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怎样著录参考文献全国集邮联征集学术研究论文,除了要求提交正文外,通常还要求列出参考文献(文献表)。不少邮文作者观摩了他人的作品,依葫芦画瓢,洋洋洒洒列出一大堆,以壮声势。殊不知这样操作只能起到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作用,在认真的读者和评审员法眼下,反倒会暴露出自己的短板。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懂得为什么写论文要附列参考文献,不是为了显示作者的博览群书,读过哪些经典著作,而是为了准确表述作者在论文题示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及其创新性,信息资源的真实性、可靠性,逻辑推理的科学性、合理性,从而体现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参考文献是整篇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俗地说,就是要求作者在论文中准确说明,哪些是你自己的研究,哪些是前人的研究;哪些是独创的,哪些是借鉴的;你的研究与前人的研究在资料、方法、结果方面有什么不同;前人的研究不由你信口开河,都要有根有据,所以要标注参考文献,以便读者去查阅、评审员去核对;或者让他们信任,不必去查阅和核对。 有的作者把论文写作中参考的资料写在论文的叙述中,文后没有文献表;有的作者列出了文献表,却没有在论文的相应部位作出记号;有的作者列出了图书的标题,却没有写明参考的页码;有的作者列出了参考文献的标题和所在出版物的页码,而著录方式却“与众不同”,没有符合国家标准和相关机构制订的规则。为此,我想在此通过自己的学习体会来同邮友们作一番交流。
一、怎样选列文献 比如去年为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而作的相关论文,大都提到了大龙邮票的发行,多篇论文追本溯源,记述了大龙邮票的图案、面值、品种、发行单位、发行缘起、印制单位、发行年份、最早使用的城市,以及批准、策划、主持、执行、参与大龙邮票发行的若干人物(下称“大龙背景”),从而延伸到具体论述的课题。当今的论文作者早已远离大龙邮票发行的年代,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大龙背景”的呢?为了向读者交代,需要提供参考文献,有人列出《中国清代邮票目录》,有人列出1947年版《国邮图鉴》、1988年版或2009年版《中国邮票图鉴》,也有人列出《中国集邮百科全书》《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国邮票史》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1878-1988》等。从引用何种文献作为表述“大龙背景”的依据,可以从某种角度窥见论文作者学术素养的水平。然而,在全国集邮联选出的绝大部分优秀论文中,没有专门为“大龙背景”引用参考文献,甚至没有对“大龙背景”的专门表述,因为作者具体论述的课题都较专门,他们知道此类论文读者的邮识程度,并不需要从浅显的“大龙背景”作为由头。由此可知,论文所列参考文献的具体篇目与论文本身的层次是息息相关的。 集邮研究与其它学科的研究一样,学术论文首先要说明立题的意义,往往需要交代同一课题以往研究的概况,作者本人研究的切入部分,方法的合理性,材料的可信性,结果的可靠性,以及本人研究所获成果的价值,与其他同题研究者意见的差别,等等。为了充分表述这些细节,需要选列参考文献。这好比建设单位向上级机构及有关部门提交拟建项目的可行性报告,除了本身的调研内容和专业单位的评估报告外,还需附列地界图、设备价目表等他人制作的通用资料。参考文献虽然是附列在正文后的一组“外在”的、现成的信息,实质上却是论文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怎样选列文献和标记文献还是大有学问的。 集邮学术论文选列的参考文献,应可从中获知:(1)前人的研究(2)重要资料的来源(3)关键引文的出处(4)与作者不同的意见。
二、参阅一个实例 试以祝建国《大龙邮票印发数量的研究》一文为例,解析其引用的文献。此文立题的意义在于修正他人以往的结论,主要是《中国邮票史》对大龙邮票发行量的表述,因此,作者需要列出《中国邮票史》引用的刘广实数据和肯定这一数据的意见,于是收录刘广实论文和《中国邮票史》为参考文献。 祝建国在论文中,铺陈了历史上各研究者对大龙邮票发行量的记载,根据自己查知的证据,评价了历史记载和修正了刘广实的推论。从事这样的课题,必须掌握充分的资料,从正文和附列的参考文献可见,作者依据了费拉尔的笔记、绵嘉义的报告、德璀琳给夏德的相当于邮票收据的信件、刘广实的原始论文,以及清代海关邮政档案的译稿,作出评价和修正;在进行论述时引用了某些图书、报刊的原文。这些参考文献就是这篇论文所用的资料,都在文后参考文献中出现。 我在《喜读纪念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增刊”》一文中,评述上述祝建国论文时说道:“他在复习以往的各家说法时,不禁让我想到了民国初年黄兴追悼宋教仁的挽联(下联):‘你说(凶手)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直截了当地摆出费拉尔、绵嘉义和刘广实分别记载的数据……”这3组数据显然是祝建国论文中特别重要的研究基础;它们分别出自《费拉尔手稿》《华邮报告书》(1978-1905)和《上海集邮》,因此这3种资料显然是上述论文中特别重要的参考文献。 祝建国论文的部分摘录及相应的文献著录: ……费拉尔的这份备忘录后来被译辑成了《费拉尔手稿》[1],其中就有大龙邮票发行数量的记载:大龙1分银印量约为185500枚…… 1906年绵嘉义编写的《华邮报告书》(1978-1905)作为附录M列在《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通报》的后面[2]。报告书分三个部分……第二部分所载大龙邮票印量为:薄纸、阔边大龙邮票515704枚…… 刘广实1988年发表《论“大龙”邮票》一文[3],对大龙邮票的发行量做出估算:第一期的3种面值印数均不止10万枚……大龙的总印数约160万枚,合关平银48000两。《中国邮票史》在引用上述数据后认为:“这个数字,看来比较符合实际情况”[4]。 参考文献 [1]费拉尔.费拉尔手稿:清代邮政邮票和明信片备忘录[M],中国邮票博物馆,编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1. [2]孙少颖.中国集邮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5. [3]刘广实.论“大龙”邮票[J].上海集邮,1988(3):6-9. [4]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中国邮票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95. 祝建国论文的文献著录,基本正确,但也有失误。论文中列出了费拉尔、绵嘉义、刘广实3家的大龙邮票发行数据,也提到了这3家数据所在的参考文献,然而,在文末的参考文献著录中,没有列明绵嘉义数据的出处。绵嘉义数据在这篇论文中相当重要,出自《华邮报告书》,作者甚至专门介绍了这部重要的文献,虽然著录了介绍这部文献的文献(文献[2]),唯独没有完整著录这部文献本身。须知“在文中提到”不能代替“在文末著录”。其实绵嘉义数据在文献[3][4]及其后的文献[6]中都有,它们都可以间接成为数据的出处,但在文中相应部位没有标记,仍不能被视为已经正确著录。 恰巧,《华邮报告书》的著录最有讲究。《华邮报告书》(1878-1905)是《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通报》的附录之一,而《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通报》又是《大清海关贸易统计报告书》的一部分。当年虽曾印行它们的“抽印本”,而如今集邮界除以珍藏善本收集外,极少有人会去直接阅读原版文献。在中国集邮界,较早流传的版本是周今觉修订,由中华邮票会名义出版的《华邮纪要》(英文本)。其后有孙君毅的译文,先后在《邮友》和《邮光》刊出。近年又有人单独影印《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通报》发行,从中可以看到绵氏著作的原貌。这些文献可分别著录为: [X1] MENCARINI J.Postage Stamps of China,1878-1905[R].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Trade Report 1906.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6:[页码不详].(《大清海关贸易统计报告书》) [X2] MENCARINI J.Note on the Postage Stamps of China 1878-1905[R].PIRY T.China Report on the Working of The Post Office 1905: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年报.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6:34.(《大清邮政事务通报》单行本) [X3] MENCARINI J.Postage Stamps of China 1878-1905[R]. 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6:5.(《华邮报告书》单行本) [X4] MENCARINI J.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Postage Stamps[M]MENCARINI J.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Postage Stamps with Appendices:华邮纪要.Shanghai:The Chinese Philatelic Society,1937:3-5.(中华邮票会《华邮纪要》专印本)
三、著录的格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规定,各种不同性质的文献,各有不同的著录格式(表1)。 表1 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
著录用的文字
著录用的符号 四、著录的项目
参考文献
著录
专著
连续出版物
析出文献
主要责任者 主要责任者不超过3名时,全部照录,第一名常为整条著录之首,可省略前置符,第二、第三名前置“,”号;超过3名时,只著录前3名,其后加“,等”。 连续出版物的责任者常取机关团体,例如: 上海市集邮协会.上海集邮:上海市集邮协会会刊[M]1981(1)-2018(12).上海:《上海集邮》编辑部,1980-2018. 机关团体的名称应自上而下分级著录,上下级间用“.”分隔,但用汉字著录的除外。
其他责任者
个人责任者
题名(题目名称)
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载体标识
版本项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集邮大辞典[M].2版.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出版地 例如位于美国马萨塞斯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出版社: ROBERT H.The I 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M].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出版年,不需要详细到月份和日期,用公元,阿拉伯数字,如果必须强调其他纪年形式时,将原有纪年形式放在“()”内。例如:1705(康熙四十四年)。出版年无法确定时,可依次选用版权年、印刷年、估计的出版年,分别著录为年份数字前加“c”、后加“印刷”字样、放在“[ ]”内。
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页码
五、怎样标注文献 在学术论文中著录的参考文献分两类,一类是阅读型参考文献,作者为撰写论著而阅读过的信息资源,或供读者阅读的信息资源;一类是引文参考文献,作者为撰写论著而引用的信息资源。 阅读型参考文献可以著录在文后、章节后或书末,引文参考文献既可集中著录在文后、章节后或书末,也可采用脚注的形式,分散著录在相应一页的下端。
顺序编码制
著者-出版年制 仍以上例说明: ……费拉尔(1991)的这份备忘录后来被译辑成了《费拉尔手稿》,其中就有大龙邮票发行数量的记载:大龙1分银印量约为185500枚…… 1906年绵嘉义编写的《华邮报告书》(1978-1905)作为附录M列在《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通报》的后面(孙少颖,1999)。报告书分三个部分……第二部分所载大龙邮票印量为:薄纸、阔边大龙邮票515704枚…… 刘广实(1988)1988年发表《论“大龙”邮票》一文,对大龙邮票的发行量做出估算:第一期的3种面值印数均不止10万枚……大龙的总印数约160万枚,合关平银48000两。《中国邮票史》在引用上述数据后认为:“这个数字,看来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1999)。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1999.中国邮票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 刘广实,1988.论“大龙”邮票[J].上海集邮,(3):6-9. 孙少颖,1999.中国集邮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5.× 费拉尔,1991.费拉尔手稿[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六、几点注意事项
一文多注 论文内容: 1.1878年8月5日天津海关税务司致上海造册处代理处长夏德第1号[5]91 …… 1879年12月12日德璀琳再次发文给上海海关造册处(致柏卓安文第14号)[5]55称…… 参考文献 [5]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A]许和平,张俊恒,译.北京: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
多文同注 《华邮报告书》……长期以来一直被集邮家视为官方正式记录,以至于周今觉[6]和黄建斌[7]等集邮大家……都引用了绵氏的数据。 [6]周今觉.华邮图鉴(一)[J].邮乘,1925.1(1):27. [7]黄建斌.大龙邮票简介[M]//大龙邮票集锦.台北:黄建斌,1993:序6. 换一种形式标注,即: 《华邮报告书》……长期以来一直被集邮家视为官方正式记录,以至于周今觉和黄建斌等集邮大家……都引用了绵氏的数据[6,7]。 文内标记文献编号,采用上标形式。需要在同一处标出多篇文献时,可以采用如[6,7]的形式,也可采用如[6~7]的形式。
间接引用 祝建国论文中,也有间接引用的实例。 1879年6月13日至7月11日,大龙邮票发行将近一年之际,《申报》前后11次刊登哈立斯收购信销邮票的广告[11]…… [11]哈立斯.收买信封老人头[N].申报,1879-6-13(7)//黄祥辉.申报集邮旧闻评注:第1卷(清代卷)[G].上海:上海虹口集邮协会,2011:24. 这是“专著中的析出文献”著录格式的实例。 上例也可采用如下形式著录: [11]黄祥辉.申报集邮旧闻评注:第1卷(清代卷)[G].上海:上海虹口集邮协会,2011:24.
报纸和杂志
电子文献 李茂长.1974年南京鼓楼邮局集邮组的经营情况:南京李茂长的博客[Z/OL].北京:新浪博客,(2016-07-09)[2018-01-15]http://blog.sina.com.cn/s/blog-593alac50102w82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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