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挥职权是指挥员的职责和权力。从作战指挥的本质来看，指挥职权是作战指挥的关键，解决了指挥职权的运用问题，也就解决了作战指挥诸多矛盾中主要的矛盾。信息化条件下，指挥员必须依据战场态势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指挥职权的运用方式，实施快速灵活的指挥，才能提高作战指挥的时效。 适应指挥职权需要提高指挥员坚定果断的能力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毛泽东强调：“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美陆军上将沙利文指出：“即便在信息时代，主导战争行动的仍然是人。”由此可以看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和武器，并且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双重因素中，人的作用更为重要。 指挥员是指挥活动的主体，要正确运用指挥职权，就要不断提高指挥员的能力素质。随着信息化武器装备大量运用于战场，战争的突然性和不确定性是以往任何战争所不可比拟的，“发现即被摧毁”在近期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中成为现实。作战过程中，指挥员任何表现在指挥决策上的迟缓与犹豫，都意味着被动挨打甚至遭受灭顶之灾。为此，指挥员应具有坚决果断勇于负责的精神。在战场出现有利战机或情况紧急来不及集体讨论时，指挥员应坚定果断，迅速抓住当前的主要矛盾，审时度势，把握重心和关节，敢于合理冒险，当机立断作出决策，科学运用指挥职权、灵活运用指挥方式组织和开展指挥活动，绝不能怕承担责任而贻误战机。因此，指挥员应具备快速决断能力、协调控制能力、运筹谋划能力、驾驭信息作战能力，以及过硬的政治素质、厚实的科学文化知识、精深的专业知识、较高的谋略修养和指挥艺术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 一个人的能力素质不是天生就有的，需要后天的学习和训练，正如冯·谢尔甫所说：“通向知识的道路一方面是历史的道路，另一方面是哲学的道路。两者必须也可以相互补充，用来提高关于战争的知识，培养平时借训练改善的能力，作为指挥部队的艺术的能力，最终会使作战行动发挥效能，而这种效能只能靠正确的判断和坚定的意志才能可靠地取得。”福煦教授甚至认为，指挥员“应当以熟练的判断力奔赴战场。要具有这种判断力，必须要训练。”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在作战中灵活把握指挥职权的运用程度。 针对未来战争特点明确指挥职权新的分配方式 未来信息时代的战争不同于农业时代的冷兵器战争，也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战争。这种变化对作战指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工业时代，我们的方法是先制定计划并设立一套分离的反映组织等级关系的质量控制程序。这套控制程序的作用是观察情况的发展并在情况与计划不一致时进行干预。这实际上是一种集权式的控制方式。”明显地，集权式的指挥方式已不能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要，对指挥权限进行新的分配成为必然趋势。 要有利于提高作战指挥效能。从指挥权限的分配角度而言，作战指挥中，如果给予下级太多的指挥权限，很可能会使全局作战陷入混沌状态，而无法体现整体意图；如果进行太多的制约又会使得作战活动过于僵化，容易失去战机。历史上，那些无所作为的指挥员，虽然也有由于统权不力、过分下放权力而丧失了对军队指挥和控制的事例，但更多的还是由于不肯适当地放权，又不能有效地使用权力，从而导致下级指挥员不能创造性地采取行动，贻误战机，招致失败。而那些具有高超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往往都能正确处理统权与放权的关系，善于适当地下放权力，从而能够调运起所有指挥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昔日楚汉相争，刘邦除自己统军亲征外，还授权韩信、英布、彭越开辟许多新战场，并时常约束自己，不过多地干预诸将领具体的作战指挥行动，结果仗越打越好。而项羽自恃勇武过人，很少给部属授以应有的实权，整个军队根本无法形成最大的整体作战能力同刘邦的军队对抗，结果仗越打越糟。因此，在分配指挥职权时应将提高指挥效能作为一项重要指标，从宏观上把握好“集”与“分”的度，从而充分发挥每个指挥员的积极能动性，恰到好处地行使各自的指挥权。 要有利于充分发挥下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要发挥指挥对象的指挥功能，客观上必须赋予其与未来作战行动相适应的指挥权力，因为只有这样，指挥对象才能根据作战行动的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履行其指挥职能。在这个意义上，指挥员向指挥对象分配和下放指挥权力客观上是必要的。这一点在前苏军的战争经验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在分析战时所形成的军队指挥系统时可以发现，军队指挥系统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度集中。上级首长在无特别必要的情况下不（应）干涉下级指挥员的指挥，否则，就使下级指挥员失去主动性和独立性。为此，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于1943年下达了一个训令。训令规定，上级首长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无权插手部属的工作和‘借助部属的脑袋’对军队实施指挥。” 要有利于诸军种指挥员实施指挥、控制和决策。美军空军上将詹姆斯·P·麦卡锡在《论联合军种作战与盟国联军作战的指挥》一文中，首先强调“赋予指挥官们的权力要比他们愿意行使的权力多”，以便使诸军种指挥员拥有最大限度的权力和灵活性，使其能在联合作战指挥员总的作战意图下，更好地完成本军种的各项作战任务，并利于处理好联合作战全局利益与本军种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适时根据全局利益的需要自觉地协调各自的行动，使诸军种协调一致地并肩夺取联合作战的胜利。海湾战争中，美军诸军种部队的作战行动就是在中央总部的统一计划下，由诸军种部队指挥官分别实施控制，如，陆军部队的作战行动就是由第3集团军司令具体控制，“在战争期间，作为一支野战集团军，它对陆军部队进入进攻阵地的机动、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和在科威特的重建工作进行了指挥与控制。”空中力量则是由中央总部空军司令负责控制，“中央总部司令还指定中央总部空军司令为联合部队空中部队司令，其职责是对联军的所有空中部队进行协调，以确保集中力量实施空战。”我军历史上，当年为确保淮海战役的胜利，毛泽东曾提出：“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如今要保证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指挥的主动灵活，更需明确指挥职权和相应规则，以增大作战胜利的把握。 全面研判形势以增强指挥职权运用的全局适应性 战争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纯军事行为，总是要受到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拿破仑认为，政治利益主导战争，支配战争，战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正如苏联作家塔尔列指出：“这就是拿破仑认为需要战争、冲击、远征、进攻的原因。拿破仑从来不需要徒劳无益的即不会带来直接政治利益的胜利。”邱吉尔强调：“现代战争是总体性的。其进行必须有赖于技术和专业权威的支持，而且接受政府首脑的指导。后者不仅应有了解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如何动作的知识，而且还应享有把所有这些力量集中在目标上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对作战指挥有着重要的影响，未来作战的特点决定了指挥员的指挥活动要更多地从全局性方面进行思考，以求得“全胜”。 信息化条件下，指挥员借助信息网络系统可以实时了解战场情况，为灵活运用指挥职权提供了可能，但这种行动必须要以全局为重，才能争取到全局上的最终胜利。未来战争不再是基于战损积累的线性的消耗战，而是力求瘫痪对方作战体系的非线性的体系破击战，某一局部的胜负可能会导致整个战局的变化。罗马时代的“撒玛之战”，由于缺乏全局意识，曾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汉尼拔骑兵，第一次遭到了战术上的失败，迦太基随之也遭到了彻底毁灭的命运，教训非常深刻。这就要求未来的作战指挥员在运用指挥职权时，必须具有良好的全局适应性，能够及时准确地判断政治、经济、外交的形势和敌我双方军事态势的整体，并且能够明确各种作战行动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可以因敌方的行动随机应变做出与上级意图相吻合的最佳决策，增强指挥职权运用的全局适应性。 具体而言，决策中，指挥员不仅要考虑作战本身的诸多具体问题，还要考虑战略全局的有关问题；不仅要考虑军事全局问题，还要考虑政治策略、经济利益和外交斗争等问题；不仅要考虑摧毁敌人的战争机器，还要考虑减少附带毁伤、赢得对方和国际社会的人心民意；不仅要考虑战区范围内的问题，还要考虑强敌及其周边盟国介入、国际舆论、中立国利益、其他方向连锁反应等问题；不仅要考虑作战需要，还要考虑作战消耗、国家经济和人民心理承受能力等问题。 转载请注明来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