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曾有幸看到的一抹亮色 近读傅国涌先生《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以下简称《笔底波澜》）一书，颇有感慨。一是感慨近代中国言论和舆论氛围之严酷肃杀。二是感慨在那严酷肃杀的氛围中，竟也有若干知识分子冒着报关门、身下狱、乃至头被砍的风险，为曾经的“敌人”呐喊和呼吁，使得黑暗的近代言论史终于有了一抹亮色。 笔者从《笔底波澜》当中不完全统计发现，1903年到1948年，被杀害的有名有姓的记者、编辑等报刊从业人员有四十四人之多：沈荩、卞小吾、凌大同、蒋翊武、杨王鹏、毕勷武、王光祈、朱云、野马、邓狂言、何铁华、宁调元、曹成甫、丁宝臣、康仲荦、余慈舫、黎宗岳、陈耿夫、陈秋霖、陈晦生、任国桢、林白水、邵飘萍、刘煜生、史量才、生宝堂、冯梦云、朱惺公、张似旭、罗世文、洪希宗、张济平、金华亭、李骏英、朱作同、陆蠡、蒋弼、羊枣、孙正平、车耀先、钱毅、吴承德、陈子涛、骆何民…… 他们有的被立毙杖下、有的被乱刀砍死、有的被活活掩埋、有的被割鼻挖眼、有的被抛尸河中，有的被炸弹炸死、有的被斩首示众、有的被秘密处死、有的庾死狱中……至于逮捕的、下狱的则不计其数。
报馆被罚款、捣毁和纵火更是家常便饭。当然，报馆被关难以统计，其中关门的著名报刊有报馆有：每周评论 在这样白色恐怖言论氛围里，报馆朝不保夕，人人无法自保。然而就是在这种氛围里，却有人敢于站出来为“敌人”——论敌和竞争对手说话。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当场被捕。旋即，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纷纷谴责，设法营救。最值得一提的是，被陈独秀骂得狗血淋头、“恶毒攻击”为“桐城妖孽”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人却站出来为陈独秀签名做保。后来，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对此评价道：“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1947年5月25日《文汇报》、《新民报》晚刊和《联合日报》被封门。储安平却在5月31日出版的《观察周刊》公开发表抗议文章：“我很坦白地说，我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我不常看《联合日报》），有许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家报纸的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我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正有重量的文字。”“《文汇报》里面，我仅和《文汇报》的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 1934年，重庆《新蜀报》、《新民日报》因批评当地市政管理，遭军警搜查，记者吴秋影等三人被捕，吴受到责杖，血肉横飞，奄奄一息。从10到13日，作为最直接的竞争对手，重庆新闻界媒体一致停刊4天抗议，并通电全国新闻界，呼吁主持正义，要求当局撤查。 …… 在挽联写满日历，献血染红日历（傅国涌先生语）的氛围里，这些知识分子丢弃私人恩怨，甚至抛弃了主义之争，选择了正气和大义，为曾经的和现实的“敌人”鼓与呼。 1927年，郑振铎、胡愈之等七位非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为抗议“四·一二”屠杀联名给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写了一封抗议信，其中有言：“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并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这种呼吁充满人性光辉，读来至今感人至深。 主义、革命这些宏大的主题，在那个政局混乱、山河破碎的岁月里，常常令那些寻找民族出路的仁人志士以身相许，矢志不渝。但是，这些主题就是惟一的主题、就是不能超越的红线吗？是不是和基本的正义和道义水火不容？ 是落井下石、袖手旁观、还是冒死呼号？在那样一种氛围里，所有的选择似乎都是正常的选择，都是合乎逻辑的选择，没有人监督，没有人敦促。唯此，这些敢于为“敌人”呼号的知识分子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行动说明了，意气之上有正气，主义之上有道义。 这种传统是最可宝贵的传统。不敢为“敌人”呼号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缺失的气质，最为缺失的一种风度。我们惯常所信奉的逻辑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其实很多情况下，一己私利的遮蔽常常使人找不到真正的敌人，从而了反对了应该拥护的，拥护了应该反对的。 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的理想看作惟一的天。在这个天幕上，理想高悬，什么都淡去了，什么都被理想的光芒遮住。我不同意的你主义，决不维护你发言的权利。我不同意你的主义，你的肉体也成了我的敌人。每一次运动中，都有冠冕堂皇公报私仇者，少见挺身而出呼救“论敌”者。每一次革命，都让站队文化、划线文化变得更加发达。 鲁迅先生有言，中国自古缺少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其实，中国也缺少敢于为“敌人”呼号的对手。在近代言论史上，我们有幸看到了一抹亮色，但是这一抹亮色转瞬即逝，徒留下一种美好的回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