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中国移民的世纪悲歌

2018-11-28  最爱历史...
1

 

康熙二十一年(1682),当新任四川荣昌知县张懋尝,带着7位随从抵达荣昌县城时,他万万没想到,一场猛兽之祸由此开始。

 

当张懋尝进入荣昌县城后,让他目瞪口呆的是,全城死寂空无一人,“蒿草满地”。正当大伙感觉纳闷时,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来,张懋尝主仆八人惊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转眼间,张懋尝的7个随从,就有5人丧生虎口之下。

 

张懋尝从虎口下侥幸逃生的这一年,清廷刚刚平定三藩之乱中吴三桂进入四川的军队。此时,从明朝末年的张献忠屠川,到清军与明军的厮杀,再加上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1673-1681),历经四十多年的战乱、厮杀、虎害和瘟疫等天灾人祸,四川全省人口已经从明朝万历六年(1578)的600万人,锐减至不足50万人。全省90%的人口丧亡,“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

 

清朝初期的四川,是中国虎患最为严重的区域。

  

其实,早在公元263年的三国蜀汉末期,四川人口就已高达百万;到南宋末期,四川人口更是一度增长至近千万;此后在蒙古人的屠戮下,四川人口锐减,经历明朝的移民和繁衍生息,到明朝万历六年(1578),全省人口一度恢复至600万人。但没想到明末清初这场历时四十多年的战乱,竟然将四川一度打回了原始社会。

 

人退则虎进。

 

早在张懋尝虎口逃生之前,顺治年间,四川南充知县黄梦卜就向上级汇报说,他原来在南充招徕了户口人丁506人,没想到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现存223人”。黄梦卜不死心,又招徕了74人到南充落户,没想到,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据《南充县志》记载,当时的县衙门、学宫全部成了老虎的洞窟,以致南充知县黄梦卜无比感慨地说:

 

“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哉?”

 

2

 

老虎横行四川的时候,康熙皇帝也非常烦恼。

 

其实早在康熙的父亲顺治年间,顺治十六年(1659),清兵攻占了整个四川,但统计人口发现,整个四川,官方所能掌握的人口,竟然只剩下16096丁(户)、共92000多人。正当清廷开始招徕国内各地人口到四川开垦时,不料三藩之乱又起,随后吴三桂的军队进占四川。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几万人口,转眼就在为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1673-1681)中死伤殆尽。

 

曾经的天府之国,此时已经化为老虎纵横的人间炼狱。四川残破,则国家内陆不稳,于是康熙决定,通过大批量人口移民来填实四川,以此来挽救、振兴天府之国。 

 

“湖广填四川”真正拉开帷幕,是在康熙时期。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场历时一百多年、浩浩荡荡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开始了。

 

就在荣昌知县张懋尝汇报从虎口逃生的第二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下发了一道圣旨,号召大清帝国的子民积极前往四川垦荒,并表示四川境内土地,不管原来是有主还是无主,在没人耕种和缴纳粮税的情况下,新移民只要愿意去开垦,垦荒土地就全部归属新移民。

 

土地,是农业时代人民的命根。只要愿意开垦,就可以免费拥有梦想中的土地,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而且,这是由皇帝颁发圣旨保护、真实存在的“馅饼”,于是,在临近四川的湖北、湖南、陕西、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云南、贵州等地,在人民的口耳相传中,一支奔赴四川的移民大军,开始陆续出发了。

 

3

 

关于源流,有一个永恒的命题: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在康熙年间,无数涌动在移民路上的人们会告诉你:

 

我从湖广来,要到四川去。

 

在这场“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中,抢先进入四川的人,也捡到了大便宜。

 

康熙二十四年(1685),移民到四川广汉的平民张连义,意外发现他抢先抵达的四川广汉凉水井一带竟然荒无人烟,于是,张连义拿着竹签和木片到处“插占”,没多久就圈了2000多亩地,在当时,由于长期战乱后许多土地荒无人烟,因此抢先回川的部分土著,和抢先入川的移民们,只要随便拿个东西“插占”,就可以圈个几百亩乃至上千亩地。

 

在四川中江,从湖广一带移民来此的刘廷齐,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所占的田地“地界旷远”,有时竟然一个多月都不能巡查完:“月余不能履其地。”而在一些偏僻的荒山地区,当时的新移民甚至“由人手指某处至某处,即自行营业”。

 

手指到处比划比划,你能看到的土地就是你的了,这种在今天看来近乎天方夜谭的奇闻,却是康熙中期,大清帝国真实存在的四川移民圈地景象。

 

这种任由移民在四川随意“插占”土地的奇观,一度存在数十年之久,即使到了雍正六年(1728),迁徙到四川的移民,还可以由清廷官方以一夫一妻为一户, “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 。

 

康熙年间移民四川三台的福建人后代陈兆溥,墓碑背面写着:“原籍闽省”。

 

平定三藩之乱后,在清廷官方的支持鼓励下,经过湖广等各地迁徙进入四川的移民,大概每年为8000户左右。整个康熙年间(1662-1722),湖广等地进入四川的移民大概为155万人。当时,四川部分官员急于丈量土地,以征缴钱粮。对此,康熙反而不着急。有一次,康熙就对四川巡抚年羹尧说:

 

“为巡抚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田亩,增加钱粮,即不得民心矣!”

 

康熙的意思是,四川久经战乱、土地空旷,所以先要给移民甜头,等到以后条件成熟了,再来清丈土地、征缴钱粮也不迟。

 

到了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开始在整个四川推行清丈土地,并实行按亩载粮、按粮征银的税制改革,这也是“摊丁入亩”改革的一部分。

 

由于到了雍正年间,占了土地要缴税,于是,一些在康熙年间“插占”了大量土地,却又无力耕种开发的暴发户,不得不将大量土地贱价甩卖。雍正时期的四川,只要一两银子,就“可购十亩之地”,甚至还有“鸡一头,布一匹而买田数十亩者。有旷田不耕,无人佃种而馈赠他人者”。

 

虽然历经明末清初的大规模战乱,但实际上到了康熙、雍正年间,中国实际人口已突破1亿大关。在湖广等人多地窄区域,从四川传来的土地几乎是不要钱,或贱如白菜的消息,震撼了整个湖广地区的人民,于是,人们扶老携幼,目标只有一个:

 

上四川。

 

4

 

以时间来区分,湖广填四川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移民入川的初期阶段,大体是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此时期清廷虽然占领四川,但不久就发生三藩之乱,以致移民填川的效果很差。

 

移民入川的第二阶段,大体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六十年(1795),长达 112 年。这期间,由于清廷官方颁布“开荒即有其田”等土地政策,由此带来了大规模的移民四川热潮。

 

而移民入川的第三阶段,则是从嘉庆元年(1796)算起,到大概同治年间(1862-1874)终止。此时期,四川爆发“白莲教起义”,再度发生内乱,加上土地已基本被早期移民瓜分殆尽,所以仅有少量移民入川。

 

有研究表明,明清鼎革之际,中国进入了第4个灾害群发期,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加上地少人多,于是,在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整个清朝时期共有20多万人选择了移民四川。

 

当时,世居福建漳州府南靖县隐溪的陈氏,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后,整个家族就有2000多口人集体移民四川,并落户在四川金堂。

 

乾隆十七年(1752),原籍福建漳州府龙岩州溪口县万安里、时年40岁的徐美周,带着28岁的妻子韩氏,用一个箩兜,一头挑着6岁的儿子,一头挑着仅有6个月大的女儿,就这样靠着步行和肩挑,硬是走到了四川,并落户在了今天的重庆市大足县。 

 

湖广填四川的主要迁徙线路。

 

当时,湖广填四川的道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由长江水路入蜀,第二条是由川北的川陕周边旱路入蜀,第三条是由贵州旱路入蜀。

 

由湖北、湖南入川的移民,最常走的是第一条的水路;由陕西一带入川的移民,则喜欢走第二条;贵州本省、广东、福建、湖南靠贵州地区的移民,则喜欢走第三条。

 

远离故乡的路,并不好走。

 

康熙四十七年(1708),来自湖南零陵的王氏兄弟,就记载了他们阅巫山,度巫峡,历夔关,两岸猿声酸他乡之客,轻舟万重波惊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亦步亦趋,经月余,最终从湖南零陵经长江水路,抵达四川简阳的过程。

 

5

 

最早移民四川的路,也是冒险者和苦难者开拓的。

 

康熙年间,已经50多岁的广东连平人谢子越,听说四川经过长期战乱后“土旷人稀”,毅然认定这是“豪杰可乘之机会”,于是“挈眷西迁”,最终落籍成都华阳。

 

原籍广东长乐(五华)的教书先生范端雅,则因为饥荒走到了四川。雍正年间,粤东地区连续多年旱灾饥荒,面对当时家乡“凋敝未复”的窘困局面,这位私塾先生奋然而起说:“丈夫志四方,奚必株守桑梓。吾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以行乎?”于是,在饥荒和冒险主义的驱动下,范端雅最终带着5个儿子一起移民到了四川,并落户在四川叙永。

 

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从湖北湖南邻近一带入川,最快也要一个来月。更远的例如从广东、福建等地出发,则最快也要三个多月。由于路途遥远,很多人为了移民四川,不惜变卖家产、倾尽家财出行。

 

雍正四年(1726),来自广东兴宁的廖奕珍,就将全部家产变卖后,取得现金120多两银子“入川”,当时,廖奕珍带着妻子彭氏和年龄分别为16岁、12岁和8岁的3个儿子随行,当他们一家5口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四川荣昌县西街歇息时,已经用光了全部盘缠。“斯时也,盘费既尽,家无斗筲,举目无亲,借贷无门,拮据瘁瘩,固所难言。”

 

为了冒险到四川寻找幸福生活,来自广东长乐(五华)的钟宏予,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带着三个儿子一起启程入川,当走到湖南浏阳时,钟宏予已经是身无分文。钟宏予只得带着三个儿子留居在湖南浏阳,靠着砍柴卖柴为生,经过“奋力斩棘披荆,樵采三年,珠积寸累”,才终于攒了100多两银子。于是,雍正元年(1723),钟宏予带着三个儿子再次出发,最终历时40多天,步行到了四川简阳县踏水桥,并在当地安家落户。 

 

身系铜钱的乡民:入川的资费是个巨大的问题。

 

来自广东的曾廷槐,也在康熙年间带着弟弟们从粤东出发入川,当步行到半路时,他们的路费已全部用光。当时,曾廷槐的六弟和七弟都还小,于是二弟主张将两个年幼的弟弟都给卖掉来换路费,曾廷槐坚决反对。他说:

 

“兄弟同气也,忍割同气以自生乎?亲灵必难相容也!”

 

于是,曾廷槐将自己穿的衣服和妻子陈氏的首饰全部卖掉“以资前行”,最终才得以步行到了四川金堂,后来,他们落户在四川简阳,并以租田耕耘谋生。

 

蜀道难行,蜿蜒崎岖,却也彰显情义。

 

康熙年间,来自湖南安化的谌安仕,靠着一根扁担和两个箩兜,将两个年幼的弟弟谌安忠、谌安位,一路挑到了四川三台县景福镇。二十多年后,弟弟谌安忠娶妻生子,他的后裔为了纪念伯祖谌安仕疼爱弟弟们的情义,特地在景福镇建了一所“笃祜祠”来纪念谌安仕,这座祠堂有一副对联,联文写的是:

 

友爱笃前人,三千里外双肩弟;

贤劳感后辈,二十年来一报功。

 

6

 

入川路上,虎患也是严重的考验。

 

康熙十年(1671),四川广安邓氏家族的祖先之一邓绍祖,在从广东返回四川广安的途中,“为虎所食”

 

清朝初年的四川地区,在顺庆府和保宁府,甚至发生老虎成群游荡吃人的现象。清初文人沈荀蔚就在《蜀难叙略》中记载,顺治八年(1651)春:

 

“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乃闻川东下南尤甚。自戊子(顺治五年)已然,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

 

沈荀蔚记载说,由于虎患太过严重,当时在四川省内的移民如果要去河边取水,甚至要组织一帮人马,敲锣打鼓持火把、拿着武器才敢出门,以此来恐吓老虎,但即使是这样,在清朝初年的四川,还经常听说某某州县的人,全部被老虎吃光了:

 

“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兵饥谨疫疠者,又尽于虎矣。”

 

四川广安文人欧阳直蜀乱这本书中记载说,当时移民入川的风险非常大:

 

“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

 

欧阳直记载道,有一年夏天,他乘船从宜宾去泸州,竟然见到长江两岸的沙滩上,有许多又肥又壮的老虎在晒太阳。船靠泸州时,又见数十只老虎“逍遥江边,鱼贯而行”。欧阳直有一天晚上夜行,竟然在月光下见到四只老虎,幸亏藏匿在草间,才得以幸免于难。

 

而比残酷的虎患更恶劣的,是移民环境的恶化。

 

在清廷的政策鼓励下,整个康熙年间(1662-1722),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广西、福建、贵州、云南等地的移民前后达155万人之多。到了雍正时期(1723-1735),由于开始丈量土地,限制人口流入,此时移民潮有所降低。但到了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清廷再次放开限制,前往四川的移民又增加了420万人。

 

由于移民剧烈猛增,后来的移民已经错过了早期通过“插占”即可大量占有,或廉价购买土地的黄金时机。于是,在乾隆、嘉庆年间,经历千辛万苦抵达四川的移民们尴尬地发现,四川早已并非先祖们传说中的天堂。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靠着帮人做佣工,或者租田佃种方式谋生。

 

到了乾隆时期,整个四川的土地已经是“开垦殆遍,几于野无旷土了”。

 

乾隆八年(1743),四川巡抚纪山在奏疏中说:

 

“查湖广等省外来之人,皆因误听从前川省地广人稀之说,群思赴川报垦,不知川省已无荒可辟。”

 

与康熙年间抵达四川、许多能当上地主的农民不同,到了乾隆年间,四川即使是荒山野岭,也几乎已开垦殆尽。


定居于四川成都龙泉十陵的卢氏人川始祖卢仁彦,当初就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从粤东历经三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才抵达四川华阳。

 

满以为是到了黄金天堂的卢仁彦,此时才发现四川已是无地可占。无奈之下,为了养家糊口,卢仁彦在抵达四川华阳的第三天,就开始帮别人耕田。他的二儿子帮人做佣工,三儿子则帮人放牛来谋生。

 

原籍广东兴宁的14岁的客家少年刘秀标,在入川抵达重庆江津县油溪镇后,以帮人放牛谋生。所幸这家女主人很有同情心,把他当做儿子一样照顾,到了晚上还帮刘秀标缝补衣服。由于刘秀标的衣服长期没有洗涤,不仅又脏又破,而且长满跳蚤,为此女主人还将他的衣服拿去“蒸湔”。

 

此前,刘秀标的兄长刘秀桂先行入川,当刘秀标找到哥哥时,才发现兄长由于帮别人当石匠,不小心被石头砸伤了脚,“成脓疮”。于是刘秀标到处为哥哥求医问诊,好不容易把哥哥的脚治好后,兄弟俩却花光了所有的钱财。无依无靠的两兄弟,最终在重庆街头被迫沦为乞丐。

 

而刘秀标、刘秀桂兄弟的遭遇,也是湖广填四川期间,部分赤贫移民艰辛生活的一个缩影。

 

7

 

至此,在进入嘉庆年间(1796-1820)后,随着四川土地的开垦殆尽,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最终逐渐减弱,并在同治年间(1862-1874)后彻底消失。

 

历经从顺治十六年(1659)到乾隆六十年(1795)前后断续的移民潮,在湖广填四川近600万移民的补充下,四川的人口,从康熙二十年(1681)的大约50万人,逐渐恢复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231.6万人。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实际人口突破了1000万

 

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四川人口已达到2071万。宣统二年(1910),四川人口更是达到了4800万。而四川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依托四川、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伟大的根基。

 

可以说,今天的四川人,融合且激荡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我们唇齿相依、自古一系。

 

而故乡,始终是难以忘却的存在。

 

在先祖移居四川一百多年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后来位列“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进士、刑部主事刘光第(1861-1898)回到了福建武平的先祖故乡。

 

刘光第的先祖,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从福建武平县湘坑湖村,移居四川富顺县杜快铺卢家嘴。作为四川刘姓族宗返回原乡第一人,当刘光第返回福建武平时,宗亲们特别为他在祠堂举行了接风宴会,并引领他祭拜祖先灵位。此后,刘光第还脚穿麻布草鞋,跟随宗亲祭扫祖墓。为此,刘光第特地写了一幅对联,联文曰:

 

数千里闽蜀一派源流;

十几世祖孙同年乡会。

 

为了寻找故乡,民国军政强人杨森(1884-1977),和他的祖先们,则整整找了200多年。

 

当初,杨森的先祖杨兴阶,于康熙年间(1662-1722)从湖南衡阳县草塘村移居到了四川广安,到了民国初年,杨家在四川已繁衍9代,杨森是第7代孙。杨兴阶在临死前曾经嘱咐子孙们说:“我的老家在湖南衡阳草塘,你们有机会时,要去寻宗认祖,切莫忘记。”

 

杨兴阶的这个口头遗嘱在四川广安杨家世代相传,但子孙们传到后来,却把“衡阳”两个字给传漏了,成了“湖南草塘”,但湖南有70多个县,“草塘”究竟是在湖南哪里呢? 

 

祖籍湖南的四川军政强人杨森。

 

一直到1937年,杨森带领军队出川抗日,入湖南设防时,几经周折,终于获悉草塘村是在衡阳。为了迎接杨森回乡认亲,1941年夏天,湖南衡阳草塘村杨氏宗亲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返乡认亲仪式。杨森则为草塘村的杨氏宗祠题写了对联:

 

数传自巴蜀归来,得拜祖宗,欢腾一族;

千载冀衡湘子弟,共矢忠勇,捍卫中华

 

返乡认祖后,杨森特地在草塘村住了4天,以此怀念乡情。

 

而记载祖先于乾隆时期,从广东兴宁移居四川奉节的《刘氏考订族谱》,则有一副联诗写道:

 

骏马骑行各出疆, 任从随地立纲常。

年深外境皆吾境, 日久他乡即故乡。

 

他乡吾乡,从湖广到四川,作为中国人,我们始终不曾分离。 

 

参考文献:

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王炎:《“湖广填四川” 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田光炜:《“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四川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张敏等:《明末清初 “湖广填四川 ”人口迁徙及其影响》,《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李 华:《浅谈“湖广填四川”对巴蜀地区的文化影响》,《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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