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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命悬一线！ 那个时候，左宗棠还只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帐下的一名幕客——当然，由于他杰出的才智，深受骆秉章倚重。不巧，他与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发生了点纠纷，这位樊总兵颇有劣迹，骆秉章上疏一弹劾，樊总兵就丢了官。然而，樊某也不是好惹的，他奈何不了巡抚大人，哪将你这个左师爷放在眼里？于是进京赴都察院控告左某——更厉害的是，他把与自己沾亲搭故的后台、湖广总督官文也搬了出来，制造了不少流言蜚语，由官文上疏对左宗棠严加弹劾。湖广总督非同小可，可是湖南湖北两省的最高长官哪，咸丰帝对这位满族重臣自然更加信任，当即传下圣旨，要官文秘密查访，“如左宗棠果有不法之事，可即就地正法”（民国·徐一士《一士类稿》）！你想，由弹劾者去查访被弹劾人，结果可想而知：倘若左某落入官文手中，哪里还有命活？ 左宗棠西征 咸丰帝拟写这道“圣旨”时，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他最信任并倚重的御前大臣肃顺。肃顺立即将这个信息透露给自己的幕客高心夔。这高心夔曾经是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幕客，是由曾国藩推荐给肃顺的，因此肃顺深知，曾国藩等一批湘军将领必定会竭力营救左宗棠。果不其然，高心夔立即告诉了正在京中的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王闿运又告诉了左宗棠的同乡、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郭嵩焘对左宗棠极为敬佩，闻讯大惊，由于王闿运曾经担任过肃顺的家庭教师，就让王闿运直接去向肃顺求救。肃顺说：“必须有内外大臣上疏保举、推荐左某，我才能够向皇上启齿呢。”不知郭嵩焘是因为同乡须避嫌呢，还是自己的位置不便于上疏，就向吴县籍的大理寺少卿潘祖荫求援。潘祖荫便上密折保举左宗棠，说他才华出众，请予重用，甚至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紧接着，曾国藩与另一个湘军重要首领胡林翼推荐左宗棠的奏折也到了，胡的奏折并有左宗棠“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警语。咸丰帝果然问肃顺道：“如今天下多事，左宗棠倘若果真擅长于军旅之事，是不是应当弃瑕任用呢？”肃顺乘机答道：“臣听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参赞军务，屡有成效。骆秉章的功劳，说到底其实都是左某的功劳呀。人才难得，自然应当分外爱惜。陛下可以再下一道密旨给官文，把内外大臣推荐左某的奏折都附录于内，让官文慎重考虑，酌情处理。”咸丰点头应允。这道密旨到了官文手中，官文自然知道咸丰的意向了，哪敢再去找左宗棠的麻烦？因此归根结底，左宗棠的这条命，是肃顺给救下的。 肃顺个性张扬，骄横跋扈，咸丰帝死后，那拉氏与恭亲王奕发动政变，将他与端华、载垣等顾命大臣一并处死。肃顺不但是满人，而且属于爱新觉罗皇族，再加上深受皇帝倚重这一条，骄横似乎在所难免。然而，他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重汉轻满。他器重汉人，特别是文人学士，一有机会就竭力搜罗，大有求贤若渴之意。凭着自己煊赫的地位与权势，他对满族官员就像对待奴隶一样，大声地直呼其名还算是客气的，动辄恶语秽骂，一点也没有顾忌。一旦见了汉族吏员，则立即改变容颜，客客气气地致以敬意，或者称“先生”，或者称“某翁”、“某老爷”，不敢有丝毫怠慢。即使是索贿收贿，也只是针对满人，如果对方是汉族官吏，则“一丝一粟，不敢受也”。这个记载见之于张祖翼的《清代野记》。紧接着作者又感慨地说：“岂若后来奕劻、载洵辈，无人不收哉！”张祖翼是安徽桐城人，生于1849年，于1917年去世，与庆亲王奕劻（1849~1917）大致生活于同一个时期，载洵则比他俩都年轻多了。张祖翼于民国初年编撰此书时，奕劻与载洵都还健在呢，因此他感慨地说：肃顺力救左宗棠的那个咸丰末年，清廷虽然腐败，人心还没有失尽，也才有了后来所谓的“同治中兴”。言外之意，到了奕劻等贿赂公行、“无人不收”的腐败程度，则民心丧尽，清廷已经不可药救了。 爱新觉罗·肃顺（1816年—1861年） 咸丰年间，能够与太平军抗衡的，只有曾国藩等创建的湘军。肃顺则利用自己的地位与权势，不但铁腕惩治腐败，而且给湘军以巨大的支持，连《清史稿·肃顺传》也承认，肃顺的政治见解，远在朝廷诸臣之上，对于“削平寇乱”更是“功不可没”。 由此看来，人们在赞颂著名爱国将领左宗棠的不朽功勋时，似乎不应忘了他曾经的救命恩人——被清廷处死的“罪臣”肃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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