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通观与比较：评陈正宏《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

《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陈正宏著，中西书局2014年10月第一版

        中国古籍的域外版本、域外收藏的中国古籍善本以及域外作者的汉文著作，至晚在清代就已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关于前者，清代较早的善本解题目录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书籍》就著录了日本刻本《孝经》、日本抄本《孝经郑注》，嗣后陈鱣、莫友芝、潘祖荫、陆心源、丁丙、缪荃孙等人也在各自的善本书志题跋中著录了数量不等的中国古籍的域外版本。关于后者，清末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发其先端，民国时代的傅增湘、董康、王古鲁、孙楷第、王重民等先后远赴日本欧美，对所见海外收藏的中国古籍善本做了或详或略的版本调查，并有相应的书志题跋传世。关于第三者，较为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该书于清代中期传入中国，随即受到了清代经学家的高度重视，成为乾嘉以降清人校勘注释群经所必览者。

        最近三十余年以来，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密切与广泛，域外汉籍再度成为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大略言之，当代域外汉籍研究的最初热点是探访海外收藏的中国古籍善本，对其展开版本研究、文献考释，其关注重心从早期的集中于日本、韩国的中国古籍收藏，逐步扩展至越南、美国、欧洲。该层面的研究尽管将视野伸张于域外，但就学术分野而言，仍不外乎中国传统的版本目录之学，与之前晚清民国学者的工作一脉相承。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史料的不断发掘，近年来学者又将研究视域逐渐拓展至东亚地区的书籍流转及学人交游、东亚各国的汉文书籍刻印、外国作者写作的汉文文献（如朝鲜使臣的“燕行录”）中所见之中国等问题点，其研究范围固已不囿于版本目录学之一端，而是辐射于文化史、学术史等诸方面，但仍根植于传统文献学的土壤之上。

        与此同时，研究范围的拓展、研究路径的多元以及研究实践中所遭遇的一些问题，引发了学者对域外汉籍研究的核心概念的思辨，他们从各自的理路及研究实践出发，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最突出的例子便是何谓“域外”，何谓“汉籍”，以及此二者构成“术语”时的“所指”究竟为何，学界存在着不小争议。而这类问题的学理实质是：当域外汉籍研究的对象与核心史料不可避免地从“域外”收藏的中国汉文古籍，拓展至在版本形制与文本形态上相即相离的东亚汉文古籍全体时，传统的以国家畛域为分野的如中国之“版本目录学”或日本之“书志学”的研究路径，便有力所不及之叹。其解决之道则应是从更为宽广的东亚世界的视角，将东亚诸国的汉文古籍视为有机整体，加以通观。作为达成这一“通观”的史料批判前提，汲取传统版本学的学养，建立“东亚汉籍版本学”，提出可以容纳东亚汉籍全体的版本学研究的新路径，开辟版本研究及版本学研究的新的学术空间，显然已是当务之急、应有之义。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正宏教授的《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便是这一全新研究路径下的开创之作。

        该书作者长期从事版本目录学研究，近年来多次前往日本、韩国、越南及欧洲各国，在调查研究当地收藏的中国古籍版本的同时，着力考察中、日、韩、越、琉球等国刻印书写的汉籍，通过文献考证与实物调查的双重考索，进行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与“东亚汉籍版本学”的方法论思考，《初探》便是作者十余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结集。

        《初探》最具开创性的一点是提出了“东亚汉籍版本学”的概念。书中《东亚汉籍版本学序说——以印本为中心》一文，对相关定义、范畴、外延及学理依据做了较为系统的合理阐述。作者指出，将版本学研究拓展至“东亚汉籍”之全体，其学理依据是东亚汉籍的“历史与文本共性”，其中“汉文”这一长期通行于东亚诸国的文化载体无疑是东亚汉籍最为明显的特征，因此作者将其作为定义“东亚汉籍”的基点，由此排除了“汉籍”一词的歧义性可能，将中国以外的东亚各国刻印书写的汉文典籍涵盖入内。同时，“东亚汉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也不局限于纯汉文刻印书写的书籍，而是充分考虑到汉籍与各国本土文化的交融变异，将汉喃合璧本、汉文日本训点本等本国文字与汉文混合的书籍版本亦纳入研究范围，由此形成了较以往局于一隅、各自为战的“版本学”、“书志学”更为宽广的研究空间。

        在明晰概念的同时，作者还根据长期鉴定实践，初步总结出了鉴别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刻本的规律性方法，具见书中《东亚汉籍印本鉴定概说》一文。版本鉴定无疑是版本学研究的基础性课题，而传统的基于中国刻印本得出的版本鉴定原则，施用于产生于不同时地的东亚汉籍，自然有扞格难容之处。作者勘验比较了大量东亚汉籍的版本实物，寻绎各国印本在纸张、开本、装帧、字体等物质形态特征上的异同，总结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鉴定原则，实为当下汉籍研究所亟需者。

        通观与比较是《初探》的基本研究思路。如上述，东亚汉籍在诸多方面具有共性，这是“通观”成立的基点。通过“通观”，将东亚汉籍版本中的诸多现象勾连映照，使以往“不疑者有疑”，由此引发诸多崭新的研究课题；使有疑者获得更为多元立体的观察视角，从而得以解决，其学术意义不言自明。另一方面，作者强调对东亚汉籍加以“通观”，意指将其视为一个联动的整体，而无意消解作为东亚汉籍各组成单元的各国版本的“独立性”与差异。作者认识到，在具有共性的大前提下，东亚各国的汉籍版本，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文本与物质形态上又有着众多具体而微的“殊相”。“殊相”的存在，则是“比较”赖以立足的支点。通过“比较”，不仅可以明晰各国版本的特征异同，更可以藉此深入探讨造成此异同的技术原因、文化心理乃至政治环境，如书中《朝鲜本与明清内府本——以印本的字体和色彩为中心》，通过对朝鲜本与明清内府本的比较研究，指出朝鲜本的字体存在着仿效明清内府本的痕迹，其字体风格的变化则与朝鲜对明清鼎革的复杂情感有关。这一由版本学而印刷史而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其切入角度与论证环节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向研究者提示了“东亚汉籍版本学”所蕴含的学术可能性。

《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明弘治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

        重视勘验书籍版本实物是版本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准则，《初探》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将考察对象延伸至雕版等相关实物。关于前者，可举《中国早期金属活字印本散考——以三种明弘治间无锡华氏会通馆印本为中心》为例。此文通过勘验三种华氏活字印本实物，重新检证明代早期金属活字印书的实态，指出上海图书馆藏本《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中存在着印字移位的现象，由此推断明早期活字印书的工艺方法应与宋代毕昇所使用的“薄如钱唇”的扁形活字相同，而非后代所通行的长方体块状活字。此结论发人所未发，对于活字印刷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此文还指出华氏活字本中有大量剜改之处及印刷废叶，足见当时活字印刷的高失败率，再徵引朝鲜方面的文献记载，指出同时代朝鲜金属活字印本远较华氏印本美观完善，并非因为工艺有独到之秘，而是不惜工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结果。这一论断，对于重估明代早期中国与朝鲜金属活字印刷的地位和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关于后者，可以《京都所得<芥舟学画编>套印书版零片考》为例，此文通过考察书版实物及《芥舟学画编》的中国原刻本与和刻本，复原了东亚汉籍套印本的具体工艺流程。这也是目前所见关于套印书版的首例研究。

        《初探》提出了“东亚汉籍版本学”这一全新的学术命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版本学研究及其课题的消解，而是主张将传统的国家地域本位出发的版本学融汇贯通。事实上，东亚汉籍版本学的成立必然是以版本学（中国）与书志学（日韩）为基础，其研究手法与技术操作在本质上与后者并无差别，且需以传统版本学、书志学的研究成果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前提。换言之，东亚汉籍版本学并非一味强调各国版本实物与文献史料的比照互证，以其为唯一旨趣；以单一国家版本为考察对象的版本学研究仍是必需的，且是极为重要的。《初探》一书也有不少这一研究路径下的成果。如《从写样到红印——<豫恕堂丛书>中所见的晚晴书籍初刻试印程序及相关史料》，以清末沈登善编刊的《豫恕堂丛书》的写样本、红印本实物为主要史料，厘清了中国晚清时代书籍编辑刻印过程中从写样到试印的具体细节流程。此文所涉话题及所用史料，均不出中国晚清的范围。其价值在于：通过实物所提供的直接证据，复原了书籍刻印初始阶段的完整细节。关于传统雕版书籍的刻印流程，民国学者卢前的《书林别话》及之后钱存训的《纸和印刷》均有论述，但其着重于描述雕版刻书的工艺细节，编著刻印书籍的“人”在其中隐而不见；而《从写样到红印》则力求将复原书籍刻印流程与具体的历史场景相结合，细致描述了其间书籍编辑者与刻印者的折冲往复，突出了“人”与“书”、“人”与“人”在此过程中的互动，充分明晰了以往我们不甚了了的书籍写样刻印的种种细节。又如《从单刻到全集：被粉饰的才子文本——<双柳轩诗文集>、<袁枚全集>校读札记》，通过对读袁枚诗文的早期单刻本《双柳轩诗文集》与其晚年编定的《全集》，揭示了袁枚删削改定其早年作品的实态，指出“简单依据那些通行却可能已被粉饰删改过的全集文本，去匆忙研究单个古代著名作家创作的历时性问题，则既容易对原本复杂多变的个人文学演化态势，产生一种刻板的线性印象，又往往会不恰当地评介这些后来成名的大家的早年成就”。此文的考证及其结论或为前人所未发，但所运用的研究手法则是传统的版本对勘。以上两例，为传统版本学研究手法及其课题在“东亚汉籍版本学”的新语境下的运用与前景，做出了示范。

        最后，我想对类型学方法、版本鉴定与“东亚汉籍版本学”的关系略作探讨。如前述，版本鉴定是版本学研究的基础性课题，在“东亚汉籍版本学”中自然也具有同等地位。那么，类型学方法与此二者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如所周知，版本鉴定是将物质形态特征与文字性证据相结合的双重考索。前者是指观察古籍实物的各项物质形态特征（纸张、装帧、书写刻印风格等），以确定古籍的书写刊印时代与地域，其方法论的实质是类型学；后者则是根据书籍中的文字性证据（序跋、避讳、牌记、刻工姓名等），加以验证，其方法论与其他领域研究中的文史考证是一致的。类型学指向版本的相对时代与相对地域，文史考证则用以确定绝对年代与具体刊刻书写者。尽管从理论上说，后者所能得出的结论更为明确，因而似乎应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但事实上，文字性证据缺失或不充分的情况在鉴定实践中极为常见，此时研究者便只能根据类型学的规律原则判断其相对年代与地域，例如受上述限制的影响，有时只能判断鉴定对象为“明嘉靖间刻本”，而无法具体指称其为“明嘉靖某年某氏刻本”。进而言之，即便拥有看似充分明确的文字性证据，如果没有娴熟掌握类型学的方法原则，所得出的鉴定结论极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例如在鉴定实践中，未能娴熟掌握类型学方法、对古籍物质形态特征缺乏敏感的鉴定者，往往会将在文字性证据方面与原刻本保持一致的翻刻本，错误地鉴定为原刻本。这是因为：类型学所考察的物质形态特征是古籍实物本身所拥有的不可剥夺分离的特性，而文字性证据则是可与实物相“疏离”的。因此，在版本学语境下，类型学是一种可以自足的方法论，文史考证则负责对前者进行补充细化。而类型学的基本方法是：细致观察各时段、各地域版本的物质形态特征的演变，总结其风格特点、变化线索与互相影响，将时代风格特征明显、具有相应文字性证据且两者相合相符的代表性版本作为各时段地域版本的“标准器”，进而将考察对象（版本实物）与“标准器”比对勘验，由此断定其对年代与地域范围。

        在“东亚汉籍版本学”的语境下，由于所考察的范围扩展至东亚汉籍全体，其物质形态特征的多样性、复杂性远远超出其中单个国家版本之所有，因此展开观照东亚汉籍全体的类型学研究，已是当下亟需关注的学术命题，同时可以预见的是，这项工作的广度与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初探》已充分认识到类型学研究的重要性。《东亚汉籍版本学序说——以印本为中心》一文提出，东亚汉籍版本学的基本课题之一便是“对世界范围内的东亚汉籍作系统的版本调查，在尽可能目验与比对的基础上，选定一些典型版本，作为学术研究的基准本……基准本的选定，不应片面地以版本稀见为上，而应注重其是否可以作为特定区域、特定时间、特定写刊方式的汉籍的版本典型”。而《东亚汉籍印本鉴定概说》一文则是类型学方法运用于“东亚汉籍版本学”的初步成果，作者通过勘验大量版本实物，归纳各国印本的物质形态特征之异同，提出了相应的鉴别方法。但是《初探》对类型学方法的运用及其结论，仍是相当初步且不充分的，其目前得出的结论大多集中于纸张、开本、装帧等浅表特征上，基本仅适用于区别汉籍印本的国别；而对于最能区分“特定区域、特定时间、特定写刊方式”的汉籍印本（特别是中国以外的各国印本）的物质形态特征——字体版式，尚未展开深入研究，因此未能归纳出不同时段东亚汉籍印本的风格特征及其历时性的变化线索。这一类型学方面的研究当为后续研究应予以重点关注者。

        要之，《初探》从更为宏观开阔的视角，提出了崭新的学术命题，赋予作为传统学术门类的版本学以新的研究视域，昭示了东亚汉籍版本学所蕴含的巨大学术可能性；同时作为开风气之作，《初探》也留下了大量亟待展开深入探究的问题点，而这有赖于学界共同进一步努力。

注：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清代民国版本学学术史研究——以“范式”形成为中心”（16YJA87000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石祥，男，1979年生，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