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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术自晚唐普及开来以后，字纸得以化身千百，图书因而普惠士林，使得宋代以来，购书而读，藏书传家，很快成为民间耕读之家的一种文化追求。“耕田以养其亲，读书以修其身”（郑玉《鲍生耕读堂记》），“高堂榜之以耕读，寤寐千载学陶潜”（张在文《耕读堂为鲍伯原赋》），逐渐成为中国士人阶层所认同的重要价值观。
据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刘尚恒先生在《安徽藏书家传略》（刘尚恒、郑玲著，黄山书社2013年版）中考证，汉代淮安王刘安、河间王刘德，及广陵太守之子陈咸、汉廷太乐令之子桓谭，是在北宋初年雕版印书术大行于市之前，安徽历史上有名的藏书家。而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以虞部员外郎致仕的郭延泽，能够成为安徽历史上第一个“万卷户”藏书家；闵景芬得以建成藏书万卷的“尊圣阁”；游宦四方，搜求入藏数万卷典籍的王莘；藏书至3万卷的杭州知府沈立等，显然都得益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至于以“万卷堂”自命藏书处（室）的文化现象，都说明了民间藏书之多。他在此书首章《安徽私家藏书述略》中指出，“从汉、唐迄至近代，历史上可考的藏书家五百二十四人（包括明代藩府藏书及徽州旅外的藏书家），其中明、清两代四百人；以地区论，徽州为首，有二百二十四人（包括徽州旅外的藏书家），安庆地区次之。可见，安徽确实是历史上的文献之邦。”为此，他指出安徽私家藏书活动的五个特点为：一是“藏书与流通相结合”，二是“藏书与刻书相结合”，三是“藏书与著述相结合”，四是“藏书与校勘整理相结合”，五是“综合收藏与专藏相结合”。
《安徽藏书家传略》是一部由始创意作者刘尚恒先生三十余年苦心结撰的学术著述。全书分为三章，除上述总论安徽私家藏书概况、特点、散佚的《安徽私家藏书述略》一章外，第二章为先按时代、再分地域叙述自汉代以来524位藏书家事迹的传记部分；第三章为“渴于书籍，一代书宗”的鲍廷博、“买书哪管俸无支”的倪模，“书林巨擘，功在国家”的周叔弢等有全国性影响的安徽藏书名家的专论，以及阐释私家藏书楼（室）名的涵义，探析阜阳、徽州两地藏书活动昌盛的原因，从而既有“面”、又有“点”地揭示出了安徽私家藏书发展的基本面貌，填补了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一片重要空白。最后附录的是宋代向敏中所撰《闵氏尊圣阁》等27篇有关私家藏书楼（室）的记文和书目序跋，为读者深入了解安徽私人藏书史实提供了部分第一手资料。
有聚必有散，聚散无常态，这在中外古今，概莫能外。但西谚云“书比人长寿”，因此，开卷阅读藏书史，总是有关藏书主人一生苦心积聚的汗牛琳琅，藏书之家祖遗孙继的满目缥缃终归何处的字句，最摄人心魄。作者们在本书中，总结安徽藏书家散佚的原因，也无非是因为世乱兵燹，因为水灾火厄，因为子孙售卖，因为统治当局的禁毁，但终于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捐其所藏给予近现代图书馆的刘体智、周叔弢等安徽最后一代藏书家了。正如作者在本书第三章《书林巨擘，功在国家——记周叔弢先生的藏书事业》一节中所指出的：“周先生捐献藏书多达近六千种、四万册，其他零星捐赠尚未计及。这些珍贵的藏书归之于公，使民族文化得以妥善保存，同时大大丰富了国家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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