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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孟君 苏东坡少时，读书时常常要诵书。 苏东坡晚年在海南时，曾写诗《和陶郭主簿二首》（其一）怀念这种生活：“今日复何日，高槐布初阴。良辰非虚名，清和盈我襟。孺子卷书坐，诵诗如鼓琴。却去四十年，玉颜如汝今。闭户未尝出，出为邻里钦。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当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淮德入我梦，角羁未胜簪。孺子笑问我，君何念之深。” 槐树高耸、初荫铺洒，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明时节，苏东坡少子，年幼的苏过，正在诵书。苏东坡听着幼子的诵书声，好似鼓琴，声节闲美。感念自己少时在父母身边诵书的场景，不禁怅然，追怀父母。无以自遣，乃作此诗。 诵书，是当时学子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方式。 苏东坡同期的宋代名臣司马光，编撰有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其幼时也常常诵书。 宋代大儒朱熹，记有一则关于司马光诵书的故事： 司马温公幼时患记问不若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帷绝编，迨能倍诵乃止。用力多者收功远，其所精诵，乃终身不忘也。”（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七》） 司马光诵书，用力多，讲求“精诵”。其他人成诵后即去游玩歇息，唯有他“下帷绝编”，继续专心诵读，几倍于别人才算了事。正因如此，所记内容终身不忘。他自己也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七》） 朱熹作为宋代大儒，集宋代理学大成，重建白鹿洞书院，创建武夷精舍，扩建岳麓书院，广收门徒，著书讲学。对于读书自有其独到见解。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童蒙须知》，又称《训学斋规》） 这里，“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自是诵书的要求和方法。 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宋末元初儒学学者程端礼，著有《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三卷，是一个详细的读经、学文、应试的系统教学计划，从中可以一窥宋元及之后的古代家塾的教学情形。元代国子监曾将此书颁行郡邑校官，明清儒生也将此奉为准绳。 在此书中，关于诵书，有以下表述： “学诵，专心看字，断句慢读，须要字字分明。”（《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 “凡倍读熟书，逐字逐句，要读之缓而又缓，思而又思，使理与心浃（‘浃’，‘融洽’义）。”（《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初学读诵。每行二十字，五十行则千字，细段约四五行则得矣。每细段读二百遍，内一百遍看读，内一百遍倍读。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读须声实，如讲说然。句尽字重，道则句完，不可添虚声，致句读不明，且难足遍数。他日信口难举，须用数珠或记数板子记数。每细段二百遍足，即以墨销朱点，即换读如前。尽一日之力，须足六七百字。日永年长，可近一千字。宁剩段数，不可省遍数。仍通大段，倍读二三十遍，或止通倍读全章正经，并注。或问所尽亦可。”（《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宋元时诵书的要求和细则。照此推想，不难勾勒出那时学子诵书的场景。 正是如此严格、规范地诵书，才有了前文所说的苏东坡幼子苏过诵书声，好似鼓琴，声节闲美；才有了当年苏东坡父母苏洵、程夫人听其诵书的回忆。林语堂在其《苏东坡传》中这样写道：“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床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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