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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说说春秋时期发生在宋楚之间的一场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泓水两侧，因此史学家将其称之为“泓之战”。 正文 这两天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世道变坏是从XXX开始的。比如“世道变坏是从取笑文艺青年开始的”、“世道变坏是从轻易原谅他人开始的”...别看标题一个个鸡汤满满，其实两千多年前孔子也说过差不多的话：“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 隐含的意思就是：世道变坏是从礼乐崩坏开始的。那么礼乐崩坏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实际上就是从宋楚之间的这次“泓之战”开始的。 先来了解下战斗背景。 时间是我国的春秋时期，当时的各诸侯国就好比一个大的江湖，这个江湖的武林盟主是齐桓公。在他的带领下，江湖上下一片和谐，大小帮派尊卑有序。 但是突然有一天，盟主死了。中原诸侯失去了领导人，顿时又变成了一盘散沙：秦晋当时在忙着打架，无暇东顾；周王庸懦黯弱，在诸侯国之间没有话语权；鲁、卫、陈、曹等国力量弱小，只能随波逐流；而郑国则乘乱投桃报李，开始和楚国频频暗送秋波...这种情况下，宋襄公一拍胸脯说：盟主这个位子，我来！ 宋襄公口气这么大也不是没道理的。春秋时期的宋国国土面积可不小，而且土地肥沃，经济发达。在此基础上宋国的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儒、墨、道、名四大家皆发源于此，庄子、墨子和惠子三位圣人皆出自于宋国，孔子的祖籍也在宋国。 另外，宋国的先辈是商朝后裔。西周初年“三监之乱”平定后，周成王秉持着“兴灭继绝”的传统，将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安置于商朝旧都商丘，建立宋国，并准其用天子礼乐奉商朝宗祀，与周为客。这就意味着宋国有着与周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所以东周天下大乱，宋襄公对霸主之位有所觊觎也在情理之中。 于是公元前641年，宋襄公率先在睢上(今河南省商丘县睢水上)与诸侯会盟，自称“霸主”，但是觊觎霸主之位的不光是宋襄公一个，这边刚发了声明，另一边齐、楚联合陈、蔡、郑诸国就在齐国都城营丘结盟，与睢上之会分庭抗礼。 宋襄公于是再次发函，邀请齐侯及楚成王会盟于鹿上，这一次齐国没有答应，而楚国答应了。到了赴会之日，太宰子鱼认为楚人谲诈，应有所防备，而宋襄公则认为展示“仁义”，是号令天下的根本，故执意轻车前往，没有携带甲兵。结果楚国果然使诈，宋襄公一去便被楚国军队包围俘虏了。 这是宋襄公第一次因为自己的“仁义”吃到苦头。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为雪前耻，派兵讨伐楚国的头号小弟郑国，郑文公向楚国求救，楚国于是再次出兵伐宋，宋襄公于同年十月底回防至泓水北岸列阵，准备迎击楚军。 泓之战一触即发。 公元前638年11月1日，楚军进抵泓水以南，随即发动渡江战役。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大司马公孙度建议宋襄公主动出击“击其半渡”，而宋襄公则再一次发表了自己关于“仁义”的那番言论：“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意思就是说，品德高尚的君子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捉老者。古人作战不凭借险隘（公平对决），我虽然是前朝亡国之君，但是也应遵守“规则”，不攻击还没有准备好的对手。 战争结果自不必说，宋军被打得大败，宋襄公本人也受了重伤，第二年便死去了。泓之战以及宋襄公的名字，从此载入史册，成为历代兵家耻笑的对象。比如我们的毛主席就曾经评价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看起来，宋襄公败的是咎由自取，败的是罪有应得，但为什么又要说，世道变坏就是从公元前638年的11月1日这一天开始的呢？ 我们先说说宋襄公的这些行为。在今人看来，中国的古代战争，应该是尸山血海，攻城拔寨那种烈度的，但春秋中前期的战争完全不是这样的。春秋中前期的战争往往是象征性的，是诸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而进行的军事展示，战争的目的只是要打赢你，点到为止，让你听话臣服即可。这样的战争烈度不大，规模和过程都比较短，伤亡也比较小。“堕其城，毁其国”、“掠于饶野”，甚至像白起坑杀四十万降卒这样的大屠杀事件，在春秋中前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周礼的约束此时仍然有一定作用，美国学者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就曾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战争，有时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离不开礼的约束。”这里提到的“礼”，实际上就是古代战争中的贵族精神。由于这一时期的军队指挥者往往是由贵族担任，讲究师出有名和人道主义，所以战斗的过程中你来我往带着很强的礼仪性和程序性，比如，说好出拳绝不使脚，说好打脸也不会突然踢你裆。著名的《曹刿论战》里就描述过齐军三次击鼓进军，鲁军不鼓，齐军只好退却重新进军，最终被击败之事。 当时的齐国的主帅是大名鼎鼎的鲍叔牙，他做了跟宋襄公同样的事儿，但是为什么就没有受到后人如此奚落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战争结果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齐鲁之间的这场战争对齐国的影响并不大，齐国战败反而促成齐鲁数年之内息兵言和；而宋国则几近被灭国，很长一段时内一蹶不振。 于是宋楚“泓之战”给诸侯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了古代战争的一个分水岭：战争不再是贵族之间的仪式和游戏，而是关乎你死我活的残酷搏杀。在此之前，招式磊落和点到为止是战争常态，在此之后，兵者诡道和攻城灭国变成了战争手段和目的。公元前638年的11月1日，当宋襄公的仁义道德正面撞上了楚成王的不择手段，贵族战争遇上了野蛮突袭，历史就在这一刻悄悄的转了个弯。 几十年后，一个齐国的年轻人一路南下来到吴国，将他的十三篇兵法进献吴王阖闾，并带兵攻破楚国的国都郢城时，一个新的流派——兵家，悄然诞生，这个年轻人叫孙武。在他之后，孙膑、吴起、司马穰苴、白起，韩信这些名将相继登场，一将功成的背后，是“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惨剧。而这些，在泓之战之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失落的贵族精神 相比今天的人更多的将宋襄公的行为视为迂腐和不知变通，古代的史学家对宋襄公的行为则有不同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里就曾写道：“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意思就是人们觉得礼仪缺失，人心不古之时，宋襄公还能秉持礼让精神，这种行为是值得称赞的。《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也颇高：“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意思是说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见得比宋襄公做得更好。 可以看到，汉代之前的学者对于宋襄公的评价还是比较高，而到了唐宋之后，画风就开始突变。比如苏轼就曾评价道：“宋襄公非独行仁义而不终者也。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古文观止》里更是说宋襄公：“...欲以假仁假义，笼络诸侯以称霸，而不知适成其愚。”而到了建国后，因为毛主席的一句评价，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被编进了中学课本，被全国人民奚落，地位跌到了最低点。 这里就能明显看到这种贵族传统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断裂和脱节。但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作为本土文化的“贵族精神”不断遭到唾弃，而外来的“骑士精神”、“武士精神”却为人津津乐道，说到底，还是对自己的本土文化不够自信。 如果熟悉春秋时期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时期其实还发生过许多类似“宋襄公式”的贵族战争。 比如《左传·昭公二十一年》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宋国的公子城与华豹在赭丘交战，华豹射了公子城一箭，但是没射中，华豹搭起弓还想射第二箭，公子城大喊：“不狎，鄙！”，意思就是说：“卑鄙小人！你射完就该我射了！”华豹于是放下弓箭，让公子城先射，公子城没有失手，华豹于是被射杀。 再比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曾写道，卫国内乱，孔子的徒弟子路为了救主，而陷于乱军之中，几次冲杀后，子路的头盔都被打掉了但始终无法脱身，于是恪守“君子死而冠不免”的信条，将自己的头盔重新拾起并穿戴整齐，从容赴死。 古之侠者，重大义，轻生死。这是多少人都曾经向往的一种精神。但是现实中真到需要放弃生命来恪守信义维护尊严之时，人们往往又会摇头叹息，认为“不值当”。当一个社会以“成王败寇”为评判标尺而罔顾规则，漠视人道，大谈功利主义时，世道就这样开始变坏了。 然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这个充满诱惑与喧嚣的时代里，却始终保持初心，淡泊宁静，为一份事业倾注一生，他们就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展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独特作用，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一项传统技艺的传承往往需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来一代代延续下去，它是荣誉、责任、勇气与自律的统一，而这也恰恰是“贵族精神”的核心。 益西德成，这位美国女孩，用她十年的青春在高原深居简出，带领藏民用古法编织牦牛绒围巾。她从美国到中国，从纽约到青藏高原上的村庄，十年坚守，把村民手作的围巾带到了巴黎，让牦牛绒围巾成为奢侈品； 田承泰，被戏称为“柴烧狂徒”，在他数十年不眠不休的烧窑中，他用泥巴与火博弈，用火的热度赋予了陶瓷以生命，用不平整的触感让人与土地第一次连接起来； 贺斌，一个耗费三十年时间记录并掌握全套蜀锦织造工艺的匠人，顶着蜀锦传承的重重难关，在保留蜀锦传统东方美的同时，结合现代的审美，创造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蜀锦，让本就不应该陌生的蜀锦再次回归世人们的视野； 而出生在苏州的陈巧生，祖上三代都是行船做买卖的铜匠。他花费数年时间研究香炉的鋳造法，经他手打造出的香炉，多达三千款，而他也拥有了自己的招牌“巧生炉”。现在巧生炉是铜炉界争相模仿的对象... 这些人，不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寻找的失落的“贵族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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