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始于何时?

2018-11-26  茂林之家

图:表现马嘎尔尼访华的漫画,乾隆高高在上


问:求短史记考证一下天朝上国的价值观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唐宋时期有吗?不会也是明清造就的吧?


撰文/杨津涛


所谓“天朝上国”价值观(即本文所说”天朝意识“),源自中国古代以“华夷之辨”为核心的儒家“天下观”。


以平等关系为耻


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已有多种关于“天下”的构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分天下为“九州”和“五服”,由“天子”统治,是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天下之内,因文化差异,又有“华夏”与“蛮夷”的区别。在古人看来,华夏处在天下的中心位置,是谓“中华”;其“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统称“四夷”。


在不同语境下,“天下”既可以指“中国”,也可以指“世界”。然而无论何时,自称华夏者,都自视拥有无与伦比的文化优势,是“天下”的当然领导者。


图:有关“五服”的示意图(见于“不劳客”的博客)


此种“天下观”,在历史上的具体呈现,乃是秦汉以来建立起的“朝贡外交”。两汉时期,乌桓、扶余,及西域各国等,都先后向中原王朝纳贡。


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一些较大的政权也维系着朝贡制度。比如,曹魏建立后:


“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滋、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①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实力雄厚,有过朝贡关系的国家遍及四方,重要的有高丽、百济、铁勒、鄯善等。一度被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曾说: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虽然大多数时候,四方“夷狄”对中原王朝都只是表面臣服,而维持事实独立,但此种特殊的对外交往模式,还是让中原统治者及士人阶层逐渐产生一种“天朝意识”。


如著名学者陶晋生所言:


“传统中国思想家和史家大都视统一帝国及其维持的朝贡制度为理想,而以与外族建立平等关系为耻辱。”②


因此,在古代中原王朝的“朝贡外交”体系下,其他国家或民族,只能是敌国或藩属,不存在平等的友邦。为了维护此体系,中原王朝往往拒绝平等和议,不惜延长战争时间。即使被迫接受和议,中原王朝也要在文书词句上施展花招,保全“天朝”面子。


“天朝意识”勃兴


北宋立国之初,意图恢复“汉唐旧疆”,实现“华夷一统”。但随着雍熙北伐的失败,这一目标变得遥不可及。北宋只得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对“蛮、夷、戎、狄,舍耶律氏则皆爵命而羁縻之”,即通过和辽国以外的其他政权建立朝贡关系,明确“华夏”地位。


此时,由于辽国同样自称“华夏”,和北宋争夺对周边政权的册封权,最终和北宋建立起稳定朝贡关系的仅高丽、归义军等几个政权。③


图: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北宋时期地图


即便如此,宋人对“华夷之辨”理念的热情,还是远超汉、唐。


台湾学者傅乐成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两个:


“科举制度与文人政治造成士大夫的自尊,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竭诚崇拜和拥护,因此自然卑视外族文化。”


“加以契丹、女真等外族的侵凌,遂使宋人对异族卑视之外,益以仇视。”④


经学家石介的名作《中国论》,很好地展现了宋人的“天朝意识”。他在文中说,“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中国各方面都代表着文明,而四夷的习俗则是“被发文身”“毛衣穴居”。石介希望,“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


在对外文书中,宋人更是自命为华夷共主。高丽曾是北宋的忠实藩属,宋朝发出的国书当然都要显示“天朝”威仪。有意思的是,高丽在北宋后期,改奉辽为正朔后,宋朝给高丽的国书,依旧称“敕”或“诏”,视高丽国王为臣子。


西夏、交趾等,都是事实上的独立政权,在内部并不遵守宋人定下的朝贡体系(如使用宋朝年号等),但宋朝给他们的国书,使用的也完全是君臣口吻。靖康年间,北宋灭亡在即,西夏趁乱入侵,宋钦宗给西夏的国书,尚且自居君主:


“朕惟卿明允笃诚,世济忠孝,主于西陲,藩屏帝室。”


高昌、于阗、占城等国,对朝贡体系几乎没有了解,但不妨碍宋朝像对高丽一样,给他们居高临下地发国书。甚至远在西亚的大食国王,都成了大宋皇帝的“卿”。


为让“华夷秩序”内外一致,宋朝不惜替各政权代写国书。比如大理和宋朝间不存在朝贡关系,宋人就杜撰一篇《代嗣大理国王修贡表》,满是“拜章北阙”的漂亮话。⑤


这些政权的使者,或者入朝进贡,或者随行封禅,帮大宋实现了“四夷怀服”的理想。


“天朝”走向崩溃


以上所说的“天朝意识”,在明清时期发展至顶峰。


为重塑想象中“华夏”“扶驭万国”的历史,明太祖“分遣使者奉诏书往谕诸国,或降香币以祀其国之山川,抚柔之意甚厚“。明太祖还亲自写有一首《太清歌》,其中道:


“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讬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


后来,郑和下西洋,更是利用各种手段,让各国前往明朝纳贡。 ⑥


按照《明史》等留下的材料统计,和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国家,多达148个;其中,明太祖又将朝鲜、琉球、安南等15个划为“不征之国”。


为吸引这些国家前来朝贡,明朝起初制定了非常优厚的回馈机制,除了会给予赏赐,还会按照高于市场几倍的价格,收买使团带来的其他货物,给明朝财政带来极大负担。后来明朝决定对使团所带商品征税,前来朝贡的国家很快就变少了。


明朝这种“贡市合一”的制度,让拒绝纳贡的蒙古无法和明朝正常通商。蒙古为获得布帛等物资,不得不对明朝边境进行掳掠,为了应对蒙古入侵,明朝每年要花掉数百万两白银的军费。纵使如此,以杨继盛为代表的大臣,还是反对和蒙古平等贸易,认为“以堂堂天朝而下与犬羊马市”,是有损国体的奇耻大辱。


直到隆庆年间,明朝才和蒙古达成“和议”。按照明朝方面的史料,蒙古俺答汗向明朝称臣,并接受“顺义王”的册封。事实上,当时明朝和蒙古签订的应是平等协议,上报朝廷的国书很可能被明朝使臣动了手脚,偷偷将蒙古纳入到“朝贡外交”体系。⑦


同样受“华夷秩序”的制约,明朝迟迟无法和满洲签署和议,被辽东战事拖累至灭亡。


相较于明朝,清朝在朝贡问题上更加务实,不再将朝贡和贸易捆绑。但是,清朝在“华夷之辨”的问题上,丝毫也不含糊。1792年的马嘎尔尼使团、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都因不愿在礼仪上遵从清朝坚持的“华夷秩序”,最终无功而返。


为了让妄图平等交往的英国切合“华夷秩序”,清朝施展明朝故技,篡改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英王国书中,既称赞自己,也恭维乾隆,希望两国能平等地开展贸易。在当年上呈乾隆的中译本里,英王被降为“藩王”,国书开头就是“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国书中英王对自己的赞誉都被删去,对乾隆的恭维则被改写的更加夸张,如:


“如今闻得各处惟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在是头一处 , 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 ⑧


此种翻译,被葛兆光形象地称为“天朝式的翻译”。


当古代中国的“天朝意识”走向极致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接踵而至,清朝不断被“夷人”打败,想要被西方国家平等对待都已无可能,更不要说维系朝贡外交了。 ⑨


至此,作为一种理念的“天朝上国”,彻底崩溃了。


图:1864年,总理衙门资助印行《万国公法》,标志着中国正式现代外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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