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和珅帮忙,乾隆的私房钱都从哪儿来?

2018-11-25  mxb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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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是一个高明的皇帝,和李后主、宋徽宗们比,他艺术品位的差距有多大,政治才能优势就有多大。


在各路影视剧的塑造下,乾隆吃喝玩乐的形象被不断强化。乾隆确实不是个禁欲的皇帝,也不想扮演那样的角色。儒家经典本来就不提倡清教徒作风,《孟子》里就罗列过古代圣王贪财好色的事例,但只需要“与民同乐”,就不但不是污点反而是亲和力的体现。自幼熟读圣贤书的乾隆,当然深知这一点。


所以,作为一个努力打造完美统治者人设的皇帝,为自己的奢侈生活辩护的时候,一定会强调,自己花的,都是“内帑”节省出来的钱。


帑就是收藏钱财的府库的意思,内帑是皇帝个人的金库。这牵涉到一项古老的制度。汉代的九卿里,有大司农,也有少府,都管钱,区别是“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就是皇帝花钱,也要受限制,属于“军国之用”的预算,皇帝不能随便挪用于个人消费。


这套规则,当然很难完全贯彻落实,但只要存在就表明了一个姿态。


清代,户部管国家开支,内务府则服务于宫廷。当然,户部有责任每年都拨一定数量的经费给内务府。乾隆很贴心地进行了一次改革,裁汰了若干冗费,之后每年户部拨给内务府60万两。


60万两是一笔巨款,但乾隆盛世的年收入4000万两以上,而乾隆动辄是千百万两白银的开销,相比之下就显得非常有限了。乾隆三十四年,皇帝从内务府调100万两白银给户部保存,并说,如果户部也不缺钱,那就拿去用于云南的军需吧。


那么,内务府的钱,从哪里来呢?


常规收入里的花样

 

皇  庄

 

清代国家的财政收入,第一是地丁钱粮,内务府如果直接插手这项收入,那就属于吃相过于难看。不过皇室本身拥有大量的土地,也就是所谓“皇庄”,自然归内务府管辖。


乾隆一朝,也正是皇庄的鼎盛期。北京附近的所谓“畿辅皇庄”。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达到28594顷44亩,是整个清代的最高峰。


这些庄园不向国家纳税而仅为皇室服务,向内务府缴纳正项钱粮和各种鸡零狗碎:鹅、鸡、鸭、鹅蛋、鸡蛋、鸭蛋、红花、灯油、扫帚、麻绳等件,显然它们承担着供给宫廷基本消费的职能。

 

盐  业

 

真正让内务府获益巨大的,是食盐行业。


清代对食盐行业,是严格实行国家垄断的,所以销售价格,可以和产盐成本脱钩,绝对暴利。盐商成了巨富的代名词之外,官府当然也就可以收取巨额的盐税。


第一是正税之外还有许多杂税浮费。雍正年间,曾经大力加以革除,如湖广地区的“匣费”,当时的规定是12万两。但到了乾隆五年(1740)就增加到了24万两,到了乾隆中期更增加到60万两。


这些收入当然就大量流入内务府了。


第二,盐商要拿到经营许可和配额,也就是所谓“盐引”。


由于卖盐是暴利,所以盐引本身非常值钱,《儒林外史》里就写到,盐商们聚在一起,喜欢聊的,就是盐引(俗称窝子)价格的涨跌。


有些老资格的盐商,拿到盐引之后,自己根本不从事贩运销售,把盐引转租给别人,就可以获得巨额收益。


而通过这种方式获益最大的,不是其他任何人,正是内务府。谁拥有的盐引能够比内务府,也就是皇帝本人更多呢?所以内务府只需要盐引租给盐商,白银就滚滚而来。如著名的皇商山西范氏家族,曾经向内务府交纳“引窝银”64万余两,换取世袭贩盐的特权。而长芦盐商王惠民父子,在乾隆十九年被发现“一银两抵”,即把上缴户部的税银,同时充作应缴纳给内务府的利息。统计下来,短短数年间,他少交的银子,就达到35万两之巨。要是所有从内务府拿盐引的商人要缴纳的金额加起来,就非常惊人了。


第三,不管是不是从内务府拿到的盐引,盐商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还经常向内务府借钱。


跟皇帝借钱的实质,反而是送钱给皇上花。


如乾隆十三年,皇帝向两淮盐政提出:内务府有盈余的银子,存在两淮运库,应该产生相应的利息。朕东巡需要赏赐扈从,请送五万两过来,并且以后每年都要如此。两淮是全国最大的产盐区,两淮盐政也是最大的肥缺,所以对皇帝的这个要求,当然没有任何搪塞拖拉的理由。

 

铜镀金鎛钟,清,内务府造,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鎛钟是宫廷雅乐的重要乐器,多见文字记载,实物至乾隆朝才得见。


关  税

 

所谓榷关或者常关,是指古代征收商品通过税——不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出入境贸易——的地方机构,关税是乾隆中后期的第三大税收来源,年收入是四五百万到七八百万,约占国家总收入的12%。


从宣传口径上说,关税是“取商贾之纤微,以资军国之需”。榷关的官员和盐务系统一样,内务府包衣占据主导地位。各榷关或者派专人管理,或者有封疆大吏兼管,但无论采用哪种形式,往往和内务府都脱不了关系。


如浒墅关由苏州织造兼管,西新关由江宁织造兼管,北新关由杭州织造兼管,而这江南三织造,实际上是内务府的隶属机构。再如油水最丰的常关,近则如北京的崇文门,远则如广东的粤海关,都是牢牢控制在内务府手里的。


《康熙南巡图》之苏州浒墅关,清,王翚等作,绢本设色,纵67.7厘米,横2200厘米,现藏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物馆。浒墅关是清代前期全国最重要的税关之一,关税盈余一部分交内务府。

榷关和盐政的另一个类似之处是,各种陋规远远多于正税。虽然官员们首先考虑的往往是自己从各种苛捐杂税中获益,但源源不断向内务府利益输送,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南方的物资,通过崇文门运入北京。往来的商贩,赶考的举子,进京的官员,也都要从崇文门经过,因为入关往往要被刁难,就产生了各种段子。如说商民进城,为了省事,都早早在帽檐上放上一点钱,由税吏自取;如说一位山东的布政使大人进崇文门,因为付不起买路钱,干脆行李一丢不要了,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你总不能再跟我收钱了吧?


皇帝从崇文门的关税里获益多少?从他出手赏人的手笔就可以看出来。如大学士傅恒,乾隆十年到二十六年,皇帝拿崇文门盈余银赏了他13次,数额达十万零一千两。


崇文门是“天子北库”,与之相对,粤海关则号称“天子南库”。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撤销了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口岸定于广州”,所有与西洋的贸易,都在粤海关进行,史称“一口通商”。


广州的官员怎样对欧洲商人敲诈勒索,欧洲人有穷形尽相的记录。但与中国贸易诱惑实在太大,他们还是纷纷前来。乾隆曾经多次强调,开放广州的贸易只是对外国人的一种仁慈,对于中国本身并无意义。不论是当时的商人还是后来的西方学者,对这些说辞都毫不相信。有一种估算,乾隆后期,粤海关的收入每年都有至少85万两白银进入了皇帝的私囊。《剑桥中国史》用讥讽的口吻说:“海关监督功绩之大小,视其满足皇帝私人定额的能力而定。”


贡品的奥秘

 

以《尚书·禹贡》为代表,很多先秦古籍里都有地方诸侯向天子进贡的论述,那本是在没有货币也没有像样的税收体系的年代,天子控制地方的一种手段。既然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已经发展成熟,这些手段自然就该淘汰。但相关内容已经被写进了儒家经典,也就还是被作为一种高尚的传统被保存下来。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给皇帝送礼显然是一种资格。有学者梳理总结为:一是宗室亲贵,二是中央大员,三是地方大吏,四是织造、盐政、官差,五是退休高官,六是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人物,比如衍圣公(孔子之后)和班禅额尔德尼之类。


皇帝收你的礼物,被称为“赏收”,本身就是很大的恩典。所以有资格送礼的人都很珍惜各种机会。


本来,每年有三个日子是最重要的。元旦、冬至和万寿庆辰,元旦(今天的春节)是一年的开始,冬至要举行祭天大典,万寿庆辰自然是皇帝过生日,这就是所谓“年节三贡”,但由于隆冬季节可以进贡的物品不如春天丰富,所以冬至的重要性慢慢就不如端午。乾隆四十四年有一条上谕说,长江流域的省份有端午节进贡的传统,这是“各因土物之宜,原所不禁”,至于其他地方,就不必在端午节凑热闹了。这恰恰说明了端午节各省督抚趋之若鹜,纷纷进贡的景象。


玉质“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清,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1738年民夫在江苏宝应县界首镇疏通河道时,挖得一方玉玺,立即引起地方官高度重视,随后由江南河道总督高斌进献给乾隆帝。


按照儒家经典,应该“任土作贡”,贡品应该是土特产。事实上,贡品中土特产的数量,确实非常庞大。譬如茶叶一项,据《内务府奏销档》记录,就是两江总督进碧螺春,云贵总督进普洱茶,浙江巡抚进龙井茶等等。但论到价值,除非东北的官员送两只老虎,广东的官员献两头大象之类的个别情况,土贡在贡品中并不居于主要地位。真正值钱的,还是各种金银、玉器、古玩、书画、洋货等等。


那这些东西皇帝收不收呢?乾隆下过很多旨意,责令官员专心办好本职工作,不必对办贡的事太过上心,还经常喜欢说,对于贡品:“朕不过酌量赏收,以联上下之情。”“上下联情,势难概斥,伊即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也懂保护父亲的形象:“督抚等所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


也有学者认为乾隆严于律己,后来年纪大了,慢慢自控能力变差,收礼才多起来。实际上,早在乾隆十一年,皇帝有一次不收广东巡抚的贡品,上谕是这样的:


此次所进之物,甚是平常。前曾降旨将紫檀木小香几、格架不必再进,此次仍行进来;再珐琅器皿小瓶亦属太多,牙花珐琅盆景俱不成对⋯⋯似此俗巧之物,嗣后不必再进。


这明明是嫌弃礼物档次太低的意思。又如乾隆十四年的一道批示是:


从前进过钟表、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是在洋做方可。


是原装进口,还是国内仿制,皇帝一眼看穿,对山寨货毫无兴趣。而乾隆二十二年(1757),粤海关总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贡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镀金洋景表亭一座,镶玛瑙时辰表二只,乾隆帝的反应就截然不同,“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似此样好得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钦此。”不但大加赞赏,更是进一步向臣子提出要礼物了。而皇帝的这个偏好既然被臣下所知,大家也就纷纷跟进,西洋钟表、八音盒之类,因之价格飞涨,那也不在话下。


李侍尧贡紫檀边金桂月挂屏,清乾隆,纵163厘米,宽118.5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曾任广州将军的李侍尧以“优于办贡”著称,也是一个著名的贪官。


清朝历代皇帝都喜欢西洋钟表,而乾隆尤其突出。今天故宫收藏的钟表之精美,举世无双,这自然也和乾隆挑剔而精准的眼光有关。


钟表之外,字画文玩,以玉如意为代表的各种玉器,也是理想的选择。除了把各种古代的名人字画送给皇帝,让他在上面盖章题字之外,还有一个讨巧的办法是,乾隆的御制诗文多以万计,且有到处题字的爱好。地方官用各种珍贵材料制造的屏风、对联、函册、扇面,再把皇帝的诗文墨宝镌写在上,献给皇帝。


清朝历代皇帝都喜欢西洋钟表,乾隆尤其突出。今天故宫收藏钟表之精美,举世无双,自然和乾隆挑剔而精准的眼光有关。1. 铜镀金孔雀开屏人打钟,英国,18世纪。此钟机械开动时,敲钟人击钟碗报时,在乐声中牧羊女唱歌,羊吃草,孔雀开屏;2. 铜镀金象驮宝塔变花转花钟,英国,18世纪。上弦后,伴随乐声,象的眼珠转动,鼻子向各个方向伸卷,尾巴左右摇摆;3. 铜镀金雉鸡山石骑士牵马表,英国,18世纪。这件钟表由海关采买贡进宫廷。


官员们置办这些贡品的钱是哪里来的呢?理论上讲,既然贡品是他们和皇帝联系私人感情的手段,自然也该私人掏腰包。实际上,各种贡品的价值,显然远非这些官员的合法待遇所能置办,所以为了备下能让皇帝动心的物品,各种贪污盘剥,自然也就不可避免。而给皇帝准备礼物,当然也不仅是因为臣子的一点忠爱之心,除了换取更好的仕途外,各级官员借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他们在这个过程里落袋的银子,价值是送给皇帝的贡品的许多倍,那也不消说得。如前面提到那位给乾隆送钟的李侍尧,他以“优于办贡”著称,也是一个著名的贪官。

 

议罪银与抄家


乾隆后期,生活越来越奢侈,宫廷的开支越来越大。但内务府的常规收入却很难增加。至于收受官员的贡品,皇帝毕竟要脸面,不能做得太过急赤白脸。


所以和珅的出现,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铁齿铜牙纪晓岚》剧照,乾隆与和珅


最晚在乾隆二十八年,皇帝开始以“议罪银”为手段,惩罚犯了错误但仍打算继续使用的高级官员。乾隆三十三年,刚刚由两江调任湖广的总督高晋因为两淮盐引案被牵累,自请交吏部严加治罪。乾隆批示说,你这情况,吏部无非是对你革职留任,你自己再考虑考虑。高晋遵旨覆奏:“仰求皇上准奴才捐银二万两以赎奴才之罪。”


这时乾隆考虑的,主要还是让官员因为经济损失而肉痛,从此更加小心办事。到和珅手里,却发现其中有巨大的套现空间。


和罚俸不同,议罪银是“解交内务府以充公用”的,存放在圆明园和广储司的银库,实际上是皇帝的私房钱。


和珅之前,议罪银是和盐政、织造、关钞等内务府常规收入一起“报明军机处以备查奏”。和珅则把议罪银单独列出,“分晰缮写清单恭呈御览”,从此,这成了军机处的一份特殊秘密档案。所以,尽管乾隆坚持宣称议罪银只是偶一行之,“非定例也”,但它确实已经成了一项制度。


开始,罚议罪银的一般流程是乾隆秘密通过军机处下诏给相关官员,让他自己思考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该罚多少银子,官员于是自认此罪应罚若干万两“以赎罪愈于万一”。乾隆看过后如果觉得合适,就御批一个“览”字,如果该官员收到的批示是“再行切实议罪,迅速覆奏”,那就是还得加钱。


能做到督抚级别的大员,谁也不会欠缺官场智慧,大家很快就意识到,“自请议罪”,既能显得严于律己,又能给皇帝送上实在的好处,简直一举两得。很多人主动要求缴纳议罪银。最夸张的例子,是河南巡抚何裕城,自称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有朱批的奏折上,自请罚银三万两。皇帝也觉得这演技过于浮夸,批示说罚一万两即可。但是何裕城觉得罚得太少无法心安,坚持奏请先交一万,其余两万“再仰恳鸿仁,准臣仍行陆续解交内务府充公”。


乾隆后期,从中央到地方官员贪污成风,乾隆自己也心知肚明。但反腐第一需要皇帝严格的自律,第二需要旺盛的精力掌控一个有效率的反腐团队,这两点年迈的乾隆都已经无法做到。事实上,皇帝有时还不免把查抄反腐官员,当作自己增加收入的一个手段。


王亶望是有名的巨贪,乾隆四十六年劣迹败露被斩首。皇帝特别吩咐,对他一定要细细查抄。结果单是王亶望的浙江任所,抄出来的赃物,就装了565只箱子。


一个月后,这些赃物被送交内务府。皇帝亲自开箱查看,原来之前皇帝七十大寿的时候,王亶望送来极其丰厚的贡品,其中有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和做工都极佳。但是按照惯例,皇帝对贡品不能照单全收总要退回一些,将之退回。大约是失去的才觉得珍惜,后来皇帝竟对这两件玉器越想越爱,现在也算是失而复得。


但是查遍所有的箱子,皇帝也没有发现玉瓶和玉山子,另外,大量的珠宝质量平平,也显得和王亶望巨贪的名声,颇不相符。


皇帝开始追查此事,结果一对照抄家册,就发现王家的财物被人调了包,而进一步追查下去,发现调包的不是别人,竟正是负责抄家的闽浙总督陈辉祖,预料中的,他被赐自尽。


当然,皇帝靠抄家发财,更有名还是乾隆的儿子嘉庆,毕竟乾隆培养的最大贪官和珅的家,是留给嘉庆去抄的。


之后西方文明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牵动着官场里无数小变局,某些角度看着反而给清政府苟延残喘的机会。不然按照传统的王朝周期律,以乾嘉吏治败坏的程度,清朝都未必能活到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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