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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三言二拍》写过一个故事：
有个做丝绸生意的浙商蒋生，因为经商跑到了汉阳，看上了当地缙绅马少卿的千金小姐马云容，但对自己的商人身份自惭形秽：小生原籍浙江，远隔异地，又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
没想到马少卿毫不在意，“江浙名邦，原非异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马少卿爽快地把小商人招为了女婿。
李延昰在《南吴旧话录》中也记载过一个老丈人挑女婿的故事：
松江华亭的某个大商人择婿，有人向他推荐了才华出众却家境清贫的秀才富春山，并说，“观其风范，必能师表一方。”不料这个大商人呵呵一笑，说，秀才而如其姓也，已为侥幸，何论其余！
这话翻译一下就是，这秀才如果能像他的姓一样，我就烧高香了。说明这商人嫌秀才穷。
“士农工商”是中国封建社会对社会各个行业所处地位的排序，商贾被排在最后，被视为末业、贱业。但在这两个故事里，秀才却不如商人，反映出了社会风气之变。
这背后的根源，是明代商品经济繁荣，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迅猛发展，瓦解了传统等级秩序。
1
明代学者郑若说过一句话，“天下财货莫不聚于苏州。”
早在唐宋时期，苏州就是全国的粮食中心和商品基地。明初，朱元璋下令，凡是有五亩地以上的，要种半亩桑、棉、麻。苏州便开始大力推广棉花种植，发展养蚕业。
到了明中期，苏州成为国内丝绸、棉布中心之一，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唐伯虎写过一首诗夸家乡好，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阊门就位于苏州。当时的苏州城西是商业专区，全国各地商人在此展开贸易活动。著名的绸缎庄最多时有61家，布庄字号最多时达76家。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评价过，“一年到头，苏州的商人同来自国内其他贸易中心的商人进行大宗的贸易，这样交换的结果，人们在这里几乎没有买不到的东西。”
苏州不仅是贸易中心，还是棉纺织业生产集中地。如宫崎市定先生所说，“苏州不仅是一个政治城市，还是一个商业城市，并逐渐变化为一个轻工业城市。”苏州所产的纺织品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日本。
明代文化名流徐一夔记载过一件事：
有一个熟练织工，技术精湛，却跟别人拿一样的工资。他很不满意，要求机户增加工资，机户拒绝了。于是他找到另一家工场，那家工场的机户见他技术熟练，就同意了这个织工拿双倍工资的要求。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加快，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为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提供劳动力。当时苏州城东，光机户就有一千户，被他们所雇佣的织工保守估计有数万，更不用说纺织业及其上下游产业所养活的百姓人数了。
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也对传统等级观念发起挑战，不仅普通百姓经营工商业，缙绅士大夫阶层也开始下海。
《三言二拍》里写了一个故事：
有个贵人，生了五个儿子。他只教长子读书，让其他四个儿子分别从事“农、工、商、贾”。四个儿子很不满意，就求人去问老尚书：你为何不让四位公子习儒？况且农工商贾，非上人所为。
老尚书哈哈一笑，回答道，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恐读书读不了！读书个个望公卿，几人能向金阶走？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务营生不辞倦。最后，老尚书说了，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
在“不论桃花与菜花”的思想指导下，明代不少人“弃儒经商”。
比如《三言二拍》作者之一的凌濛初，他的祖父跟父亲都中过进士，他本人十八岁就考取了秀才，但他没就此入仕，反而是搞起了印刷业，成为当时的职业撰稿人兼书商。还有嘉靖时期内阁首辅徐阶，不仅搞纺织业，还在苏州开店，提供异地存取款业务。
魏斐德在他的著作《洪业》里提到，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江南地区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
15世纪后半期，明朝政府开始出卖监生资格。到16世纪，许多有钱人都有了这种监生头衔，因而可以参加乡试、出任下层官吏。至天启年间，许多富裕的平民还购买最低一级的童试资格。
结果是，富裕的“中产阶层”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新兴阶层。他们衣着举止艳丽浮夸、男性打扮趋向女性化，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各城镇更是成为了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土壤。为他们生产鞋帽、服装也在浙江和江南地区成为一种支柱产业：
另外是同性恋重新抬头，南方的官员甚至把这种风俗带到了北京。生于杭州城的福建长乐人谢肇浙（1567-1624）说，当时几乎所有官僚士大夫都有娈童。“他们”在京城外接客时，总是夸耀自己的相好是文人书生。
所以你走在今天的杭州，看到随处可见的网红店和排队队伍里面比例极高的网红脸、淘宝爆款、大量的中性装扮以及杭州马拉松上打出的彩虹旗，千万不要觉得社会发展得太快了。
没错，四百年前的西湖边也是这样的。
2
苏州等地曾流传过一则谚语：猪也糊，木也糊。
据说明代有个知州，只知酒色，至于各项公事，一律交给手底下的吏目去办理。谁知道这吏目昏庸糊涂，案子都审不明白。当时的人就讽刺知州跟吏目，说这是“知也糊，目也糊”。
这话传到了知州耳朵里，他下令把编这话的两人抓了起来。这两个人大喊冤枉，说我们一个是要去买猪，一个是要去买木头，但中间商赚差价赚得太狠了，所以才说“猪也糊，木也糊”。
王有光记载的这则故事暗示了江南人士对政治的热衷和对地方事务的关切。这并不是个例，明代文人何良俊就曾说，他的家乡松江一带，只要官员的行为举止稍有不善，百姓便立刻将讥讽官员话编排成歌谣或者对联传唱。
随着江南地区以手工业者、小商人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的壮大，他们对政治的关切，市民意识的觉醒，将在接下来的苏州抗税风暴中得到体现。
明清时期，苏州是全国赋税最重的地区。明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的秋粮实征数占全国的11.11％，比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省总和还多出1.66个百分点。所谓“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
明人周晖曾记载过一个故事，可以一窥明代赋税之重：
有个叫陆二的行商，在吴会地区以卖灯草谋生。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似虎，跟盗贼没两样。灯草的市价不过八两，所交的税却已抵过大半。一日，满载着灯草的船到青山这个地方，又有税官来索税，陆二却已囊中空空，便上岸将灯草烧了个干净。
周晖对此事的评价是，此举可谓痴绝，而心之怨恨也，为何如哉！
这则故事发生在万历二十八年，苏州抗税风暴的前一年。万历中期，由于明神宗挥霍无度，出现财政危机，为缓解财政困难，明政府派遣矿监税使到地方征税。
富庶的苏州自然是征税的重点地区，宦官孙隆被派到苏州，进行征税。一开始孙隆只要求向行商征税，但地方爪牙流氓向孙隆献策，要求机户每张织机交纳税银三钱，所织的纱布，交完税才准售卖。
这导致机户停业，苏州万余织工，纱工，染工失业。
恰好这一时期，苏州发生水灾，农业歉收，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形容当时的情况，“四月水杀麦，五月水杀禾，茫茫肝陌弹为河。杀禾杀麦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
在生死存亡面前，苏州民众于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发起抗税运动。
这次运动由织工葛成领导。六月初三，葛成聚集众人，在城隍庙前发誓：这次行动是为了公义，私人不取一钱，不把孙隆逐出苏州誓不罢休。三日后，两千多名丝织业工匠手持木棍，在葛成的带领下冲出玄妙观，涌向苏州城东南的葑门。
在葑门外的觅渡桥边，他们正碰上税官黄建节在征税，众人一顿乱石将其打死，接着又杖毙了税官徐怡春、徐成。
队伍开始在苏州城内清算孙隆的爪牙，每个组织者身上都带着一份“手摺”，上面写着每一个税官的姓名地址。在葛成的指挥下，反抗队伍包围了税官的住宅，纵火焚毁，来不及逃跑的税官被乱棍打死。
抗税队伍一度包围了孙隆所在的苏州织造局。孙隆请求苏州知府朱燮元派驻军镇压，朱燮元拒绝了，理由是军队是用来抵御外寇的，不可用来镇压民变。最后孙隆不得不从后门翻墙，逃到了杭州。
在这次暴动中，群众纪律严明，“分别敌友，不取财物”，只针对宦官及其爪牙，放火烧毁恶棍房屋时，提前告知其邻居，以免殃及无辜。有一个人跟随队伍从税官家里抢了一口古鼎，被葛成知道后令人将其处死。
民变后，葛成为了不连累民众，去官府自首。朱燮元虽将葛成收监，却愧疚不已，“我实不德，以至于斯，尔民何罪？”为安抚民心，明政府撤销了此次征税的命令，没将葛成处死。万历四十一年，巡按御史房壮丽请求释放葛成。
葛成出狱时，他六十三岁，距离那场“织佣之变”已经过去了十三年。
3
在葛成出狱十年后，苏州又爆发了“开读之变”。
天启年间，宦官李实任苏州织造。早在天启元年，他就要求苏松织造官匠加织袍缎十五匹，以此向地方官索取料银。袍缎数量增加，就需要大量匠户，李实却随意指派机户为匠户，大肆敲诈。
到了天启四年，苏州暴雨成灾，米价飞涨，李实仍摊派织造，引发民怨跟巡抚周起元等官员的不满。后来上任的毛一鹭与李实相勾结，上疏弹劾周起元与周顺昌。
周顺昌是苏州人，嫉恶如仇。天启六年，东林党人魏大中遭魏忠贤迫害，被押回京，路过苏州，周顺昌公然为之践行。二人酒酣耳热，周顺昌将自己的第三女许配给了魏大中之孙为妻。谈到魏忠贤，周顺昌直言，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
说完后，周顺昌直呼魏忠贤之名，骂不绝口。
这件事传到了魏忠贤耳朵里，导致周顺昌吏部侍郎之职被下旨削夺。而在李实之事中，周顺昌为周起元说话，再次触怒魏忠贤。
三月十五，魏忠贤派遣锦衣卫千户张应龙等人率缇骑抵达苏州，实施对周顺昌的逮捕。当时的吴县知县陈文瑞是周顺昌的门生，不得不手持官府文牒到周宅逮捕周顺昌，见之泪湿衣襟。
周顺昌被逮捕的消息一经流传，引起苏州市民极大愤慨。富商子弟颜佩韦、手工业者杨念如、市民马杰等人请愿要求释放周顺昌，未果。三月十八日，上万名苏州市民在颜佩韦等人的带领下拥进官衙痛打缇骑，并抗议加派捐税，锦衣卫百户张国栋被殴打至重伤。
这次民变并没有像“织佣之变”那样取得成功。民变很快被镇压，五个领导者被处死，周顺昌也惨死狱中。
除了抗税之外，民变的另外一个主要目的是挽留同情抗税的地方官。1593年的松江知府李侯减免了工匠的差徭，后朝廷欲将李侯调往别处，松江生员群起反对，并在所属县镇张贴抗议揭帖。结果，朝廷出兵镇压，才将李侯调走。
其实整个晚明，就是一部以“织佣之变”为代表的抗税运动跟“开读之变”为代表的反地方官/保地方官运动为主角的大戏。
据统计，从明代后期至清代前中叶，一共发生过458起民变，直接反对政府公权力的事件有284件，占了62.3％，其中反对官员与制度的事件占了25.7％，反对财税政令的则占了17.3％。特别是在矿监税使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的万历朝，这类事件更是直线上升。
若再细看各个小类型的集体行动事件，占比例最高的前几名，分别是反地方官事件，占15.1％；反矿税，占10.3％，民众对减税跟清官的呼声之高，可见一斑。
如台湾学者巫仁恕所言，
“明代以前，中国民众反叛的主角几乎都是农民，至明代后期，都市居民反抗政府的情形才大量出现。
在明朝以前的法律、法典里，并没有“激变良民”四个字。《大明律·兵律·军政》首次出现‘激变良民’的条文。”
而在“织佣之变”五年后，欧洲发生过同样的问题。
1606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征收关税之外的进口税。商人约翰·贝特将其告上法庭。虽然约翰·贝特最终败诉，但从此展开英国议会下院与国王关于征税是否掣肘贸易之争，并迫使英国国王缩小征税范围。
这也是市民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最大不同，他们只请愿不造反。在“织佣之变”的第四天，葛成及抗税织工在苏州各个城门贴出榜文，称：
部分参考文献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 林达·约翰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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