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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谈明清江南的“市镇化”【2】 黄晓峰 来源：东方早报 不少人并不知道，明清江南市镇，直到清末公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1909年）以前，都不是正式的行政建置。从宋以来，直到明清，市镇是体制外的产物。说深一点，它是政治行政体制外自行生长出来的东西，是农村商品经济、市场贸易发展的产物。 市场是个非常灵敏的经济调节器，农民的反应并不迟钝。丝、棉的生产原本是弥补江南重赋后收入锐减的“应急之策”。农副并进，多样种植，多种经营，一年忙到头，江南农民勤劳辛苦于此，生活不至非常贫困亦由此。这与北方有些地区（例如东北农民的“猫冬”）非常不一样。待到明中叶起，丝、棉市场大开，且能为他们赢得较粮食生产更高的收益，于是家家栽桑养蚕缫丝，户户植棉纺纱织布，机杼声日夜响彻乡间，甚至连镇上、县城里的居民家庭也参与进来。正是这种极其广泛的家庭手工业浪潮创造了“衣被天下”、“湖丝遍天下”、收不尽松江布、买不完嘉湖绸的“乡村经济奇迹”。反之，一旦国内或者海外贸易方面丝、棉销售不景气，农民也会及时调整，出现棉田改稻田、少养蚕少缫丝的经营“反转”现象。市镇的商业盛衰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好坏休戚相关，只要看一下地方志，就不难得到深刻印象。 除了经济因素，在传统中国江南市镇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还起了怎样的作用？为什么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市镇自治形态？ 王家范：从市镇出现来说，它并不是政府有计划设置的；但当它们出现并且显示出经济效益时，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自然会行动起来。首先想到的是财税，与此同时就是治安。巡检所、守汛（军事派出所）、务、场（税务分所）这些原有的机构，有的原在镇上，有的移到镇上；大的繁荣市镇甚至派出同知、通判、县丞坐镇（这种情况多见于清代）。但他们管辖的权限也仍然是这两大职能，辖治覆盖其周围的乡村，是县级行政深入农村的改良举措，但不插手干预市场经营门类及其业务。 自从北宋政府放弃“井田制”式的“土地国有”复古梦，土地的所有与民生经营自由放开，以后的王朝政府一般不直接参与经济运行过程（除国有的酒、盐专卖与织造局外），有形的手不去代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点像现在宣传的“政企分开”。对工商的管理仅限于征税，但对四乡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地摊概不征税。国家的财税大头在“田赋”（含役费），必须按定额上交中央，否则会降级甚至革职，依据是人口与田地数，这方面掌握难度大，花费的工夫也最多。一般市镇有相当数量的地主，他们的田赋征收仍按农村的规矩办（纳入都图系统）。而工商税，有过税与住税两类，法定是什一之税，收入主要归县府弥补田赋上交后行政费用的短缺。同知、通判、县丞坐镇的主要目的，也出于此。至于下属人员（包括临时工）对商贾借机敲诈勒索，虽有明禁也难遏止，事所难免，但较之田赋征收方面的腐败，乃属小巫耳。 明清市镇之间，或盛或衰，或兴或亡，因为全面连贯的动态考察在资料上有困难，目前系统的研究不充分。但有一些印象是比较醒目的：作为周围乡民商贸的集散地以及地主乡绅居住的集中地，一般市镇的寿命都很长（除非遭兵燹毁灭性打击）。少数大镇的繁华（如南浔、盛泽、乌镇、南翔）必依赖丝、棉等跨地区的贸易发达而成气候。追究其原因，地理位置处于周围丝、棉产地的交通中心固然是重要因素，而该镇在商贸的技术、人才与管理方面具备的优势更为重要。例如经丝技术为南浔人所独创；对生丝、绸缎的鉴识，南浔、盛泽的牙人、牙商较之他地更为精明，以及若干公馆、会所以及商业组织的有力参与，若干财力雄厚的富庶家族执其牛耳，等等。总之，事在人为，都是市场“物竞天择”的结果，与政府有形之手无甚关联。 最后一个问题，牵涉中国历史走向与西方历史相异之处，不必去费力比附。在我看来，明清江南市镇还是相当自由的，彼时政府管得很少，一切听任自然。在市镇可以感受到一般人的悠闲与淡泊。无论是戴毡帽的乡民，还是穿长衫的“先生”，街上相逢一笑，或许他们还是经常往来走动的亲戚，乡民认镇上人为干亲的也常有。生活很平常，人与人的感情靠得很近，没有城市里的那种疏离感与紧张感。我们曾经期待过有所谓“离乡不离土”的中国特色现代化。不去说什么“现代化”，在数百年前，市镇倒是曾经实现过“离乡不离土”的情景，乡与镇是一种没有人为边界的联体结构。 看了一些研究动态，有把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称之为“城市化”的，也有称“城镇化”的？请问它与城市化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算不算“城市化”，在学界有分歧。我这个出身于市镇的乡下人，对用西方“城市化”理论硬套中国古代历史向有反感。那些故意拔高的说法，计算那时“城市化”百分比有多高的数理统计，听来总觉得有几分滑稽。因为这明显脱离市镇的历史情景，更缺乏市镇生活的实际体验（至今所谓市镇旅游，多见不到土著的居民，怪不得年轻人没有印象）。我把这种高调讲给儿时一起嬉玩的伙伴听，他们还以为是城里人故意在笑话我们乡下人。 明清市镇的产生并不是由城市发动的，也不是由县级“城镇”向四周辐射形成的。有两种历史现象是对这种“理论先验主义”最有力的反驳：一是市镇的形成往往是在离县城较远、数县交集的“两不管”地带率先出现；离县城较远，路途为河湖港汊分割，村落细碎成网，小市镇数量反而多起来。例如围绕淀山湖、陈墓、周庄、商榻、黎里、芦墟、金泽、西岑等，出现了一连串市镇。二是有些大市镇的发展，其经济实力远胜于县城。“一个湖州城，不及半个南浔镇”的民谚，妇孺皆知。像南浔这样的情况在江浙地区均为常见，乌镇、盛泽、南翔、枫泾的经济实力都超过所在县级城市。 “城市化”在西方是现代工业化的产物。人口、资源、科技、人才、企业、市场竞向城市密集，由密集效应产生的能量推动经济的高效率发展。城市的扩张都是通过吞并其周围的乡镇，促使其所占的“领土”越来越广大。这种情况在近现代上海也经历过。例如今天新华路附近曾经是法华镇的中心地带。清乾隆、嘉庆最盛时，法华镇长街三里，工商云集，为上海城外首镇；晚清时，更有东、西镇之分。现在的新华路附近再寻觅不到一丝旧日乡镇踪影。如同“羊吃人”，城市吃掉了乡村和市镇，这就叫“城市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继“城市化”之后出现的城市带、城市圈，学界称之为“后城市化”或“反城市化”，对城市过度扩张的弊端已有纠偏去弊的意味。物极而必反，这个道理，中外相通，不能忽视。稍为注意一下西方的现状，就能发现在大城市、城市圈之外，他们并没有对乡村和市镇采取斩尽杀绝的办法。许多国家农村与市镇的景象保存得令人羡慕。从电视、电影里经常可以看到欧美乡村市镇实景，那里没有高层住宅，二三层的古典乡村建筑错落有致，宅外绿茵芳草铺地，不远处耕地、丛林隐约可见，这与城市高耸入云的水泥森林画面相比，才体会到什么叫做生态美、居住美、生活美。城里人有兴致的，不妨“画饼充饥”，找些中外乡村市镇精美的摄影作品欣赏一番，以饱眼福。 现在我们再谈“城镇化”，在我看来不应属于“城市化”范畴，不应该是将城市化扩张模式推向广大乡村。它应该属于前此一直在期待努力实现中的“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在这种发展的基础上，自然会产生新的中心地，可称之为“新市镇”。它是经济（“市”）打头，而非政治（行政规划）开路，它是“镇”，而非“城”。新市镇情理所然地应该是农村经济新发展的自然结果，有四周的新农业（兼工商）营造出来的“经济圈”托底，富有本土特色的经济活力。这就决不是再度采取行政手段，将农村人口集中圈起来变成规划性质的“城镇”能完成的。总之，新市镇应该仍然是新的乡村经济发展的中心地，有它自己的经济支撑点，有它主动向外扩展与输送自己经济能量的方式。 我所杞人忧天的是，如果所有乡村市镇都变成“城市”，将来有一天，可能只有“城市”，没有乡村，这世界就会因单一而变得了无情趣。我并不甘心于让江南乡村与市镇变成我梦中的故乡，地下的遗存，只是留给历史学家去作怀古凭吊之思。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这场谈话就没有多大意思。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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