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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见三国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于此见“气”对于文学创作和批评鉴赏的重要。以气论文，虽始于曹丕《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等，但有其历史必然性。先秦时期，人们认为万物皆由气所构成，人体亦不例外。不但以气解释人的生命、生理现象，而且以气解释人的精神、心理现象。如《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沽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其气指坚强的自信心、强大的精神力量；养气即进行道德修养以培养此种力量。又如《荀子·修身》提出“治气养心”之说，认为“血气刚强”、“勇胆猛戾”、“狭隘褊小”等性格、品质特点均与气有关。“治气”即矫正、改变性格。两汉时期，人们用气解释宇宙和人体、人性更为普遍，且显得较完整而有系统。如董仲舒说人有仁、贪之气，故有仁、贪之性（见《春秋絮露·深察名号》）。王充认为人之先天禀受，有天气、仁气、勇气等，因其所禀之多寡厚薄，遂有不同的品行。又认为人之所以有不同的才能，之所以有贵贱贫富，也都由于禀气不同之故。汉代人还常用土地之气不同来解释各地人民性质、风气之异。又有人用五行之气不同以说明人们气质之多样性。至汉末三国时期，随着上层社会品评人物风气的盛行，气的概念遂也用于评价、称道具体人物，如蔡邕称申屠蟠“禀气玄妙”（《后汉书·申屠蟠传》），称胡根“应气淑灵”（《童幼胡根碑》），佚名《中论序》称徐幹“含元休清明之气”，陆绩《述玄》称扬雄“受气纯和”，韦昭等《吴书》称虞翻“有高气”，杨戏《季汉辅臣赞》称庞士元“雅气晔晔”等。正是在此背景上，曹丕以气评论作家的性格、气质特点和此种特点体现于作品而形成的总体风貌。曹丕认为这二者是统一的。他称徐幹“时有齐气”，是说徐幹为齐人，禀受齐地水土之风气，性格舒缓，而其作品亦有舒缓风格。“公幹有逸气”，指刘桢为人少所拘忌，其作品亦有奔逸不羁的风貌。“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言孔融之为人既高风跨俗，其文章亦给人卓越不凡之感。曹丕又以气解释创作才能。《典论·论文》云：“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谓创作才能之高下，取决于先天禀气之清浊。气从此被引人文学批评领域，后来渐渐成为文论中的重要概念，其意义大体沿袭曹丕，就作家、作品两方面而言。刘勰《文心雕龙》称曹操、曹丕、曹植“气爽才丽”（《乐府》），称刘桢“气褊”（《体性》），均指作者之性格、气质而言。刘勰还把各种性格气质概括为两大类，说“气有刚柔”（《体性》）；又称建安诗人“慷慨以任气”（《明诗》），则指作者在一定条件下的精神状态。建安诗人遭乱流寓，内心激动不平，故情感尤为强烈，不可阻遏，喷发而出，即所谓“任气”。刘勰也认为作者的气质、精神状态与作品的风貌一致，即所谓“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体性》）。后世诗文评仍大量使用气以指说作品风格，如奇气、雄健之气、清拔之气、纵横之气、伧气等。又，气以盛大为美。如《文心雕龙》有“气伟而采奇”（《诸子》）、“气盛而辞断”（《檄移》）、“气扬采飞”（《章表》）、“骨劲而气狂”（《风骨》）等语，均指作品具有雄奇、劲健、昂扬的阳刚之美。而“素寞乏气”（《风骨》）则是说作品给人以萎靡不振、无生气之感。钟嵘《诗品》称刘侦诗“仗气爱奇”、“气过其文”，也是指刚健有力的风格而言；称陆机“气少于公幹”，是说其诗不如刘桢诗富于力量。至唐宋时，古文家也多有论气者，指作家的精神状态或文章的气势。他们往往将气与道、理相联系，认为道在气之上，气应受道的统帅和支配。他们所说养气，则多是指道德品质和审美情趣的修养。（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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