德问题。因此,建构教师的职业道德要围绕信任的因素设计和展开。

 

【作者李有增: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


 原载《中国高等教育》


编辑:王    瑶

设计:马    杰

美编:王    瑶

视频:王弘扬

制作:王惠英

监制:李石纯

策划:唐景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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