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怎样著录参考文献

2018-11-27  QIANSHI

写论文怎样著录参考文献

全国集邮联征集学术研究论文,除了要求提交正文外,通常还要求列出参考文献(文献表)。不少邮文作者观摩了他人的作品,依葫芦画瓢,洋洋洒洒列出一大堆,以壮声势。殊不知这样操作只能起到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作用,在认真的读者和评审员法眼下,反倒会暴露出自己的短板。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懂得为什么写论文要附列参考文献,不是为了显示作者的博览群书,读过哪些经典著作,而是为了准确表述作者在论文题示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及其创新性,信息资源的真实性、可靠性,逻辑推理的科学性、合理性,从而体现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参考文献是整篇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俗地说,就是要求作者在论文中准确说明,哪些是你自己的研究,哪些是前人的研究;哪些是独创的,哪些是借鉴的;你的研究与前人的研究在资料、方法、结果方面有什么不同;前人的研究不由你信口开河,都要有根有据,所以要标注参考文献,以便读者去查阅、评审员去核对;或者让他们信任,不必去查阅和核对。

有的作者把论文写作中参考的资料写在论文的叙述中,文后没有文献表;有的作者列出了文献表,却没有在论文的相应部位作出记号;有的作者列出了图书的标题,却没有写明参考的页码;有的作者列出了参考文献的标题和所在出版物的页码,而著录方式却“与众不同”,没有符合国家标准和相关机构制订的规则。为此,我想在此通过自己的学习体会来同邮友们作一番交流。

 

一、怎样选列文献

比如去年为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而作的相关论文,大都提到了大龙邮票的发行,多篇论文追本溯源,记述了大龙邮票的图案、面值、品种、发行单位、发行缘起、印制单位、发行年份、最早使用的城市,以及批准、策划、主持、执行、参与大龙邮票发行的若干人物(下称“大龙背景”),从而延伸到具体论述的课题。当今的论文作者早已远离大龙邮票发行的年代,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大龙背景”的呢?为了向读者交代,需要提供参考文献,有人列出《中国清代邮票目录》,有人列出1947年版《国邮图鉴》、1988年版或2009年版《中国邮票图鉴》,也有人列出《中国集邮百科全书》《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国邮票史》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1878-1988》等。从引用何种文献作为表述“大龙背景”的依据,可以从某种角度窥见论文作者学术素养的水平。然而,在全国集邮联选出的绝大部分优秀论文中,没有专门为“大龙背景”引用参考文献,甚至没有对“大龙背景”的专门表述,因为作者具体论述的课题都较专门,他们知道此类论文读者的邮识程度,并不需要从浅显的“大龙背景”作为由头。由此可知,论文所列参考文献的具体篇目与论文本身的层次是息息相关的。

集邮研究与其它学科的研究一样,学术论文首先要说明立题的意义,往往需要交代同一课题以往研究的概况,作者本人研究的切入部分,方法的合理性,材料的可信性,结果的可靠性,以及本人研究所获成果的价值,与其他同题研究者意见的差别,等等。为了充分表述这些细节,需要选列参考文献。这好比建设单位向上级机构及有关部门提交拟建项目的可行性报告,除了本身的调研内容和专业单位的评估报告外,还需附列地界图、设备价目表等他人制作的通用资料。参考文献虽然是附列在正文后的一组“外在”的、现成的信息,实质上却是论文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怎样选列文献和标记文献还是大有学问的。

集邮学术论文选列的参考文献,应可从中获知:(1)前人的研究(2)重要资料的来源(3)关键引文的出处(4)与作者不同的意见。

 

二、参阅一个实例

试以祝建国《大龙邮票印发数量的研究》一文为例,解析其引用的文献。此文立题的意义在于修正他人以往的结论,主要是《中国邮票史》对大龙邮票发行量的表述,因此,作者需要列出《中国邮票史》引用的刘广实数据和肯定这一数据的意见,于是收录刘广实论文和《中国邮票史》为参考文献。

祝建国在论文中,铺陈了历史上各研究者对大龙邮票发行量的记载,根据自己查知的证据,评价了历史记载和修正了刘广实的推论。从事这样的课题,必须掌握充分的资料,从正文和附列的参考文献可见,作者依据了费拉尔的笔记、绵嘉义的报告、德璀琳给夏德的相当于邮票收据的信件、刘广实的原始论文,以及清代海关邮政档案的译稿,作出评价和修正;在进行论述时引用了某些图书、报刊的原文。这些参考文献就是这篇论文所用的资料,都在文后参考文献中出现。

我在《喜读纪念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增刊”》一文中,评述上述祝建国论文时说道:“他在复习以往的各家说法时,不禁让我想到了民国初年黄兴追悼宋教仁的挽联(下联):‘你说(凶手)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直截了当地摆出费拉尔、绵嘉义和刘广实分别记载的数据……”这3组数据显然是祝建国论文中特别重要的研究基础;它们分别出自《费拉尔手稿》《华邮报告书》(1978-1905)和《上海集邮》,因此这3种资料显然是上述论文中特别重要的参考文献。

祝建国论文的部分摘录及相应的文献著录:

……费拉尔的这份备忘录后来被译辑成了《费拉尔手稿》[1],其中就有大龙邮票发行数量的记载:大龙1分银印量约为185500枚……

1906年绵嘉义编写的《华邮报告书》(1978-1905)作为附录M列在《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通报》的后面[2]。报告书分三个部分……第二部分所载大龙邮票印量为:薄纸、阔边大龙邮票515704枚……

刘广实1988年发表《论“大龙”邮票》一文[3],对大龙邮票的发行量做出估算:第一期的3种面值印数均不止10万枚……大龙的总印数约160万枚,合关平银48000两。《中国邮票史》在引用上述数据后认为:“这个数字,看来比较符合实际情况”[4]

参考文献

[1]费拉尔.费拉尔手稿:清代邮政邮票和明信片备忘录[M],中国邮票博物馆,编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1.

[2]孙少颖.中国集邮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5.

[3]刘广实.论“大龙”邮票[J].上海集邮,1988(3):6-9.

[4]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中国邮票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95.

祝建国论文的文献著录,基本正确,但也有失误。论文中列出了费拉尔、绵嘉义、刘广实3家的大龙邮票发行数据,也提到了这3家数据所在的参考文献,然而,在文末的参考文献著录中,没有列明绵嘉义数据的出处。绵嘉义数据在这篇论文中相当重要,出自《华邮报告书》,作者甚至专门介绍了这部重要的文献,虽然著录了介绍这部文献的文献(文献[2]),唯独没有完整著录这部文献本身。须知“在文中提到”不能代替“在文末著录”。其实绵嘉义数据在文献[3][4]及其后的文献[6]中都有,它们都可以间接成为数据的出处,但在文中相应部位没有标记,仍不能被视为已经正确著录。

恰巧,《华邮报告书》的著录最有讲究。《华邮报告书》(1878-1905)是《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通报》的附录之一,而《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通报》又是《大清海关贸易统计报告书》的一部分。当年虽曾印行它们的“抽印本”,而如今集邮界除以珍藏善本收集外,极少有人会去直接阅读原版文献。在中国集邮界,较早流传的版本是周今觉修订,由中华邮票会名义出版的《华邮纪要》(英文本)。其后有孙君毅的译文,先后在《邮友》和《邮光》刊出。近年又有人单独影印《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通报》发行,从中可以看到绵氏著作的原貌。这些文献可分别著录为:

[X1] MENCARINI J.Postage Stamps of China,1878-1905[R].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Trade Report 1906.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6:[页码不详].(《大清海关贸易统计报告书》)

[X2] MENCARINI J.Note on the Postage Stamps of China 1878-1905[R].PIRY T.China Report on the Working of The Post Office 1905: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年报.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6:34.(《大清邮政事务通报》单行本)

[X3] MENCARINI J.Postage Stamps of China 1878-1905[R]. 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6:5.(《华邮报告书》单行本)

[X4] MENCARINI J.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Postage Stamps[M]MENCARINI J.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Postage Stamps with Appendices:华邮纪要.Shanghai:The Chinese Philatelic Society,1937:3-5.(中华邮票会《华邮纪要》专印本)

 

三、著录的格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规定,各种不同性质的文献,各有不同的著录格式(表1)。

表1 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

专著

专著中的析出文献

连续出版物析出文献

连续出版物

电子资源

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主要责任者

.题名

. 析出文献题名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

:其他题名信息

[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

——

专著主要责任者

——

——

.专著题名

.连续出版物题名

——

——

:其他题名信息

——

.版本项

——

——

,年.卷(期)

,年.卷(期)-,年.卷(期)

——

.出版地

——

.出版地

:出版者

——

:出版者

,出版年

——

,出版年

:引文页码

:析出文献的页码

:页码

——

(更新或修改日期)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

 

著录用的文字  原则上要求采用文献本身的语种。周今觉编辑,以中华邮票会名义出版的《华邮纪要》实质是《华邮报告书》的增订修正本,书名虽为中文,《序》和《附编序》是中英文并列,其余全部是英文,主体还是英文本。因此,著录还是要用英文,其中文书名可按“:其他题名信息”处理为“:华邮纪要”。

著录用的符号  需要作一番专门的介绍,文献著录符号用的是比较生僻的“前置符”。前置符的使用并不根据它前面文字的内容,而是根据它后面文字的性质。例如,我们常见的电子信箱“地址”的@是前置符,《上海集邮》编辑部的电子信箱是shjy993@163.com,其中@,不是跟在shjy993后面,而是在163.com前面。又如说明某种邮票在《斯科特标准邮票目录》上的编号,标出Sc#××,这里的Sc#也是前置符。在著录格式中,什么样的著录项目就有什么样的前置符。

 

四、著录的项目

参考文献  在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是指一个或一部分信息资源。

著录  准确和详细地记载数据,包括在文中的标记和文末的列表。

专著  以单行本或多卷本(在限定的日期内出齐)形式出版的普通图书、古籍、学位论文、会议文集、汇编、标准、报告、丛书等。

连续出版物  计划无限期连续出版发行的出版物,通常称为报刊,期刊(杂志),另有年度出版物(年鉴)。期刊通常载有年卷期号,报纸通常载有年月日顺序号。

析出文献  指具有独立篇名的文献。

主要责任者  指对文献内容负主要责任的个人或团体,一般指文章的作者、图书的编者,在文献著录中,应以版权页为准。某些图书,特别是重要的集邮图书,往往以编委会署名,比如《中国邮票史》(第一卷),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主任为吴基传,下设副主任2名,委员20名,办公室正副主任各1名,主编1名,副主编2名;各分卷又自设编委会,第1卷编委会主任为王观锠,下设副主任2名,委员8名,办公室正副主任各1名,另设主编1名,撰稿人5名,翻译1名。在文献著录中,本书主要责任者只能是22字的编委会,其他责任者也只能是吴传基。

主要责任者不超过3名时,全部照录,第一名常为整条著录之首,可省略前置符,第二、第三名前置“,”号;超过3名时,只著录前3名,其后加“,等”。

连续出版物的责任者常取机关团体,例如:

上海市集邮协会.上海集邮:上海市集邮协会会刊[M]1981(1)-2018(12).上海:《上海集邮》编辑部,1980-2018.

机关团体的名称应自上而下分级著录,上下级间用“.”分隔,但用汉字著录的除外。

其他责任者  若为译者,姓名前置“,”号,其后加“,译”。

个人责任者  外国人同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中文译本只著录姓,仅在同姓异名需要分别时著录名的缩写首字母,省略缩写点。汉语拼音姓名,姓的字母全部大写,名取每个汉字拼音的首字母。例如:赫德 R、绵嘉理义 J。没有责任者或主要责任者情况不明的文献,“主要责任者”项应注明“佚名”,凡采用顺序编码制组织的参考文献可省略此项,直接著录题名。

题名(题目名称)  根据信息源著录,其他题名信息包括副标题,题名说明文字、多卷本的卷次、册次、分卷书名、分卷说明文字等。

文献类型标识  置于方括号内,是规定的拉丁字母代码,普通图书为M,会议录为C,汇编是G,报纸是N,期刊是J,学位论文是D,报告是R,标准是S,专利是P,数据库是DB,计算机程序是EB,档案是A,舆图是 CM,数据集是DS,其他用Z。

文献载体标识  专指电子资源载体的标识,也是置于方括号内的规定的拉丁字母代码,与文献类型标识置于同一方括号内时用前置“/”分隔,磁带为MT,磁盘(disk)为DK,光盘为CD,联机网络(online)为OL。文献为纸质载体时,后面几项可以不列。

版本项  表示文献为第几版。第1版可以省略。例如: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集邮大辞典[M].2版.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出版地  用城市名,对同名异地或非普遍熟悉的地名,宜后附省名、州名或国名等限定语,信息源载有多个出版地时,只著录第一个或处于显要位置的出版地。没有出版地——

例如位于美国马萨塞斯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出版社:

ROBERT H.The I 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M].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出版年,不需要详细到月份和日期,用公元,阿拉伯数字,如果必须强调其他纪年形式时,将原有纪年形式放在“()”内。例如:1705(康熙四十四年)。出版年无法确定时,可依次选用版权年、印刷年、估计的出版年,分别著录为年份数字前加“c”、后加“印刷”字样、放在“[ ]”内。

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专指电子资源,按“YYYY-MM-DD”格式,例如:(2012-05-03)[2013-11-12]。

页码  用阿拉伯数字,引自序言、扉页题词、彩图插页,可按实际情况著录。例如:序2-3,第1版序言,附4。

 

五、怎样标注文献

在学术论文中著录的参考文献分两类,一类是阅读型参考文献,作者为撰写论著而阅读过的信息资源,或供读者阅读的信息资源;一类是引文参考文献,作者为撰写论著而引用的信息资源。

阅读型参考文献可以著录在文后、章节后或书末,引文参考文献既可集中著录在文后、章节后或书末,也可采用脚注的形式,分散著录在相应一页的下端。

顺序编码制  标注形式由制式决定,单篇论文用得较多的是顺序编码制。参考文献表按顺序编码制组织,在正文中按文献出现的先后依次标注序号,数字放在“[]”内,置文字右上角。采用脚注形式标注序号时,可由计算机自动生成圈码。

著者-出版年制  较多见于图书。须先将全部文献按中文、日文、西文、俄文、其他文种分组,然后按主要责任者字顺和出版年排列,在正文中用“()”标注第一作者姓名(多作者时,稍留空隙后加“等”)与出版年,如果在正文中已提到作者姓名,则只需加注出版年。

仍以上例说明:

……费拉尔(1991)的这份备忘录后来被译辑成了《费拉尔手稿》,其中就有大龙邮票发行数量的记载:大龙1分银印量约为185500枚……

1906年绵嘉义编写的《华邮报告书》(1978-1905)作为附录M列在《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通报》的后面(孙少颖,1999)。报告书分三个部分……第二部分所载大龙邮票印量为:薄纸、阔边大龙邮票515704枚……

刘广实(1988)1988年发表《论“大龙”邮票》一文,对大龙邮票的发行量做出估算:第一期的3种面值印数均不止10万枚……大龙的总印数约160万枚,合关平银48000两。《中国邮票史》在引用上述数据后认为:“这个数字,看来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1999)。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1999.中国邮票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

刘广实,1988.论“大龙”邮票[J].上海集邮,(3):6-9.

孙少颖,1999.中国集邮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5.×

费拉尔,1991.费拉尔手稿[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六、几点注意事项

一文多注  一篇论文中,需要多次引用同一文献时,在顺序编码制中,过去通常另设一个或多个编号,以“同×”的形式标注。新版标准建议采用一个编号多次标注的形式。仍以祝建国论文为例,作者在列举了费拉尔、绵嘉义、刘广实、《中国邮票史》四家的数据后,又向读者展示了1878年7月至1879年底天津海关9次收到上海造册处邮票成品后的复信,它们出于同一信息源。

论文内容:

1.1878年8月5日天津海关税务司致上海造册处代理处长夏德第1号[5]91

……

1879年12月12日德璀琳再次发文给上海海关造册处(致柏卓安文第14号)[5]55称……

参考文献

[5]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A]许和平,张俊恒,译.北京: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

 

多文同注  论文作者可能采用多位研究者的相同意见,对某一观点引用多篇文献,仍以上述祝建国论文为例:

《华邮报告书》……长期以来一直被集邮家视为官方正式记录,以至于周今觉[6]和黄建斌[7]等集邮大家……都引用了绵氏的数据。

[6]周今觉.华邮图鉴(一)[J].邮乘,1925.1(1):27.

[7]黄建斌.大龙邮票简介[M]//大龙邮票集锦.台北:黄建斌,1993:序6.

换一种形式标注,即:

《华邮报告书》……长期以来一直被集邮家视为官方正式记录,以至于周今觉和黄建斌等集邮大家……都引用了绵氏的数据[6,7]

文内标记文献编号,采用上标形式。需要在同一处标出多篇文献时,可以采用如[6,7]的形式,也可采用如[6~7]的形式。

间接引用  使用参考文献,若遇原文特别稀有,不易直接使用,也可间接使用其他文献,就像上文提到的绵嘉义在《华邮报告书》中披露的大龙邮票发行数据,既可采用各种版本的原文,也可采用其增补修订本《华邮纪要》,或载其全文译本的《邮友》《邮光》,甚至只需引用仅载相关数据的上述刘广实文章、《中国邮票史》等,但不宜采用上述周今觉《华邮图鉴》,虽然周氏著作中全面记载了绵氏数据,但文中没有说明其来源,只字未提绵嘉义和《华邮报告书》。这是中国早期集邮论著没有科学采用“文献著录”方法的弊端。

祝建国论文中,也有间接引用的实例。

1879年6月13日至7月11日,大龙邮票发行将近一年之际,《申报》前后11次刊登哈立斯收购信销邮票的广告[11]……

[11]哈立斯.收买信封老人头[N].申报,1879-6-13(7)//黄祥辉.申报集邮旧闻评注:第1卷(清代卷)[G].上海:上海虹口集邮协会,2011:24.

这是“专著中的析出文献”著录格式的实例。

上例也可采用如下形式著录:

[11]黄祥辉.申报集邮旧闻评注:第1卷(清代卷)[G].上海:上海虹口集邮协会,2011:24.

报纸和杂志  二者同为连续出版物,但具体著录“出版年”的形式,还是有所不同,期刊为“,年.卷(期)”,报纸为“,年-月-日(版次)”。

电子文献  集邮论文基本上不涉及专利文献,本文从略;但当前的集邮著作大量使用电子文献,本文以《上海集邮》2018年第2期祝建国一文为例:

李茂长.1974年南京鼓楼邮局集邮组的经营情况:南京李茂长的博客[Z/OL].北京:新浪博客,(2016-07-09)[2018-01-15]http://blog.sina.com.cn/s/blog-593alac50102w82a.html

                                                                  ——拟刊于《上海集邮》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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