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大顺在鉴定熊陶尊。 德辅博物馆收藏的熊陶尊。 辽西地区出土的史前时期酒具。 □本报记者 侯永锋 核心 提示 收藏于朝阳市德辅博物馆的熊陶尊接连带来惊喜：先是经专家鉴定被认定来自新石器时代，属红山文化时期的陶礼器，后经现代科学手段检测发现，其内壁的沉积物中含有水果酒的元素。专家认为，在红山文化中期和晚期，制酒业比较发达。这与红山文化鼎盛时期出现文明“古国”，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完整的“祀制”和祭祀活动频繁等研究成果相印证。 史记 8000年前“查海人” 酿出我国最早的酒 本报在2015年5月22日10版报道过查海遗址发现谷物酒。内容如下： 位于阜新的查海遗址博物馆展出30多个8000年前先民喝酒用的陶杯。这些陶杯，主要是以红褐、灰褐色为主。 专家介绍，当时的酒是用粟酿出来的，酒的度数最高只有十几度，产量也较少。查海遗址还发现了57个窖穴，其中室内窖穴23个，室外窖穴34个，有一部分窖穴就是用来存储谷子的。这说明当时的谷子产量丰厚，人们的生活也是安居乐业。 专家推测，谷物用窖穴存储易受潮发霉、发芽。一个偶然机会，查海先民突然发现有的谷物发生了变化，在一些窖穴里渗出了液体，这些液体气味十分香浓，大胆的先民品尝之后十分喜欢。这些液体就是最早出现的“谷物酒”。渐渐地，查海先民认识并且掌握了谷物发霉、发芽成“谷物酒”的现象，并逐步运用这一现象而主动实践酿酒，开启了谷物酿酒的历史新时期。 研究发现，查海先民很可能掌握了两种酿酒方式。 第一种酿酒法就是查海先民把要酿酒的谷物用陶罐盛装放到窖穴中，再用窖穴里的土灶蒸煮谷物，蒸煮完毕即放在窖穴周围发酵酿酒。 另一种是大批量酿酒方法。就是事先在窖穴底部灶内生火来提高窖穴的“室温”，这种经过高温火烧过的地面坚硬而且不易渗漏，同时还达到高温消毒灭菌的目的，保证酿出酒的品质。等到窖穴达到一定温度后，查海先民就把准备好的谷物放入窖穴，在谷物中还会加入以前发酵好的谷物，利用窖穴的余温提高发酵效果和速度，这样的酿酒方式可以一次性放入较多谷物，出酒量也会大大增加。等到谷物发酵好之后再盛入陶罐，适量加水密封浸泡出酒，这也是更为简单、易行、高产的谷物酿酒方法。 据介绍，在发现的窖穴内，里面的积土都是黑灰色，此外还含有少量的红烧土及炭屑。经过分析发现，这竟是原始酿酒的“窖泥”和残存发酵谷物的混合土，历经8000多年形成的，十分珍贵。 让人兴奋的是，现代人的酿酒方法与谷物窖藏发酵成酒的历史息息相关，而这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查海地区。 这件器物乍看上去有些“其貌不扬”——夹砂红褐陶质，外敷细泥，火候不均匀，有大块灰色斑块，整体圆雕呈立熊形，被著名考古学家、“红山文化第一人”郭大顺先生定名为熊陶尊。 然而，当这件来自红山文化时期的文物被权威机构检测后，结果令人咋舌：其内壁的沉积物中居然有水果酒的元素。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被发现以来，这个以神权为主导的“古国”里有没有酒的存在，是一直困扰学术界的重要课题。虽然在红山文化东山嘴祭祀遗址处发现了一系列的三足小陶盅，但并不能直接证明红山先民的生活中出现了酒。 “2018年的这份检测报告，确凿无疑地回答了这一备受关注的问题，首次证明红山文化时期已经能够生产水果酒。”作为文物的收藏者，朝阳市德辅博物馆馆长王冬力说，“五六千年前，红山人专用祭祀之神器——熊陶尊来盛酒以祭祀神灵。” 熊陶尊可能与“有熊氏”关系密切 朝阳市有一条著名的文化街叫慕容街，街上的德辅博物馆颇有名气。2017年11月，当省文物局组织的文物鉴定小组对这里的馆藏文物进行鉴定时，一件夹砂红褐陶熊形尊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这件文物名为“熊陶尊”，2016年被德辅博物馆收藏。2017年8月，由郭大顺先生定名并断代，认为这件文物来自红山文化时期（距今6500年至5000年）。 熊陶尊个头不算大，通高6.6厘米，腹部最宽6.2厘米，通长12.2厘米，口最大径4.6厘米。但器物造型十分独特，整体呈立熊形，尊口位于熊脊部，下有4个粗壮的足，熊吻前伸，鼻部翘起，嘴紧闭，双目为细三角形。 尽管是征集于民间，但收藏时熊陶尊体内还是原装土，这样就保存了一部分信息。省文物局文物鉴定小组认真鉴定后共同认为，这件夹砂红褐陶熊形尊是一件辽西一带新石器时代的陶礼器，属红山文化时期，“拟推荐一级文物”。 在德辅博物馆名誉馆长、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博物馆原馆长邵国田看来，熊陶尊的塑造技艺十分高超，熟练地掌握了熊的头、身体和四肢的比例关系，形象与神态追求写实，在高度写实的基础上加以神化，显示了史前艺术大师们高超的雕塑水平，是五六千年前祖先聪明智慧的结晶。 将这件藏品置于史前文化的大背景下，邵国田认为，熊陶尊是红山先民“熊崇拜”的体现。结合出土文物与考古文献，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均有熊的资料，均可见熊的出土实例，“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将熊视为位置很高的神来崇拜”。 “尤其是在红山文化时期，熊成了红山人不可替代的图腾。”王冬力说，“迄今为止，有出土的地层关系的红山文化熊资料仅见于牛河梁遗址。女神庙遗址曾出土了真熊下颌骨泥塑和熊爪、熊吻部和下颌骨残件，而且熊雕塑出土于女神庙中室的顶部。在这样神圣的庙里竟有熊神的尊位，这说明熊在红山人生活中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有学者甚至认为红山先民即为‘有熊氏’，也就是黄帝一族，有一定的道理。” 酿酒的原料是当地的野果 从民间征集到熊陶尊后，邵国田研究推测，此尊应该为供奉在神庙，祭祀时盛装珍贵液体的器具。 那么，熊陶尊所盛的“珍贵液体”是什么呢？经郭大顺先生提议并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熊陶尊实物送至该所的化学实验室后，由赵春燕研究员现场取出尊内壁附着物样品两份，并会同瑞士步琪公司实验室和清华大学化学实验室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检测实验工作。 2018年3月22日，检测出结果：这件熊陶尊陶壁上所附着的沉积物是由水果发酵而产生的酒的凝结体，也就是说此尊盛过水果酒。 这是首次以实物证据证明红山文化有果酒。这一检测结果令人兴奋。因为红山文化时期是否有酒存在，一直是学者们关注而找不到确凿证据的重要课题。 由此，邵国田和王冬力初步得出结论：“这一发现十分重要，至少证明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红山文化时期，生活在辽西的先民们就能够酿造果酒，或用于供奉祖先。也有一种可能便是巫觋们作法所饮用的必备品，在酒精的作用下，精神亢奋的巫觋才能施法以沟通天地。因此，人们将酒又奉为神物，是巫觋沟通天地、敬奉祖先的介质之一。” 既然“熊陶尊在祭祀时里面盛放的是某种果酒”，那么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究竟是用哪些水果作为原料酿酒呢？研究者将辽西地区生长的水果中有机酸分别与熊陶尊内壁附着物的检测结果进行比对，有了进一步的发现。 “我们的结论是，熊陶尊中盛装的是人工采摘收集到的水果经过发酵而获得的珍贵、神圣的酒。酿酒原料当为山楂、梨、山枣、桃、李子、山杏和沙棘中的一种或几种。”邵国田和王冬力认为，“以上列举的辽西地区自然生长的野果种类多数现在仍存活于山野中。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辽西地区的生态环境要比今天好得多，年降水量、年平均温度和植被覆盖率都比现在高，生长着宜于酿酒的各种野果。此时的先民虽有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但渔猎与采集业仍是他们获取生活资源的主要手段，这便很容易将采摘多余的水果加工成酒，从而促使制酒业的出现。” 红山文化出土大量陶制酒具 证明当时酿酒技术较成熟 这一重要发现，填补了红山文化时期“酒”研究的空白。 从熊陶尊是盛酒器这一关键点出发，检索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其他考古文献中与酒相关的器物，研究者试图深入探究红山文化制酒业的大致轮廓。 在近年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和发掘中，虽然迄今尚未见有关酒的直接证据的化学成分材料出土，但邵国田和王冬力却从一些器物尤其是红山文化的陶器中得到启示，因为“有一些器物明显是盛储或饮用珍稀液体的酒具”。 经过深入研究，二人将这些器物分为几类：饮酒具，如东山嘴遗址祭坛上摆放的数件三足小陶盅，应是为摆放于祭坛时使之更加平稳而设计；分酒具，如在敖汉旗兴隆沟遗址采集的提梁彩陶壶，以及征集到的泥质红陶短细流提梁壶，此类器物只有一个进出口，应与漏斗配套使用；温酒具，如在敖汉旗采集的彩陶敛口罐，底沿加三足当为加温所设；储酒具，如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带盖彩陶瓮（罍），是为储存易挥发的液体状态的酒类饮料所设；酿酒具，如在敖汉旗老虎刺包遗址采集的泥质灰陶漩涡纹大瓮，其中一件复原后被一家酒文化博物馆收藏。 深入分析后，邵国田和王冬力认为：“这些与酒相关的陶器群直观地告诉我们，红山人制酒业已成体系。随着族群人口的增多、礼制的完善、神权社会的确立，原始宗教的礼制化宗教活动愈加频繁，社会分工愈加明显有序，酒的需求量也空前增多，反过来又催生制陶业的发展。酒具的系列化是陶器品种多样化的具体表现。” 研究者还发现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即红山文化的陶器出现有肩器，如瓮、罐等。他们推断：“这是一改此地区几千年不变的筒形罐之习的制陶业划时代的进步，这种进步的制陶技术很可能受到来自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出现小口有肩的深腹陶器，更有利于制酒业的发展，如酿酒需要厌氧的环境，有了圆肩小口瓮就能达到高效的酿酒技术，储酒也需加盖以防挥发。这些陶器因制酒而催生，又因陶器器形的改变，为制造大量的酒创造了条件。” 红山先民会用粮食酿酒吗？ “酒作为珍贵神奇的圣物，首先要奉献给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而盛装酒的器皿在夏商时期使用青铜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则使用特殊制作的陶器来表示对神明和祖先的敬意。此次发现的用于盛酒的熊陶尊，是史前祭祀所用的祭祀之器。”研究者一直强调。 在他们看来，原始宗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而红山文化时期的原始宗教信仰更是达到了神权管理的新高度，浓郁的敬天崇祖信仰导致了发达的祭祀活动。红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于天地、神明、祖先的敬畏和崇拜是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内涵。邵国田和王冬力提出：“祭祀的媒介不仅有唯玉为礼、唯玉为尊、通天敬神的玉器，也有人类赖以生存的畜肉、五谷、百果之类的食物，更离不开汲取天地精华、珍贵稀缺的酒。” 他们认为，熊陶尊作为红山文化时期祭祀时盛装珍贵酒的器物，是经过特殊设计制作的。用象征力量、威严、形象逼真的熊来表达庄重神秘的氛围和尊敬虔诚的心境，从而使先民们满足祛病除灾、风调雨顺、丰衣足食、部族昌盛的愿望，并祈求这一愿望成真。 深入研究离不开借助现代科学手段采样化验。在世界范围内，在新石器时代已见酒的发现，在我国也有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的出土资料。目前，河南贾湖遗址发掘出土的碎陶片上面的固体残留物，根据化验分析和碳十四同位素年代测定，其年代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800年。此外，阜新查海文化遗址发现8000年前古人喝酒用的陶杯，专家推测当时人们喝的可能是谷物酒，但并未发现实物。 “这次得出红山文化有果酒的结论，但要继续研究下去，还得靠科学检测。”王冬力期待，随着进一步田野考古发掘和科学检测等自然科学手段的不断介入，相信红山文化以后会有更多的有关酒的资料被发现或被证实。 他告诉记者：“通过对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陶器中一系列酒具的认定，我们似乎已预见到红山文化不仅有果酒，还应该出现粮食酒，期待这一假定尽快通过检测成果加以证实。” （本文照片由德辅博物馆提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