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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一叶 昆曲发源于苏州昆山一带，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有“百戏之祖”之誉。 昆曲发祥于昆山，不得不提的是昆山人顾瑛。出生于官宦之家，通过“走番”生意成为苏州巨富的顾瑛在元杂剧和南戏起伏聚散之际，于玉山草堂汇集了一大批爱好南戏和杂剧的作家、画家、音乐家：柯九思、杨维桢、熊梦祥、袁华等，共同打造了中国最知名的文人曲会——玉山之会。这玉山之会就算和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宋代王诜的西园雅集比起来，也毫不逊色。如果说，元青花使景德镇一下子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那么玉山雅集让昆山成为了中国昆曲发展史上迷人的地理之源。 顾瑛创办的玉山雅集给予了昆曲发源的土壤，同一时代、“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的顾坚则为昆曲正声。在南戏众多声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并存的时代下，顾坚在比较选择之后指出：“惟昆山为正声。” 正声之后，是建立标准，昆山腔要执中国曲坛之牛耳，首先要做的是标准。明嘉靖年间杰出的戏曲音乐家、戏曲革新家，昆曲（南曲）始祖，被后人称为“曲圣”的魏良辅一口气提出了音律标准、演唱标准和欣赏标准这三大标准体系。其中唱腔要求启口轻圆、收音纯细，讲究转喉押调、字正腔圆，唱出曲情理趣，细腻得宛如苏州巧匠用木贼草蘸水研磨红木家具一样，即是所谓“水磨腔”。 明代梁辰鱼将编写的《浣纱记》与水磨调结合用于舞台，他是第一个将唱曲的昆腔用于唱戏的文人，无意间把昆山腔的特点与传奇舞台演出的特性渐渐结合了起来，昆剧的贵族性与市民性得以初步兼容。 明朝万历至崇祯年间，以沈璟为核心，提出了“场上之曲”的创新曲论，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戏曲流派——吴江派，提出“专家叫好，市民叫座”的戏曲理想。吴江派规正了昆曲的发展方向，又力保昆曲不因通俗化和娱乐性的冲击而失去正宗高雅的韵味。 昆曲得以保持高雅性，还与曲文有着直接的关系。昆曲的曲文秉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传统，曲牌则有许多与宋词元曲相同。这为昆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昆曲作家和音乐家，与莎士比亚同一时期的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虽然汤显祖一生仅作有《紫箫记》《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五种传奇，但均成为昆剧中的经典。 明末，一年一度的虎丘曲会标志着昆曲发展达到全盛时期。规模宏大的虎丘曲会不仅在中国戏曲史上享有盛名，即便在世界戏剧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奇观。清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了那时的盛景，七里山塘河停泊的舟船绵延十多里长，船上满载前来虎丘唱曲、赛曲的曲友，可谓“千人石满千人坐，千顷云浮千顷烟”。于是，这一原先“止于吴中”的地方性剧种，这些老百姓喜见乐闻的昆曲折子戏，很快通过山塘河进入大运河走向北京，沿着长江走向全国其他地方，呈现“四方歌者皆吴门”的局面。 清初，洪昇出世了。洪昇与稍晚三年诞生在山东曲阜的孔尚任，被后人并称为“南洪北孔”。他们创作的《长生殿》和《桃花扇》虚实相生，史戏合一。人物性格多层而生动，戏剧结构精巧缜密，曲辞与念白雅俗共赏，按腔合律，让昆剧创作达到了高峰。至此，中国四大戏剧名篇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均已完成。除了《西厢记》外，三大名剧都是在昆曲的案头场上诞生的，昆曲之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至清末民初，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主角，渐渐地由余音袅袅的昆曲让位于大吕黄钟的京剧锣鼓。在昆曲这门艺术行将消亡之时，一批曲友倾力投入并出资，在苏州桃花坞一隅用做寄放灵柩的地方——五亩园办起了传习所，带头人是住在补园（拙政园西部一部分）里的张紫东。1921年7月，昆曲传习所开始招生，从这里走出来的44位传字辈学员成为中国昆曲的中坚力量，可谓“死而后生”。正是看到了传字辈身上的巨大艺术价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允和参与俞平伯恢复的北京昆研社时就曾邀请传字辈北上教戏，实现了一次南北昆曲的完美融合。 此外，浙江昆剧团改编演出的《十五贯》在全国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周恩来总理观后不禁感慨：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之后，全国许多地方相继恢复了昆曲剧团。1982年3月，苏州昆剧传习所在昆剧学术理论研究学者顾笃璜的倡议下也重建成立。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引发世人关注。三年后，白先勇导演了青春版《牡丹亭》，放下了“非遗”的身段，将主体观众定位为高校学生为主的青年观众，培养昆曲的当代戏迷。今年7月，浸入式昆曲《浮生六记》亮相沧浪亭。9月，顾笃璜集中精力重新编排的《红楼梦》在苏州大学首演，这门传唱六百余年的百戏之祖在她的发源地再焕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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