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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翔，是书法界的话题人物，围绕着他的有鲜花和掌声，也有“丑书”“吼书”等有些许贬义的评价。但无论是褒奖亦或批评，于曾翔而言，都是不萦于怀的小事，“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人的路都是不能复制、不可复制的。别人说你好，你还别觉得自己真的好，别人说你不好，你也别以为自己真不行”。他真正在意的，是从艺术中寻找内心的喜悦。 相由心生，艺亦由心生，在曾翔嬉笑怒骂皆形于色的真性情之下，他的作品没有那么严肃的面孔，而是多了些童心未泯的调皮和机巧。许多人说他是个老顽童，而他也把自己的行为和艺术创作，用“玩”来概括。“玩好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我还在路上。尽管我60岁了，但我觉得没老，还需要继续玩，玩是我的一种手段，玩好是我的追求。”这，就是曾翔。 曾翔作品 从对联少年到当代书家 曾翔对书法最初的认知，应该就是能写大字，能帮乡亲们写写对联。1975年，曾翔从随州当兵到了北京，随身带的是一支毛笔。到了北京，曾翔有了第一本字帖，就是他在荣宝斋书摊上买的唐人《灵飞经》小楷，而选择《灵飞经》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觉得“好看秀丽，横平竖直，端端正正”。这么一写就是两年，再后来就开始临写黄自元的《楷书间架结构九十二法》。在部队里的几年间，黑板报成为他的展示舞台，各种废旧报刊资料则是他的“宣纸”。 直到“文革”结束后，曾翔偶然间在报纸上看到王任书法学习班的招生启事，便开始跟随王任老师开启书法之路。曾翔是个耐不住性子的学生，从颜真卿的《多宝塔》《东方画赞》开始，只要是他觉得好的，都拿来钻研，《郑文公碑》《爨宝子》等也是从这时开始喜欢并入手的。开明的王任对他这种广泛的兴趣没有加以阻拦，而是尊重学生的选择，又在关键之处指出存在的问题。这种对待学生的态度，也影响了曾翔后来开放的教学。 1987年，曾翔转业到了中华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在学报编辑部做副主任。也是从这时开始，有了更多自由时间的曾翔正式投身书法创作，并受到刘炳森、沈鹏等先生的教诲。在转益多师的过程中，他将诸家风貌融而化之，这也许得益于刘炳森先生曾告诉他的两句话，即“做人要老实厚道，学艺要过河拆桥”。 从《灵飞经》到《二爨》，从金文到汉隶，从杨惟祯到金农，曾翔慢慢的一边感悟一边前行，从秀美走到古拙。“虽然那时全凭自己的认知去选择学习对象，摸索的路会长一些，但是回想起来这种摸索很有意思，相比快餐式的直接植入也有优势。”曾翔至今对那段自由自在的时光念念不忘，而这种探索式的思考和学习，也给他留下了受用终身的财富。 \ 重要的不是“吼” 曾翔留给人们的印象，往往不是他早在部队时就获过总参系统书法优秀奖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不是在开饭馆时就入选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和第五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也不是曾连续获得全国第七届、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一等奖。很多人说到曾翔，往往第一印象就是他那情绪张扬的吼书，曾翔也因此受到不少非议。 但种种议论关注的角度，往往大多是“曾翔在吼”“曾翔又在吼”，但为什么吼，吼的是什么，吼中作出的书法怎么样，却鲜有谈论。面对众多评论和非议，曾翔一如既往的豁达。“吼书不是我的创造，这种传统的书写或内心表达方式古已有之，张旭、怀素都留下了这种传统，如怀素的'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艺术创作本是个体行为，但当自媒体时代到来之时，往往就成了一种公共事件，可能瞬间变成天下知。” 在曾翔的吼书中，那种书生的张扬、生命体量的绽放是由何而来呢？也就是为何会吼？曾翔举例说，当数平方大的宣纸铺在地上，拿起墩布那么大的笔，在那种场域下，其实是在盲书，只有吼才能表达此时此刻的感觉或感情，才能释放自己的情绪，只是很多人没有这种体验，所以不理解。“吼，是一种书写状态的呈现，绝不是有意去展示或作秀，是书写的一种需要或习惯。吼和不吼，重在作品本身，可能大家都看到吼了，但吼的那个字好还是不好，却少有人关注和评价，我还是希望更多给作品以本身的评价。”曾翔笑言，“我们这么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一声吼就把它吼断了？” 其实熟知曾翔的人都知道，在他的看似玩世不恭和张狂之外，有着其宁静的一面。这种宁静，就体现在他的日课小楷中。小楷，对于曾翔而言，如同读书一样早已成为他的习惯，他喜欢在应对世事烦扰时，拿起毛笔抄些经典小品文，感受内心的宁静。 激进的传统主义者 在书法创作上看似十分激进的曾翔，却是一位传统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位保守主义者。虽然他一直在求新求变，其风格也呈现出明显的当代书风，但细细去品味，就会发现他的作品根脉却是最传统的。如同其楷书创作，接纳了清代以来的楷书新传统，基于篆隶楷行的书体通变，亦基于碑与帖的互补。“创新不是无本之木，要想走的得远，一定要扎得深，这是我一贯以来坚持的核心。”所以曾翔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发现大于创造”。 “我对创新这个词不感兴趣，你要从骨子里找到自己，发现自己所需要的，内心所渴求的。不能听人说王羲之好，就去人云亦云学王羲之，古代还有很多无名氏的书法、民间书法，那里边都是宝藏。整天喊着要创新，结果往往是创了半天，再回头看古人那里都早已有过了。”曾翔说，“所以当时流行书风就推崇根植传统、立足当代、张扬个性、引领时风。” 虽然流行书风这个带有一些贬义的词语，当时是以批评的方式安放在这一批书家头上的，而且流行书风的展览没做几届，但其影响却可谓深远，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当代书坛的面貌，在那几届展览中涌现出来的书法家，目前已然是中国书法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作为流行书风的代表人物之一，曾翔也曾被当作“丑书”家的典型接受批判。曾翔认为，何为书法艺术之真应该作为书法的“美”与“丑”之争的一个前提，“书法艺术之真要从整体的中国艺术传统文脉中去考察和领悟，好的'丑书’是一种风格，是一种对流俗趣味超越的真艺术。” 时代在变，书法的信息传递交流载体作用，在今天已经大大弱化，早已独立成为书法艺术，书法应如何面对这个时代对其职能要求的转变？曾翔认为，现在是读图时代，也意味着对书法有新的要求应运而生、应时而生，学习书法要更多的去关注它的美感，要回到书法本体上来，而不是只关注文字的本意，这也是今天书法的一个核心，即究竟是看图还是识图，是看书法还是读文字。 风景总是那边独好 曾翔的人生经历在一次次的大跨度转折中，从一个帮乡亲们写对联的农村孩子到一位军人，从一名编辑到餐厅老板，再到今天的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秘书长、篆刻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中国书法院研究员，这一路走来，他的艺术技艺日臻成熟，从自发的兴趣开始，在一步步摸索、一次次的兴趣转向中逐渐凝练成今天的面貌。 虽然曾翔在大家的认知中，是一名书法家，但书法于他而言，是一种爱好，是人生旅途中随走随看的一个旅伴。正如他曾说的一样，“作为毕生追求，未必能做得到。说为书法献身，也有点太沉重了。一路慢慢走、慢慢学，我觉得还是要轻松一点，不要希望它成为怎么样，走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 也许正是因为曾翔的这种心态，他的总是不满足在既有风格上止步不前，而是在不断的变化中游走于各种实验里。对于这种个人风格的转变，也有许多师友提醒过要保持个人风格，不要轻易改变，但曾翔却是“虚心接受，但死不悔改”。对此，曾翔解释说：“走在路上，总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这就需要去思考。实际上有的建议是非常对的，但人的秉性难移，而且我也没有期望所有人都能看懂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是不是我这样变就好？那也未必，人生的选择是多样的，只是我自己可能倾向于这种变。” 其实曾翔也知道，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思考，专精一两种又兼顾多样，是比较合适的，这也是我到了60岁之后慢慢悟到的道理”。但以后是不变还是继续变？对于曾翔来说，答案很简单，“认识到未必能做到，始终是风景那边独好，所以我最近又跑到山东威海画油画去了”。 这，就是曾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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