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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仲姓阮，是秦朝的大力士，身长一丈三尺，勇猛异常，镇守临洮时威震匈奴，死后秦始皇替他铸了铜像，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据说匈奴人来咸阳，远远地看到铜像，以为是真翁仲，竟然不敢靠近。后来人们就把立于宫阙庙堂的铜人或石人叫作“翁仲”；再往后，甚至陵墓前的石人，都被称为“翁仲”了。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大臣去世，乾隆帝命令一位翰林学士替死者写一篇墓志铭。这位学士先生却将“翁仲”二字写颠倒了。乾隆发现后，就将他贬出京城，到江南某地担任一名通判。翰林学士是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官，级别几乎相当于宰相了，而通判不过是州郡长官的副手，一连降了好几级。这位仁兄临出发时，乾隆还吟了一首七言绝句赠送给他： “翁仲如何说仲翁，十年寒窗欠夫工。 从今不许为林翰，贬尔江南作判通。” 每句的最后两个字都故意颠倒，让人哭笑不得。不知那位仁兄在拜辞“谢恩”时，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该是怎样的一副神态？ 一百多年后的晚清，一度掀起一股留学风。广东有个姓唐的读书人，因出国留过学而进入了翰林院。其时，适逢江苏江阴的何彦升（1860～1910）出任直隶按察使。彦升字秋辇，他潜心好学，曾作为参赞出使俄国，精通数国语言文字。一天，那位唐翰林写信向他求教，首先尊称他为“秋辈老伯”，接下来又把“草菅人命”写成了“草管人命”。何彦升看了来信哭笑不得，就作了副对联嘲讽道： “辇辈同车，夫夫竟作非非想； 管菅为官，个个多存草草心。” 此联不但对仗工整，而且巧妙地把“辇”与“辈”、“管”与“菅”分别拆开对比，使貌似僵硬的方块字顿时充满了活力，显得活泼而又生动，怎不令人拍案叫绝！ 刘铁冷（1881-1961） 上面两则故事，都载之于湖南湘潭易宗夔（1874～1925）先生的著作《新世说》。1914年4月，江苏宝应刘铁冷与浙江蒋著超先生合力在上海创办了《民权素》月刊，在创刊号上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民国初年有位仁兄，他识字不多，却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觉得没有他不认识的字。你不但识字，而且无字不识，别人怎么知道呢？为了让别人也明白，他几乎见字就读，这一来就经常会露出马脚——经常读错字、读别字嘛。幸亏这位仁兄比较聪明，口才也好，因此，往往能够靠着强词夺理而自圆其说。有一天，他捧着一份报纸高声朗读，却把“共和党开会”读成了“共私党闭会”。这也难怪，别说“和”与“私”区别不大，繁体字的“開”与“閉”，相差也不多嘛。有人提醒他：老兄，你读错了，应该是“共和党开会”哟！他却振振有词地说：“我是故意读成别字的。你看那些共和党人，私心杂念太重了！个个只知争权，人人只会夺利，却又生怕势孤力单、运动无效，于是成群结党，开鬼鬼祟祟的会，名义上是‘共和’，实质上是‘共私’啊！我不希望他们‘开’，只希望他们早点‘闭’，所以才故意这样读嘛。” 又有一天，这位仁兄把“自由”读成了“白白”。当有人向他指出时，他又说：“我是故意这么读的。自由自由，这些日子听得太多太多了！试问，如今的国家，果然是自由的国家么？如今的民众，果然是自由的民众么？咳呀呀，算了吧！自由自由，不过是白白耗费唇舌罢了！命是白革了，血也是白流了，白白辛苦了一场，白白高兴了一阵，到今天仍然是大大地不自由，所以我才把‘自由’读成了‘白白’呢！” 《新世说》记载的两个故事显然是实有其事。《民权素》则创刊于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的统治渐趋“稳固”的时期，自称是“文章的、美术的、滑稽的、空前之杂志”，其重点栏目“说海”刊登了不少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当然，该杂志亦寓政治于文艺，运用文艺形式表现其反袁的政治倾向，在“名著”栏也曾刊登孙中山先生的文章。而民国初年的共和党则以拥袁为己任，攻击同盟会不遗余力。因此，《民权素》所记载的这个故事，作者署名“一寒”，很可能只是一篇虚构的文艺作品，是讥讽共和党及袁氏统治的一则政治寓言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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