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都东京:一千年前的东方华尔街

2018-12-03  八面楚风

 吴按:这是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因为提到我2015年出版的一本书《宋:现代的拂晓时辰》,所以觉得还是转载一下吧。标题是我所改。

 


随着对宋代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对宋都东京文化元素的重新认识,大文化中的经济元素也越来越引起学界和研究者的关注,发生在上个千年宋都东京开封府的诸多经济新事物都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新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不少近代经济事物的由来都要进行历史性的修改,像世界最早的银行不是出现在过去所说的欧洲的意大利威尼斯,而是出现在早其500多年的宋都东京。


宋都东京开封府,是上个千年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也是人类近代城市的第一轮朝阳,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坊市合一的城市格局, 结束了我国古代史上长久的坊市分离和宵禁制度,沿河设市,临街开店,夜市兴起,城市商业从历史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封作为北宋的都城,天下富商巨贾云集,商业、手工业各类行当应有尽有。据历史文献记载,当时东京城内大的工商业户有6400余家,小商小贩不下万家。


繁荣发达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促使与其相适应的金融业由民间到官方迅猛发展,许多新形式、新业务在宋都东京纷纷问世。解库、会子、抵当所等这些民营的、国营的银行机构组成了一个过去所没有的金融服务体系。



解库:宋都东京的银行营业厅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长卷的末端(如上图),画有一屋一棚,房檐下的横杆上高挂着一个大大的“解”字招牌,此处位于闹市区的一个十字路口把口处,屋非店铺商家,棚下长板凳上坐着七八位咨询者,正听中间一位长者讲解着什么。


这就是北宋初期在国都东京城内出现的民间典当与放贷机构。银行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文,说的是“长板凳”的意思,在公元1580年威尼斯出现的所谓世界上最早的银行之前,经营金融的业务者大都是坐在长板凳上,这和500多年前东京城内的金融经营者何其相似乃尔。


有人认为《清明上河图》解库旁边画面上坐着的长者是在说书,此为谬误也。宋史专家、著名的“清图”研究学者周宝珠教授在《〈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书中对此有精准的判断,他认为“按照东京的有关记载,说书艺人自有瓦子勾栏,是否在街头这种场合说书,那应进一步提出论证,何况从画面上看亦未必为说书,因为坐着的老者连说书用的简单道具也没有。


另外,从仅有数人的座位上来看,棚是这个店的一个附属建筑,那位棚下坐着的老者很可能就是解库的主人”,而那些长板凳上的围坐者则是前来咨询典当、放贷业务的客户。


北宋开放的经济政策很快在国都东京形成了数百家富庶大户,他们有钱之后,绝不会让资金在家存放,经营解库也称质库,成为首选,在相关的史料中,东京的质库都是这些人经营的。他们经营的质库并非完全是我们今人所认识的典当业,而是一种银行的雏形。当时东京城内放贷的方式就是开设名为解库或质库的当铺。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银行的抵押贷款,客户以抵押物获得贷款,到期后加付利息还清贷款赎回抵押。


而某些寺院或富人开办的解库也接纳客人的善款,以充实自己的贷款资本,或给予一定的利息。既办收息的贷款,也办付息的存款,这当然已具有银行的核心业务内容。宋都东京的解库工作人员十分有趣,还如同今日的银行柜员一样需着统一的服装,方可从业入市,《东京梦华录》卷之五《民俗》一节中记载东京“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



会子:宋都东京的首发纸币


我国的四大发明之首即为造纸术,从东汉元兴元年(105年)的蔡伦造纸到北宋真宗景德年间四川民间出现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人类文明史上间隔近千年的两个科技经济的文化高峰。这两大发明是华夏民族长期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两大奇迹。华夏民族的历史进入北宋之后,以宋都东京为代表的商业空前繁荣和进入近代商业发展的标志性进程纷纷显现出来。


当时社会上使用的金属货币因携带不便、币值低微,已经明显不适应商业发展对货币的要求,非常需要一种易于制作、携带方便、适宜流通的货币,纸币交子首先在北宋的四川问世。


民间首创的北宋交子,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就是一种设计美妙的纸币样本:其大小虽为现代纸币的数倍,但尺寸已达方便携带,属竖排形,其币面有三部分内容——第一是上部,为十枚制钱通宝图分两排组成的纸币连续图案,是纸币交子的标志;第二是中部,是纸币流通范围、面值等文字说明“除四川外 许于诸路 州县公私 从便主营 并同见钱 七百七十陌 流转行使”,古代一百钱为佰,也写为陌;第三是下部,是醒目而又精致的币图,既有装饰性的标志作用,也有一定的防伪功能。


吴按:上面所说的交子,当指这张图。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这张图并不是宋代交子。


在四川交子的推动下,宋都东京也出现一种名为“会子”的纸币,会子若干年后在南宋成为标准的官办发行的纸币。四川交子的使用虽然极大方便了货币的流通,但其民间产生的背景对持币的使用者、对市场、对官方都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信用问题,这当然是关系社会安定的大问题。北宋的文官政权清醒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宋仁宗初年便设立了官办的交子处,并开始设立准备金制度。


学界对会子的由来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周宝珠教授在《宋代东京研究》一书《钱币、便钱和会子》一节中有十分明确的阐述,他在引用相关证明史料后指出“这一记载证明了北宋会子的存在,东京是它最初的行用地点”,“它不始于南宋,很可能是南宋纸币会子的前身,或者说南宋会子自北宋以来有一个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从低级到高级,从民办到官办,最后形成南宋通行的纸币”。


宋都东京首发的会子见证了宋代这一较为成熟纸币的产生,也是北宋时期近代商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标志,和宋都东京出现世界最早银行业的体现。




抵当所:宋都东京的国家银行


抵当所,是抵当免行所的简称。北宋时期中央行政机构的九寺之一太府寺有一个二级单位——抵当免行所,它创立于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前后,它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以官钱放债,收取利息。这样一个已具备近代国家商业银行基本存贷特征的官办金融机构被我国新一代的宋史专家学者视为宋朝近代化的一个具体标志。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个重新认识宋朝的学术新气象。这股新风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对宋朝的重新认识、重新评价的学术问题,还是一个在世界发展史中,12世纪之前的华夏文明如何引领人类社会进入近代化,要实事求是,重新认识、重新评价的大问题。


令人欣喜的是,这股学术新风、新潮的主力军虽然人数有限,但年富力强、学风清新。他们推出的大批专著表明,一是功底扎实,态度严谨,观点明确;二是文风清新,笔法活泼,审美时尚;三是既有很强的学术性,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出版有《重新发现宋朝》《宋 现代的拂晓时辰》等著作的吴钩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在《宋 现代的拂晓时辰》一书中对宋朝进入近代化社会发展的特征有全方位且非常具体的阐述,关于抵当所是国营的存贷款机构,也是历史上第一家国有银行的结论就是具体的一例。本文的以下文字主要依据的便是吴钩先生的相关阐述。当然,他的阐述领域包括北宋和南宋,涵盖更为宽广,而本文特指的仅是宋都东京。



北宋时期,京师及各地都设有抵当所,东京的抵当所当然具有央行的性质。经朝廷允许,在京的许多政府机关都将一时用不着的朝廷拨款和收缴的公款存入东京太府寺下属的抵当所,既生息又安全。抵当所开创性开办的有息存款业务是我们后人判断其已具有银行性质的核心指标,它所提供的有息存款服务在中国金融史和世界金融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北宋前期除向工商行户收取商税外,官府需要的物料人工还要向他们摊派,王安石变法后,将摊派的物料人工改为计钱,称为免行钱。抵当所受命免行钱的收取管理,故其也挂过抵当免行所的牌子,还参与国家赈灾发放无息贷款的工作,把宋都东京的抵当所称为国家银行不能说没有道理。


从解库,宋都东京的银行营业厅;到会子,宋都东京首发的纸币;再到抵当所,宋都东京的国家银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宋都开封在中国金融史和世界金融史上近代化进程中的开先河之功。

    猜你喜欢
    发表评论评论公约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