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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7日立冬，11月18日我登上了宿舍南面的浮山。按说，既然已是冬季，应该是寒风劲吹，万木萧杀，一切的生命归于沉寂。但是我看到的却还是一派秋日的景象： 大部分树木的叶子还是延续着秋日的黄绿相间，尤其是那一大片供游人观赏的园林，竟保持着夏日的翠绿。清凉的风不时刮下一两片树叶，飞舞着，又打了一个旋，寂静无声地飘落在地面上。落叶最多的洋槐树，大部分树叶已经落光，但不知为什么在那些边缘的枝杈上三三两两的叶子却是绿色的，是不是前些天青岛市下了一场大雨（37.8mm）使那些已经枯黄的叶子又喝足了水分、焕发出第二青春？但是，像这样的绿色，毕竟是生命衰亡前的回光返照，老了就是老了，任何一种对貌似青春的勉强闪烁，往往是一种造作。 山坡上原先的青草已经变黄，有的已经枯死，它们从初春的轻寒中起步，一路走来，经过了和暖春风的吹绿，告别了萌芽的娇嫩；夏日暴雨的敲打和滋养，变得坚韧中的挺拔；秋日里阳光的抚摸，不断增加着叶片的厚度并为来年的复活储存着能量。我走在上坡的碎石间，看到了一片片枯黄色的草丛里，那一墩墩青绿色的草，被已经枯死的草叶半遮半掩，我搞不清楚这类青草为什么生长在万木将要凋零的季节以反常的造型向人们昭示什么？他们是不是在万木衰亡的时候要开启生命的历程？即将到来的寒冬毕竟是严酷的，他们能度过那种冰雪严寒吗？此时，我蹲了下来，仔细察看这些荒草中的青草，对于这种夏日与冬日并存于同一空间的生命现象颇感惊奇：此时此刻，我终于明白了，覆盖于青草上面那些枯黄色的草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而那些青绿色的生命就是他的孩子，他用自己温暖的身体精心地护卫着她的“孩儿”，即使是在寒冷的气候下，也能抵御着西佰利亚吹来的寒风，当来年的初春，这些“荒草母亲”又化为春泥，帮助他的孩子们茁壮成长......。这看上去确实有些悲壮，但这不但是在自然界、而且在人类社会，相得益彰的情形比较少见，更多的是一部分牺牲的同时就是对另外一部分的成全。但在世俗社会里，往往是成全的部分缺少了对牺牲那部分的追念和感激。 落叶最多的还是洋槐树，虽然我已经提到在这些树杈的边缘还有几个“反常”的绿叶，但这毕竟是一种特例。从整体上观察，大部分光秃秃的枝头已经接近冬日的景象。这种树木如此之多，我想还是缘于它原来属于一种极具价值的经济林木，过去农民盖房子使用的木料大多就是这种树木，它质地坚韧，能够承担起一般树种不能承担的重量，就连过去农民使用的锄镰锨镢的木柄、肩挑的扁担，也多是由这种树木制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构成了农民生产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视为生产者手臂的延长。如今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革，它们已经失去了那些价值，但是，凡是曾经为人类生存做出过贡献的物体，即使是当他们的价值消失后，劳动者也不会轻易地将其清除，相反现在的人们还在继续培育、继续种植，这是因为，当人类在自然界身上已经打下深深的烙印后，曾是“自在的自然”就成为“人化的自然”，人们已经在他们身上倾注了相依为命的情感。还有，每年的4--5月间，洋槐花发出的那种醉人心扉的芳香，我至今也说不出那种洋槐花的气味意味着什么？一旦闻到这种芳香，就像听到了夏日里的蝉鸣，把我带回了那个童年时代，草屋前的大槐树、大柳树，沿路的野花、清澈的河水和绿树笼罩着的小村庄....。 多少年来，我对这种树木一直倾注着一种及其亲切、又极其痛苦的情感，因为他直接连接着的是当时千百万农民的生命。那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大饥荒年代里，当人们吃光了仅有的一点粮食后，就开始吃田野里的野菜，又当野菜吃光了的时候，唯一的就是树枝上的那点树叶了。故乡农村每家每户都有几棵洋槐树，五一节前后的槐花加上一点玉米地瓜干面粉蒸着吃还算得上比较可口，但是当有限的槐花不几天也吃光了，最后就吃槐树的叶子，但是凡是食用这种树叶的人全身浮肿，有的肿的甚至眼睛也睁不开。当时就有不少老年人因浮肿而去世。大灾荒年代这种树叶确实填饱过肚子，但不少人也因其而毙命。我注意到有不少人经常对与人类发生过关联的自然界里的“事物”发出“有功还是有过”的询问，但这种询问的本身就是荒谬，因为“功与过”与没有“自由意志”的生命没有关系，在此只能由人担责。 已经飘落在地上的洋槐树叶，层层累积，踏上去又松又软，年年出生又年年落下，正是这种新陈代谢，不断增强着山间土壤的肥沃，这就是即使没有人为山间树木杂草施肥但仍旧茁壮生长的原因。 山间有一些坟茔，它们被被厚厚的荒草覆盖着，好像是大小不一的草堆。当一个人去世后在这里安居再好不过，你看，一年四季置身于空气清新、树木葱茏、野花盛开的山野间，日日观赏着日出月落、蝉叫鸟鸣。摆脱了世俗的喧嚣和热闹，充分享受着这种难得的放松与闲适。这就与那些被安放在纪念堂里的骨灰盒子形成不小的反差。这是因为，骨灰盒“位置”仍旧没有摆脱世俗官场的等级森严，在他们生前周旋于官场已经十分劳累，但是却并没有因死去而得到片刻安闲，也许这些人是因为在生前没有得到“中心位置”、在壮志未酬中忧郁而去，以致成为终生的遗憾。并且，现在他们的后代们也在为长辈的骨灰盒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而煞费苦心。 与坟茔终身为伴的是一棵棵松柏树，这些树种一年四季常青，正好与人类对生命期盼的情感相同构。当青松与坟茔组合后，就像中药里的黄柏与知母一样取得了高度的协同。我前些日子写过一篇《松陵与新坟》的文章，就是人类对刚刚埋葬死人的新坟为什么产生恐惧？又为什么当长满野草鲜花的坟墓与松柏树为伍后，又为什么成为了幸福、顽强又长寿的象征？在我看来还是由于人类对松柏树意向的投射出的对生命情感，他的顽强生命同构着人类对生存认知的文化心理，并且当这种树木被严重伤害后，仍旧顽强。在这些坟茔周围，有一棵松树的树干被刀斧砍的伤痕累累，但是他仍然挺拔着，坚毅的就像是一位不屈的将军。 沿着山间小路，迎面晃动着几只飞动的蚊虫，在这个季节里为什么还有飞动的虫子？很显然，不是因为它们的顽强，而是名义上的冬天其实还是在秋天的季节里，也许这是他们最后的表演，不久，刺骨的寒风和漫天霜雪就宣告了他们的死刑。 蔚蓝色天空中的太阳还散发着一丝温暖，这也就是满山遍坡仍旧保持着秋日物候的原因。不久几日，太阳就会收回赐给人间的热量，人们就会听到冬天到来的脚步声。 “冬天里的秋天”，似乎违反了逻辑学上对概念的定义，因为理性思维必须具备整齐、清晰的边界特征。但是，在任何时间里，思维逻辑与生活经验总是有那么一道鸿沟而不能逾越。那么试图用理性逻辑定义生活总是失败。在这里，我又一次看到了语言指称的逻辑界限与实际生活经验的那段不小的距离。 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给存在的事物命名和对流变的事物划出一道界限。这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试图在纷繁杂多的世界里建立一个可以被认识和掌握的社会秩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主体对客体认识、并试图符合客体内容的认识方式，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不能克服的悖论，人类以极其有限的认识能力去把握复杂的认识对象就主动是一个失败。在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里，我们首先用数字把流变的时间进行分割，接着又把这365天分成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就是以人类对365日不同的物候、以气温、降水、阳光等等分成四个部分，并给与命名，但是，自然界的运行却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流变过程，一年中不同物候的演进并不是整齐划一、也就不可能具有一道明显的春夏秋冬的界限，在每一季节的交界处，原有的季节物象并没有消失，而是连接于新到的季节；而有时则当原有的季节还没有消失时，未来的季节提前来到。如此，我们习惯以机械的方式把每年几月几号进入某个季节的固定，实际上是一种“削足适履”的笨拙。有人说，中国的思想文化是一种直观体悟的哲学，但是在此处却是像康德的先验理性逻辑那样，体现为“人为自然立法”。给事物命名也好，给流变的事物划出界限也好，试图以主观意志宰制自然大化的运动，但总是屡屡失败。佛家早就看出其中的要害，语言不但“言不尽意”，而且“说话就是错”的现象更为严重。所以，人类必须谦虚，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必须在自然界面前保持着一种敬畏，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那种“诗意的栖居”。 之所以出现“冬天里的秋天”的现象，是因人类理性狂妄而犯下的一个错误，人类制造了数字、又制造了概念，但是这些数字、这些概念虽然为人类有效把握这个世界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又形成了对人类的压迫，而压迫就是“异化现象”，人生的真正自由，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数字和概念的摆脱。在此，想起了1200多年前唐代一位长期居住在终南山上的高僧----“太上隐者”一首诗“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日历，寒尽不知年”。正是深山中没有纪年的历书，这位隐士高僧活了100多岁、看来不计时间，不计年龄也是对时间限制的一种超脱，于是我常常自问： 是否可以没有时间或年龄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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