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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学有关的古代美学概念。原是孔子对于礼乐与仁义关系的概括，后人引申来讨论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语出《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素，白色，绘画时用作底色。子夏所引之诗，见今《诗·卫风，硕人》，但“素以为绚兮”句为逸诗而不见于今本《诗经》。关于“绘事后素”句，后人有不同解释。郑玄注，“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情盼美质，亦须以礼成之。”以为是先敷彩而后布素。朱熹《论语集注》云，“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其说与郑玄有异。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则据朱说而加以发挥，译为“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今从朱、杨之说。在这里，孔子阐发《硕人》的诗意，谓绘画必须事先有素底，然后施加彩色。子夏受其启迪，很快悟到礼的内在实质，因而得到孔子的赞赏。礼是什么？在孔子看来，是仁义道德观念的物化形式，即其制度化，所以杨伯峻《译注》于此补充“仁义”二字，直接译为“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以后”。这补充有道理。孔子曾说过：“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都强调先仁义而后礼乐，仁义是内在的本质，礼乐则是外现的形式。人的内在本质——仁义道德充实，则自然外溢而发为礼乐之光彩。后代的文学家，根据孔子意思加以发挥，于是强调文学家的内在人格道德修养，启发后来人们对作家人品与文品关系的注意与研究，进一步又涉及创作中文与质的关系问题。质指思想内容，文指表现形式，内质外文，质先于文，文表现质。儒家那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文质彬彬”的传统文学观，就建立在质先于文、文为质服务——即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基础上的。这一观点，对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提出的“文附质”、“质待文”的观点，以为“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即本孔子之言而发。（蒋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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