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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真的都见死不救吗？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一出惨剧发生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马路上，被一辆面包车撞倒、碾轧，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竟然对此不闻不问、漠然而去。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小悦悦被送到医院时，已接近脑死亡。21日凌晨，小悦悦离开了人世。 小悦悦事件被媒体披露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舆论纷纷痛斥麻木的路人和逃逸的司机，感叹社会道德的沦陷。有专家形容，当下社会国民道德感严重滑坡，就像刮起了“道德沙尘暴”；也有网友对此评论：“中国到了最缺德的年代”；也有人说之所以见死不救，那是“被逼出来的冷漠”，因为助人的善举一不小心反倒惹上官司，“好人无好报”使得人们的冷漠态度升温。 但社会舆论的热议和高调的道德谴责却忘掉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新闻媒体是怎么调查得出18个人见死不救的结论呢？他们在现场全程见证了事件经过吗？媒体报道“小悦悦事件”主要依靠一段事发当时的监控视频，日前，就有法律专家就指出，通过视频可以看到，事发当时大雨滂沱、天色昏暗，街上路灯还没有开启，每个行人都匆匆忙忙、无心他顾，还有人是骑着电车或摩托车经过的，而遭遇车祸的小悦悦不但身形瘦小，恰恰又穿着黑色上衣，在昏暗的街道上非常难以辨认。第二次撞到小悦悦的小货车司机就说，“天黑、雨大，真的没有看到小孩倒在地上。”因此，那些来去匆匆的行人未必就有几个能看见小悦悦被车所撞，人们的公愤和指责，很大程度上都是无的放矢，其事实无从确证。 经验推断不出真相 这确实令人猛醒，我们经常基于一些报道，就义愤填膺，对当事人进行猛烈的道德谴责，但却不愿深入追究：那些报道与事实本身有没有出入呢？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在“小悦悦事件”中，如果“见死不救”是个罪名，那18个路人岂不就要稀里糊涂被投进监牢吗？ 当然，“见死不救”要定成罪名很困难，法律本身需要讲究严谨的证据，即使路人经过现场，也很难证明路人就是看见了小悦悦的危险却不相救。 其实，在很多刑事案件中，虽然必须要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由于犯罪都是过去时，犯罪现场并不能重建，警察只能通过事后的证据来推断当时的情况，与“小悦悦事件”一样，也会出现与事实不相符的谬误，稍不小心就会弄出冤假错案。 1994年1月2日，湖北省京山县农民张在玉因和丈夫佘祥林吵架而失踪，同年4月，该镇吕冲村一水塘发现一具女尸，经有关部门检测，女尸的年龄、体征、死亡日期与张在玉吻合，后又经张在玉的亲属辨认，被认定是张在玉。无论是张在玉娘家还是当地居民直至警方，都一定认定是佘祥林泄愤杀妻，动因和尸体证据俱在。因此佘祥林被公安机关抓捕，并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刑15年。 可是，11年后的2005年，佘妻张在玉突然从山东回到京山，以前人们的认定全都错了，真相并不在人们自以为是的头脑中。法院至此才重新审理，宣布佘祥林无罪。 真相，要么是目击的，要么是经验上可推论印证的，总之是指人们确信已经发生的事实，但这种“确信”是靠不住的。以上两个案例中，都没有目击证人，人们从嫌疑犯与“死者”生前的矛盾以及被挖出的尸体，就轻易相信了一个谋杀的“真相”，可是“被谋杀者”竟然能在十多年后“死而复活”，足见经验推断多么不靠谱，真相并非那么显而易见。 目击证人不一定看到真相 经验推断不可靠，如果犯罪现场有目击证人，会不会就能确定真相呢？我们来看美国的一个典型错案。 1991年的一天凌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两个女孩在家中睡觉时，有人破窗入室，把她们捆绑起来强奸。事后，两个女孩向警察局报案说，那是一个黑人，好像是曾经在她们家干过零活的约瑟夫·阿比特。随后，两名被害人在警察的安排下进行了照片混杂辨认，认定即是约瑟夫所为。警察在案发现场提取了被害人内裤、床单和衣服等物证，上面有精斑等斑痕，但斑痕的DNA鉴定结论既无法确认是约瑟夫的，也无法否认是他的。 1995年6月，约瑟夫涉嫌强奸、入室盗窃和绑架案正式开庭。约瑟夫否认有罪，声称自己在案发那天上早班，没有作案时间。辩护律师还请他当年的雇主出庭作证那天约瑟夫确实是在上班，但是，由于距案发已有4年时间，雇主无法提供当时上班打卡等更有说服力的证据。结果，陪审团裁定被告有罪。法官判处约瑟夫两个终生监禁外加110年监禁。 约瑟夫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不断提出申诉。2005年，生物技术专家通过对当年的内裤、床单等物证重新进行精确的DNA鉴定，确认物证上的那些精斑不是约瑟夫的。经过法院漫长的再审程序，2009年，约瑟夫终于拿到了法院的无罪判决，至此，他已经在监狱里被关押了14年。 目击证人的证言一直是侦查和刑事审判的重要依据。然而，这些证言为什么常常不可靠呢？这其实是因为人的记忆并不像人们自认为的那么可靠，它并不能像摄像机或者照相机那样完整、客观记录下当时所发生的事，且不能对当时发生的事进行完美地还原。 而当人们在承受巨大压力时，尤其是受到暴力或者生命受到威胁时，记忆甚至会被扭曲。例如，被强奸的受害者由于在整个事件中受到身体和心理上的煎熬，她们的记忆就可能会被扭曲。这会使人们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目击证词的不正确。 有时，警方在把犯罪嫌疑人按5到9人排成一排要求目击证人指证时，目击者往往会受“心目中的坏人”形象影响而挑错了人，比如那些纹身、光头、戴耳环的男性，会让目击证人因嫌烦产生偏见，影响指正的准确性。 众所周知，美国的法律对刑事案件嫌疑人进行了非常周全的保护，比如：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任何证据的取得都必须是合法的，不合法的证据直接排除；任何证据都必须在法庭上经得起质疑……但就在如此严密的证据条件下，错案也无法避免，据美国法律专家推算，美国每年大约会出现几千起错判的案件。 既然真相这么难以追寻，我们在面对一个事件时，就更应该小心谨慎的下结论了。比如“小悦悦事件”，我们看了一个视频就臆断真相，然后来一场道德舆论审判的高潮，岂不滑稽？因此，不要轻易确信你已掌握真相，从而误伤无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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