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家坝M33的墓葬形制及文化属性

　　一、罗家坝M33墓葬形制复原

 

　　罗家坝M33墓圹内东侧有一批集中放置的兵器和礼器（图一），呈南北向“一”字排开，兵器之下及两侧还残存有船棺的朽痕（图二）。船棺是四川地区东周时期墓葬流行的葬具之一，由于葬具形制的特殊性，导致墓圹及随葬品摆放位置均呈现为窄长方形。《宣汉罗家坝》发掘报告指出东周墓葬M45、M46的葬具为船棺，对比可见M33东部呈“一”字排开的器物群摆放方式与M46（图三）相同，可知M33也是一座船棺。根据以往对船棺葬的认识，兵器群通常放置于墓主人身体部位，在船棺南侧还发现9颗玛瑙珠，应为墓主颈部的项饰，进一步表明存在一具已腐朽不能辨识的人骨架，我们将其标记为骨架甲。

 

　　在船棺西侧，也就是M33墓圹中央，有三具南向的人骨架，我们依次将其称为骨架乙、骨架丙及骨架丁，这三具骨架附近未发现葬具遗痕，骨架附近也缺乏随葬器物。在三具骨架北部靠近墓圹北壁处，放置有陶器群及野猪獠牙，应该是三具骨架共享的随葬品。陶器群由5件陶罐构成，可分为两型，分别为“喇叭口罐”和“盘口罐”（图四）。相同特征的陶罐在骨架甲脚端的器物群中也有发现，仅有喇叭口罐、盘口罐各1件，表明每具骨架配有1套喇叭口罐与盘口罐的组合。由此可知，骨架乙、丙、丁也各自享有一套这样的陶器组合，只不过被集中放置。由于同类陶罐的造型和施纹特征几乎完全相同，可以判断应属于同一座合葬墓的随葬品。

 

　　实际上，罗家坝M33应是一座船棺葬合葬墓。类似墓葬在罗家坝墓地有较多发现。在大体同时的成都平原，也不乏此类船棺合葬墓的发现。对比可见，罗家坝M33与四川大邑五龙公社机砖厂M4的墓葬形制非常相似，在墓圹内西侧放置一座大型船棺，另有2座小型船棺依次放置其东侧，在小型船棺南侧靠近墓壁处同样放置“大口瓮等器物”（图五）。

 

　　罗家坝东周墓葬的形制“以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仅1座墓葬形制呈曲尺状”，这样的形制比较特殊（图六）。通过对遗迹现象和出土遗物的分析，我们认为《宣汉罗家坝》报告中发表的M33实为两座具有打破关系的墓葬。我们将相对年代较晚的墓葬称为MX（图一），将被MX打破的墓葬称为狭义的M33（在接下来的行文中，M33特指这一狭义概念）。之所以认为存在“MX→M33”的打破关系，原因有三：

 

　　其一，MX范围内的陶容器尽管与骨架乙处于同一条直线上，但距离较远，而通常情况下船棺内的随葬品位于墓主人头端或脚端不远处。况且，前文已论证骨架乙、丙、丁共有的随葬品位于M33靠近北壁处。

 

　　其二，MX范围内的陶容器相对高度明显高出了M33内诸人骨架的高度（图六，圆圈所示），这些器物更有可能属于打破M33的另一座墓葬。

 

　　其三，MX范围内的陶容器与M33所出器物存在差异。MX范围内出土器物包括陶钵（M33∶123、130、139、140）、陶杯（M33∶129、137、138、141、149）、陶釜（M33∶143、145、146）、陶平底罐（M33∶144、147、148），其中以陶平底罐最具时代特征。经核查，罗家坝墓地中的M14、M25、M31、M32也出有形制近似的陶平底罐（图七）。《宣汉罗家坝》报告中将M33定为第一期1段，应为该墓地年代最早的墓葬，M25、M31、M14和M32则分别被定为第四期5段、6段、第五期7段和第六期8段，均属于该墓地中年代偏晚的墓葬，出土器物的年代早晚差异同样可证明MX范围内的陶器群并非M33的随葬遗物。

 

　　总而言之，《宣汉罗家坝》报告中发表的M33实际上是包含两座具有打破关系的墓葬，被打破的墓葬是一座合葬墓，其中的主棺为船棺，其余三人的葬具不明。

 

　　二、罗家坝M33与成都平原的文化联系

 

　　已有多位学者对罗家坝M33的出土遗物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均认为这些出土遗物可以明显分为楚文化因素和巴蜀文化因素两大类。文化因素分析是正确认识罗家坝M33文化性质的科学方法，但文化因素本身的文化背景也需要加以探讨，方能够更为精准地认识该墓葬的文化属性。

 

　　学术界普遍认同罗家坝M33出土青铜礼器属于楚式青铜器。箍口鼎、簠等在楚墓中通常成对出现，但罗家坝M33仅有1件，尊缶在楚墓中通常成对出现且尺寸相同，但罗家坝M33所出2件尊缶的尺寸不相同，尽管这些青铜礼器并没有构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组合，但仍然能够在组合上透露出对楚文化铜器群组合的接纳。如果进一步思考出土器物所在的区域文化背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楚文化因素，甚至将其直接视为楚文化分布区。值得注意的是，在成都平原同时期的墓葬中，也可见到几乎完全相同的楚式青铜器（图八）。

　　如上所述，罗家坝墓地与同时期成都平原的墓葬均受到了来自楚文化的强烈影响，而罗家坝M33所出楚式青铜器显然不能单纯地视为来自楚文化分布区。不仅如此，罗家坝M33所出蜀文化青铜器也与同时期成都平原的墓葬所出者几乎完全相同（图九），显然表明了两地之间确实存在较强的文化联系。

 

　　从出土陶器也可以观察到罗家坝M33受到的来自成都平原的影响（图一〇）。成都指挥街遗址的下层文化遗存被分为两期，其中晚期的年代被定为春秋早期，发现有宽方唇上翻的陶罐。成都新一村遗址第⑥层的年代定为相当于春秋中期，已出现宽方唇内勾的陶瓮口沿，喇叭口罐的形制特征也与M33所出喇叭口罐接近。

 

　　我们还注意到，罗家坝M33所出喇叭口罐并非普通的陶罐，肩部纹饰与铜罍之上的蕉叶纹较为接近，喇叭口罐的形制特征也与铜罍较为接近（图一〇）。成都平原自三星堆文化时期便已出现了对青铜尊、罍的使用偏好，彭县竹瓦街曾于1959年和1980年两次出土青铜列罍，凸显了对青铜罍的使用偏好。直至战国时期，新都木椁墓中仍然出有5件仿古的青铜罍，巴蜀印章之上也存在铜罍的形象，表明对于青铜罍的偏好延续长久。

 

　　综上可见，罗家坝M33受到了较多来自成都平原的文化影响。该墓属于船棺合葬墓，而船棺葬本身也是流行于成都平原的葬具，且出现时间较早，同样表明该墓受到了来自成都平原的文化影响。

 

　　三、罗家坝M33文化属性探讨

 

　　通过上文的讨论可知，宣汉罗家坝M33受到了较多来自成都平原的文化影响，该墓所出楚式青铜器也常见于同时期成都平原的墓葬，表明该地与成都平原存在较多的文化联系。传统观点认为，成都平原属于蜀文化的分布区，若罗家坝M33受到较多蜀文化的影响，其文化性质还究竟是不是巴文化？

 

　　巴文化和蜀文化由于分布地域毗邻，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因素的互现，这就为辨识两者之间的差异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经过学术界同仁的不断探索，目前可判断为巴文化特质因素的有两项标准：

 

　　其一，花边口圜底绳纹罐的存在。江章华先生对渝东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成果显示，渝东地区“西周中期以后，出现大量圜底器，尤其是大量花边口圜底罐的出现，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与成都平原的同时期文化呈现出一定的差异。除开花边口圜底罐，其他因素与成都平原同时期文化是基本一致的”。在罗家坝M33的填土内，发现有花边口圜底绳纹罐的口沿。我们知道，墓葬填土内的包含物年代通常早于墓葬的年代，夏鼐先生曾以甘肃宁定县半山墓地M2填土中的仰韶文化彩陶片论证齐家文化的相对年代晚于仰韶文化。M33填土内出土花边口圜底绳纹罐的口沿（图一一），表明罗家坝遗址早于M33的文化遗存的性质属于巴文化。在罗家坝东周墓地的M8、M13、M27、M34、M50、M58等墓葬中出有花边口圜底绳纹罐，这些墓葬分属第二期第2段、第三期第3段、第四期第5段和第五期第7段，基本贯穿罗家坝东周墓地的始终。由此可见，年代早于和晚于罗家坝M33的遗存均包含巴文化特质因素的花边口圜底绳纹罐。

 

　　其二，斧形钺及斧的存在。冉宏林先生近年来对巴文化和蜀文化的青铜器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属于巴文化特色的青铜器有鍪、釜、虎纹单胡戈、斧形钺和斧，但其中的鍪、釜、虎纹单胡戈属于巴文化和蜀文化中均常见的器物，由此可见，斧形钺和斧应属于巴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特质因素。经检索，罗家坝M2、M3、M5、M13、M18、M23、M24、M25、M26、M30、M31、M35、M36、M38、M41、M42、M44、M45、M48、M51、M53、M54、M57、M61均随葬巴文化特征的斧形钺或斧，仅有M33、M37、M46、M55、M62随葬蜀文化特征的铜钺，在M40、M44、M50、M64、M65则存在两类铜钺共出的情况（图一二）。随葬巴文化特征斧形钺及斧的墓葬自罗家坝墓地的第二期第2段延续至第五期第7段，同样基本贯穿该墓地的始终。

 

　　此外，冉宏林先生将罗家坝M33所出铜鍪和铜釜定为四川盆地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铜鍪和铜釜，并认为这一类圜底铜器来自巴文化，进一步证实了M33应属于巴文化墓葬。由此可见，尽管罗家坝M33受到了较多来自成都平原文化的影响，但由于罗家坝遗址东周时期文化遗存具有巴文化的特质因素，仍然应将该墓葬的文化属性归为巴文化。

 

　　综上可知，宣汉罗家坝东周墓地是一处巴文化墓地，墓地延续时间较长，墓葬形制、葬具及随葬品等方面与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存在较多的文化联系，同时又受到了来自楚文化的强烈影响。《宣汉罗家坝》报告发表的M33实际上是两座具有打破关系的墓葬，被打破的墓葬是一座合葬墓，根据随葬陶罐可知船棺旁边的3具人骨为从葬，以墓圹内西侧的船棺等级最高，随葬楚式青铜器和巴蜀式青铜器，颈部的红玛瑙项饰亦见于中原地区贵族墓葬，表明墓主人有可能为巴文化王者或高等级贵族。

（作者：刘国祥　李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18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