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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大王 陈素真自传》之苦难的童年 命中注定该学戏 陈素真 （文/陈素真）我是1918年3月20日出生在一个县长家里。父名王秉璋，字慎如，陕西人，担任过河南临汝、兰封、洛阳三县的县长。这些事是我15岁那年的夏季在兰封县演戏时，一位约六十岁左右的李先生告诉我的，他把我父亲给他写的四副长条扇交给了我，要我好好保存，还教导我怎样做人。经他一说，我仿佛想起了父亲的影子，他抱着我坐在他的腿上，右手还写字，只有这么一点点的印象了。再往后的记忆，就是住大庙，睡地铺，老在农村看野台戏。这时我的母亲是跟着我的继父，我继父是个唱戏的。 关于我的母亲，有两个说法，一说她是何律师的丫头，给我那个做县长的父亲作妾生了我；一说母亲是父亲雇的奶妈，在我父亲遭难时抱我跑出来的。我母亲并不爱我，从我记事起，她差不多天天打我。我并不是个淘气孩子，为什么老挨打？我不知道。反正她一不高兴，就拿我出气，尤其是在她打牌的时候，什么也不管了，我肚子饿了找她，她若是赢了，便随给我点钱，叫我自己买点吃的；她若是输了，就劈头盖脸地打我一顿。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哪能会看得出她是赢是输呢？光这种打我不知道挨了多少。后来我一见她打牌，再饿也不敢去找她了。我的饥寒是没人关心的，母亲还不如个同院邻居。同院的婶子大娘们看我可怜，还给我点吃的。我的童年时代，就是忍饥受冻，遭打挨骂，像乞儿似地生活着。施加于我痛苦的，并非别人，乃是自己的母亲。母亲打我时，抓起什么就用什么，没头没脑地乱打。看见别家的父母对儿女疼爱，我羡慕，我奇怪，怎么我的母亲和他们不一样呢？母亲是1963年去世的。我只要梦见她，总还是挨她凶狠地打骂的情景。 记得在开封城内北道门街住时，我还上过几天学。那学校有个男老师，戴眼镜，姓李，也不喜欢我，我不是挨打就是被罚站。如今想想，大约那一班的学生中最笨的是我。我每天穿露脚趾头的鞋，两只袄袖整天擦抹鼻涕眼泪，油光发亮的，我长得又丑，没上几天，那个学校就不要我了。 陈素真 以后搬到西后街住时，妈妈叫我跟同院的姐姐们去拾柴。人家全是大孩子，每人都拾一大捆，我只拾了一根柳树枝。跟邻居们去做剥花生的短工，我剥的都放在嘴里吃了，第二天人家便不让我去了。一次妈妈叫我盛饭，我把碗掉在饭锅里了。妈妈几乎天天都要骂我笨货、笨鬼。我也确实是笨得出奇。我也算上了几天学，可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我的奶名叫佩玉，上学时就叫佩玉。 小时跟着戏班，那时的戏班里都兴喂狗，最少喂两条大公狗。我跟的那个戏班里有个唱小旦的叫黄金，十七八岁，是我养父陈玉亭的师侄，我叫他黄金哥。那个戏班里没有别的家属，只有我妈一个女的，也只有我一个小女孩，黄金哥成了我的保姆了，不是抱着我，就是背着我，有时把我放在他脖子上驮着，有时把我放在狗身上，他扶着我骑狗玩。由于从小同狗玩，我就特别爱狗，狗也和我亲热，只要我一行动，就有一大群狗朋友跟着我。不仅是班里的几条狗，它们还招引了外边的一些狗，也跟着我跑、玩。记不得是谁给了我一黑一黄两个小狮子狗，我天天抱一个驮一个，身后左右还跟着几个。狗群把我当成了它们的小头领，跟我嬉戏，在我身边吠叫、跳跃、挨蹭、撒娇，舔我的手，抓我的头，我和它们打呀，闹呀，叫呀，互相滚作一团。大人见我整天和狗一起疯闹，就叫我小狗头，又叫我狗大王。就这样传来传去，不知怎么的，把小狗头传成了小狗妞了。人们不知内情，还都以为我的小名叫狗妞呢。也别说我是官宦之家的女儿啦，就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子，也不会叫这样的名字呀。小时听见大人们叫我狗这狗那，我心中挺美的，长大后听见人们叫我狗妞，就反感极了，因为它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抹煞了我和狗群结成的亲密友谊，抽去了我作为狗群首脑的值得骄傲的内容，只剩下一个粗野不堪的字眼了。 陈素真 我养父陈玉亭是唱红脸的，人称红脸王。他是个老实人，窝窝囊囊的，连句囫囵话都说不成，很怕我妈。他没打过我，也没骂过我，可也没管过我，好像我是别人家的孩子似的。由于父母对我不关心，到了冬天，我的手脸脚腿都冻烂了。说也奇怪，我的手腿都落了疮疤，可脸蛋没有落疤。还记得有一天，我表哥端了一碗刚刚熬好的小米绿豆粥，他往里间走，我往外间跑，一碗热粥整个倒在我的头上，流了满脸，烫得我满地乱滚，怎么治好的，不记得了，脸上也没落疤。我的脸蛋冻烂的情况，可比手腿厉害，我手腿的伤疤，至今还很明显，可脸上却是干干净净的，这不是命中注定该当演员吗？若是因冻疮、烫伤而落了疤，哪还能学戏呀！（本文由豫剧陈派关灵风老师学生郑文策提供，编辑星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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