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文学篇》的文学批评启示
摘要：《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所言，是该小说中集中展现当时文学趣味和学术态度的重要部分，文学的自身发展会带来很多新变，魏晋以来更是文学批评“自觉”发展的时期，通过考察《世说新语·文学》的重要内容，可以从这部分归纳出其对前代文学批评理论、经验的总结。其中第一主要包括对《诗经》“兴观群怨”社会功能的承绪和发扬，第二是对道家（主要是《庄子》）“言意之辨”的阐述和完善，最后是体现了对汉赋“讽谏”功用的深刻认识。《世说新语》内容广泛，虽不是专门的文学著作，但是其所辑旧文一方面可以察见文学发展的轨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时代的审美风尚，因此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它的考察亦有启示之处。
关键词：《世说新语》；文学批评；启示
一
讨论一部“志人”小说内容中所体现的文学批评启示，有必要先对它的情况进行介绍和概括。《世说新语》，原名《世说》，经过鲁迅先生考证“为宋人晏殊所删并……唐时则曰新书，殆以《汉志》儒家类寻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已有《世说》，因增字以别之也”【1】，题为南朝宋刘义庆撰，但是实际上这是一部集众说为一体的著作，因为其（《世说》文字）“乃纂辑旧文，并非自造”【2】，由此可知该书实为以史书手法所编。但魏晋南北朝终究是一个文学觉醒的时代，是因为根据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必然会产生很多总结、探讨、审视文学作品的文学创作和活动，小说在这时的发展更是突出，中国古代的小说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发展。
该书创作的时代正处于古代文学批评“自觉”发展的时代，前有曹丕的《典论·论文》及陆机的《文赋》，后有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学的性质与特点、文体的区分、创作地过程、作家的风格、文学的流变、评价的标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被提出来，并不断获得新的认识，也有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辩”【3】，甚至“是一个对文学理论富于热情的时代”【4】。
《世说新语》就是这一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该书以人为中心，重点记“汉末魏晋人物的言谈风尚和逸闻轶事，它涉及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思想等许多方面，因而也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5】，对人物的重点刻画是该书的极其出彩之处，成为一部艺术特点非常鲜明的小说，其“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6】，是名副其实的名士传记。
这里有必要谈谈当时的“清谈”之风，因为这些名士所谓言行都是“清谈”的直接体现，也同样是因为这个时代背景，才会产生当时独特的文学审美趣味，讨论其对文学批评的启示就比较容易。“清谈之风，起于魏之正始”【7】，其实吕思勉先生所言为“清谈”之风，是汉末以来“清议”的发展而已，就整体来看，无论这两者区别如何，但是其大致有共同之处，“清谈之士，固多名利之徒”【8】，因此笔者所论文学批评的启示，是以此为重要背景的。
对于《世说新语》的内容分卷情况，“此书采集前代逸闻轶事，错综比类，分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9】，是一部包容广阔的著作，因为涉及的人物及其方面较多，且“至于文辞之美，简朴隽永，尤为人所称道”【10】，所以仅选取《文学》一门，作为探讨的重点，一来是因为该书内容宏富、不及全察，二者《文学》一门确实集中体现出了时人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因此考察这一部分的内容实为恰当。
二
《文学第四·五十二》：“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謀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11】
此条是写谢安对后生之问，一者了解他们的学业情况和学习态度，另一方面其实是表达他自己对“雅人深致”的认同。对于《诗经》的解读来说，曾有“《诗》无达诂”之说，大概是因为其传《毛传》所注释的有异议之处，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有识之士皆看到了《诗经》大部分（尤其是国风）的所言写的是真性情、表达的是真感情。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上，《诗经》对后世的启发比较深远，此处既言《诗经》，笔者认为其正是《诗经》中“兴观群怨”的文学批评启示，《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2】后来成古代文学批评的一项重要标准。
《诗经·小雅·采薇》中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尤其如此。对于此处，清代王夫之《姜斋诗话》以对比手法，评说其“以乐景写哀情，倍增其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乐”，此提供一种看法，要之看到了这首诗情真意切处。对于这首诗，清代方玉润的解读是这样的：“《小序》、《集传》皆以为遣戍役而代其自言之作。唯姚氏谓戍役还归诗也。······景不真，诗亦何能动人乎？此时之佳，全在末章：真情实景，感时伤事，别有深意，非可言喻，故曰‘莫知我哀''。……末（指第六章，笔者注）乃言归途景物，并回忆来时风光，不禁黯然神伤。绝世文章，千古常新”。【13】
从文论的角度来说，可以这样认为，《诗经》这部经典提供的可供参考的文学批评观点中，“思无邪”是基调，“兴观群怨”则是重点：首先《采薇》诗取材边戍之事，方玉润认为该诗是“戍役还归诗”，写的是真景真情，因此“无邪”而已；其次，《诗经》本中和之调，是“温柔敦厚”的一部作品，但纵观本诗，末章那种写景抒情的表达确实让人动容，“感时伤事，别有深意，”，这正是“诗可以兴”的启示，即“诗歌的艺术形象可以引起人的联想，使之思想受到感发，激发人并使之精神兴奋，情感波动，从而获得审美享受”【14】，从诗歌的本身来看，实为恰当。
《诗经·大雅·抑》言“訏谟定命，远猷辰告”。此句之注释，有“毛苌注曰：‘訏：大也。謀：謀也。辰：时也’。郑玄注曰’”【15】整句则译为“制定国策为长远，颁布农时合四宜”。（白话翻译的注释据线装经典编委会：《诗经》，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三一八页），解说者对此又有异见，一方面（朱熹）《集传》认为该诗是“自戒”的座右铭，另一方面姚兴《序》则认为是“刺王”的讽喻作品，方玉润列出两说，然后经过分析，他虽言同意前者之说，说到：“特提訏谟远猷，以为人所当图。不可苟且偷安，是自勖正意。而无如今日俗习囿人，非湛乐即饮酒，败德乱政，莫此为甚……”【16】，但是正是从他根据当时的背景发出的感叹有些人“败德乱政”，其实这首诗宗旨在警戒自己以兴寄君主治世，故要之其本当在务实，这正是《论语·阳货》中所说的“诗可以怨”的观点，主要内容是认为诗能够“怨刺上政”。
儒家以入仕为重，强调士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谢安以为有“雅人深致”，不亦宜乎。综合来看，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诗可以怨’是文学批评史上批评诗歌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和论题后世的文学理论家常常用它作为反对文学脱离社会现实或缺乏积极的社会内容的理论依据
三
《文学第四·三十二》：“《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文学第四·三十六》：“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
《文学第四·七十五》：“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20】
《世说新语·文学》中论及老、庄甚多，如尝载作《老子》传者名家亦众，且《道德论》流世云云，而《庄子》之作盖《老子》所衍，此处摘几则涉及《庄子》思想的记述，以进行讨论。此处专扬支道林学思甚高，卓然标新，承道家深意，令人折服；论魏晋玄学，道家之说则必不可避，尤其“言意之辨”更是常识的话题，在文学批评史上，更是不得不提。
道家是先秦诸子中极为特别的学派，其特点也比较突出。鲁迅先生概括说：“然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今存者有《庄子》。庄子名周，·……著书十万余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21】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对庄子及其著作之欣赏，而其重点在“文辞之美富”及“汪洋辟阖”之处，《庄子》之文，纵然如此，其齐物、虚静、言意之论，更为后人所重，现暂列《庄子》中几则，可以管窥。
其言，“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用，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22】又言，“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23】再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24】
上列出的《世说新语·文学》中关于《逍遥游》、言意的讨论，实际上是统一的。逍遥必先“无待”，这就是不亲凭万物而自立，最后总结“无用之用”才是一切重点的回归，是对整个贯穿过程的概括。而“言意”之间本不复杂，但经过魏晋学者发挥仿佛有异，后来刘勰认为“言意”不可和，是存在的矛盾【25】，或概括为“言意之辨讨论的内容是言辞和意旨之间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6】，这里肯定了其在文学方面的启发作用，但是将两者对立起来了，其实已经论述到《庄子》思想的统一性，便是发挥“无”的道理，一切万物归于无差别，人但去求“无用”之理，自然能达到“有用”，而最高妙处，便是道家所追求处于“有用“与“无用”之间。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言意之辨是统一的，也不应当偏离道家之理。我十分同意这种看法：“在庄子看来，语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的，……他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人的思维内容的物质手段，是带有概括性和抽象性的，难以表达人的全部思维内容，因此在《庄子·外物》篇中提出了‘得意忘言’说来试图解决‘言不尽意’的问题他把语言作为得意的工具通过利用有限的语言可以表达的方面又不拘泥于语言文字借助比喻想象象征暗示等方法发挥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以获得比语言文字已经表达出来的内容更加广阔的内容庾子嵩作意赋之意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四
《文学第四·八十一》：“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28】
注为“言此五赋是经典之羽翼”【29】，孙绰之意，以赋为经典之鼓吹，即赋自汉以来虽发展甚丰，洋洋大观，但是其旨仍在儒家之说，确实是一个很深刻的总结。该书中《文学》篇写名士品赋、作赋之事极多，多言字句斟酌之重，但在技巧耳，然仔细推之，亦必有所启发。
提到汉赋想必定能想到其宏伟之布局辞藻之繁富汉代气象尽在赋中尤其不得不提的是早期的枚乘的
因此刘勰在总结赋的发展过程中提出：“赋者，铺也；铺采籀文，体物写志也”【33】，不过由于赋表现最突出的特点是铺陈宏富，在文学批评史上往往不显其志，即“讽谏”之功也，如陆机《文赋》，过分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和形式美，影响了后世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其实赋之铺陈内容不管是否实有，但是只要其说理部分不违大道、规律，则讽谏之喻就能达到。
总之
参考文献：
（1）（2）鲁迅：《鲁迅学术作品精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3）（4）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3页
（5）张撝之：《世说新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页
（6）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7）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76页
（8）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82页
（9）（10）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一页
（11）钱振民点校：《搜神记世说新语》，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36页
（12）张燕婴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二六八页
（13）（清）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第九<小雅>，第三四一页
（14）韩传达等：《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学习指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5）朱铸禹：《世说新语会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二〇九页
（16）（清）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卷第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五三七页
（17）韩传达等：《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学习指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8）钱振民点校：《搜神记世说新语》，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32页
（19）钱振民点校：《搜神记世说新语》，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33页
（20）钱振民点校：《搜神记世说新语》，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41页
（21）鲁迅：《鲁迅学术作品精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22）胡仲平译注《庄子》，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23）胡仲平译注《庄子》，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24）胡仲平译注《庄子》，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页
（25）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5页
（26）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27）韩传达等：《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学习指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28）钱振民点校：《搜神记世说新语》，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42页
（29）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三〇七页
（30）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31）鲁迅：《鲁迅学术作品精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7页
（32）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33）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5/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