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漫长的发展时期过程中，乡村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结构体系，包括了社会结构、空间结构以及文化结构，探讨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就要尊重乡村本土的文化风气，尊重乡村的价值结构，深刻融入到乡村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结构中，将现代法治观念间接地灌输进人们的脑海之中，使得现代法治与乡村固有的德治以及传统的自治理念相结合，构成乡村振兴当中的新型治理模式。 村落空间结构和乡村治理
前言 村落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沿着两个维度成长，一个维度是适应村落生产，另一个维度是方便村落生活。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不断完善和发展生产与生活功能外，还衍生出一系列乡村所特有的功能，如民间信仰、邻里互助、丰富的民俗、时令与节日、人群关系等。客观上形成了重要的村落教化价值。教化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础，有效的治理不仅是对人行为的约束，更是对人格的塑造。为什么乡村具有教化价值，这与乡村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密切相关。
村落的空间结构是指对地面各种活动与现象的位置相互关系及意义的描述。是村落物化要素及其之间的联系。乡村由哪些物质要素构成，这些要素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构成了什么样的结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建筑学家关心的是建筑要素形态及其类型、影响村落空间的因素、村落形态演变机制以及特定空间的社会功能等。从乡村治理的视角审视村落结构，则重点考察村落结构要素对人行为的影响。可以从构成乡村肌理的宅院、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三大要素来考察。 （一）院落与村落舆论
院落作为村落细胞，主要包括农民居住的房屋以及房前屋后一定范围的闲散空间。其大小、组合对村落肌理起着决定性作用。农家院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当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将村落比作农户的“大”生活与生产空间场所，那么院落就是农户的“小”生活与生产场域，农民的生活与生产在这里以微观的形式得以生动体现。院落里不仅可以进行种植业、养殖业生产，还为乡村手工业提供了空间。与城市居民楼相比，院落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开放性。院落不仅在空间是敞开的，其社会层面也是敞开的，随时欢迎来访的邻里和客人。这种开放性为村民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串门是村落里最为普遍的现象，其目的从借工具或其他生活用品，到商量事情或请教问题；可以是聚在一起打牌，更多的是在一起聊天、交流感情。 正是由于院落的开放和透明，才有了熟人社会的道德评判，形成村落公共舆论。有人认为，舆论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而也有的学者认为，舆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公众对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其实，村落舆论是村民对村落某种现象的态度、信念或价值的言语表现。 在乡村，村落舆论是基于熟人社会而产生的，涉及内容十分广泛： 围绕人与物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评价，村里的大事小情，诸如科技信息、国家政策，张家长、李家短，农户运用技术水平的高低，合理使用利用土地的能力，勤快还是懒惰，节俭还是浪费，对待老人和孩子的态度，对邻里是热情还是冷漠，借东西勤借勤还还是只借不还，对人的态度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在家里是讲卫生的还是邋遢的，对家人是贤惠的还是刁钻的，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诸如此类。 人们都会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表现出某种态度。尽管这个标准是不成文的，也没有定量的指标，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情感色彩。但是在村落舆论形成过程中经过村民间的反复酝酿、讨论、矫正，可以达成相对一致的态度。或是赞扬与鼓励，或是嘲讽与鞭笞，使得村落公共舆论对人行为的约束与教化作用十分有效。 这与两个条件有关： 第一， 村落舆论具有广泛的参与性。我们调查发现，参与村落舆论传播的人涉及男女老幼，而且传播效率非常高。一个舆论的形成到扩散到60%的农户只需要3~5天。人们不仅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解接受信息，还根据个人价值取向和期望加工、传播舆论，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参与者对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和与群体保持一致行为与态度的自觉意识，客观上形成了较为一致的价值观念和态度。如对不肖子孙的谴责，村民们就有非常高的共识度。 第二，村落舆论具有群体压力性。尽管村落舆论是自发的，约定俗成的，但具有很强的约束、引导，甚至控制人们行为方向的力量，使人们的行为按照乡村大多数所期望的方向去发展。所谓人言可畏，反映的就是村落舆论的巨大压力对于规范村庄秩序、调节人们的行为规范所具有的作用。其作用机制除了广泛参与和群体压力外，乡村还普遍存在着认同与疏离压力。一个有品行的人，具有较高威望，邻里喜欢亲近他，愿意与他合作共事。相反，一个品行不好的人，人们除了舆论谴责，在行为上还会疏远他、孤立他。人天生就有一种对社会孤立的恐惧感，与群体行为保持一致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是群体对它所属的成员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样的教化效果是基于农家院落特点而存在的。
（二）、村落公共空间与精神家园
村落公共空间 与精神家园 乡村舆论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除了开放的农户作为基础外，乡村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的存在也是重要条件。
哈贝马斯在一篇题为“公共领域”的文中对公共领域做过详尽的阐释，认为“公共领域”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能够形成类似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公共领域向所有公民开放。无论什么人来到这个“公共领域”就成为公众，并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最后形成一致态度进行传播。可以把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解释移植到乡村公共空间。 传统村落里会自然形成一些重要的交往节点或信息交流场所，它们可能是在十字街头、大槐树下、戏台前、水井旁，也可能是在廊桥下以及茶馆、酒馆理发店、磨坊等，都可以成为乡村的公共空间。今天乡村的公共空间可能变成了学校门口、杂货店前、健身广场、村委会甚至田间地头等。乡村公共空间在促进社区认同、维系社会秩序、密切融合社会关系，以及消除分歧、缓解紧张、达成共识、互惠合作、文化整合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村民信息交流、参与村务、人际交往、纠纷调解、休闲娱乐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村落信息持续不断地被制造和传播，构成村落舆论和集体记忆。有人把村落公共空间划分为信仰性公共空间、生活性公共空间、娱乐性公共空间、生产性公共空间以及政治性公共空间等。
信仰性公共空间 祖先崇拜是在先人和后人之间建立关联，以祠堂为空间载体，涉及孝文化、传宗接代等伦理道德，对于规范代际关系、凝聚宗族力量、维系社会秩序、调解纠纷、救济贫困、社会治安、生产互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被认为是维持伦理的有效教化方法，正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生活性公共空间 生活性公共空间，是农民聊天、打牌、参加民俗活动、人情往来等日常生活所依赖的场域空间，如树荫下、池塘旁、商店门口、庭院等场所等。聊天是作为乡村公共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其过程不仅是传播信息、交流思想的途径，也是形成村落舆论、社会规范的重要形式。乡村生产性公共空间主要是方便村民进行乡村的多种多样生产活动而形成的，诸如粮食晾晒场、打谷场、碾坊与磨坊、乡村作坊等。
乡村娱乐性公共空间 乡村娱乐性公共空间指农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公共场域，如戏台、影院、文化大院以及种类繁多的文化组织和活动。娱乐性公共空间为满足村民文化、精神需要提供了空间条件。 此外还有乡村事务空间，是农民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联及其空间形式。如村民议事、会堂、村务公开栏等。村落公共空间建设要考虑村民聚集的方便，有些乡村把公共空间建在了村落的边缘，甚至远离村庄，自然是无益于乡村治理需要的。
案例1
浙江乡村文化礼堂是村落公共空间的有益探索，从2012年以来，浙江村村建起了文化礼堂。在文化礼堂里，有村史廊、民风廊、励志廊、成就廊和艺术廊，农民在文化礼堂不仅举办文艺活动、娱乐活动、学习活动，还可以举办村民大会、报告会、表彰会，举行婚礼、入学礼、成年礼、春节祈福礼、清明感恩礼、重阳尊老礼等，文化礼堂创新了人们礼尚往来、情感交流、节庆礼仪等活动的空间，有望成为新乡村的精神家园。 （三）、村落公共资源与自治传统
与公共空间相关联的另一个概念是村落的公共资源，如村落里的山、水、林、田、路，村落公共建筑，祠堂、教堂、广场、会馆、书院、庙宇、学校、集体拥有的土地、工厂等等。有些村落公共资源与公共空间相重合。 公共资源是村民参与村务和村民自治得以存在的基础。由于公共资源与村落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要有效合理地使用和保护公共资源，就需要每户村民充分参与决策和发表意见，形成维护资源、利用资源的行为规范。 案例2
在浙江桐庐县有个深奥村，该村的供排水系统，由溪流、暗渠、明沟、坎井和水塘五个层面立体交叉构成，各自独立，又相互联通，充分调控地面和地下水资源，将饮用水、生活水和污水分开处理，并使水始终处于流动状态。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上下游全体村民齐心协力，形成大家公认的用水制度和行为规范。该村在利用公共水资源的过程中约定俗成的用水习惯内化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近百年来没有发生因用水而导致的纠纷和矛盾，就是得益于因共同资源而产生的自治传统。
村落公共资源是村民参与和形成合作的重要基础，缺乏公共资源是村落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进入新时代后，如何形成新的村落资源，不是通过重新发包土地来增加所谓集体收入，也不是简单地重建祠堂或修建文化广场，而是要探索村落为农民提供服务的新内容和新途径，通过服务农民、组织农民，创新共同资源形式，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为有效的乡村治理创造条件。 思考
无论是院落，还是公共空间或公共资源，村落空间结构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除了村落空间结构的教化价值，还在于特定的村落空间特点维系了熟人社会，形成熟人社会人情文化。熟人社会具有维持共同体成员团结互助、规范社会秩序及促进村落成员相互信任等社会功能。只有充分尊重和利用人情这一乡村社会资源，才有助于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因此，乡村建设要讲究乡村的空间结构，注意村落的形态和规模。近些年，人们提倡乡村治理单元的细化和下沉，从行政村下沉到村民组，其优势就在于充分尊重村落的空间特点，易于利用熟人社会特点达成集体行动，形成一致态度，在组织农民、维护公共利益、化解村民矛盾，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和创建村落公共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作者：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整理编辑：北京产城融合技术研究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