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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开樑先生是云南宣威人，1946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文史系，并留校任教。先后在历史系开设中国古代史、春秋战国经济史、中国史部目录学等十余门课程。在先秦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有着很高的学术造诣，“往往提出问题，详人所略，商量旧学，邃密新知，”多有可称道者。所著《中国史部目录学》，征引广博，严谨周密，叙述明晰，见解独到，堪称专科目录学著作的典范。 这本书于1989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称赞此书是“近年来中国目录学中不可多得的硕果”。2015年，该书又被收入“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有五章：第一章《绪论》，阐述目录学的功用，而后介绍了目录学的发展历程，还介绍了新编图书分类法；第二章《总论》，介绍目录学的起源、功用、古籍书目的流变、版本研究以及校勘家法；第三章《本论》，考查史部的分类、正史的情况、《史记》的种种问题、史部与经部子部集部的关系；第四章《方法论》，探讨各类史料的鉴别、参考价值以及综合史料的方法；第五章《结论》，阐述目录学的性质、目录学研究的任务，目录学与版本学、校勘学、考证学的关系；《附录》避讳学、辑佚学、类书、古今书目分部异同表。 目录之学，始于汉代刘向。马先生通过梳理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认为目录学是独立成学的学科，但“不是一门孤立的科学，必须充分利用版本学、校勘学、考证学的学科的成果或方法，才能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结合得愈好，就愈能相辅相依，相得益彰，不断丰富和发展目录学”。其主旨应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非有博大精深的学养不为功。”“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指路碑，”“读书治学必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才能不致‘乱读’，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要读好书、做好学问，就一定得懂点目录学。 要学习目录学，就得读目录书，而中国古代目录书体裁多样、存数又多，那么什么样的目录书才是好的呢？马先生认为，解题式的目录书是最佳的。他援引古今目录家所论，指出“解题是简明扼要地揭示图书资料的最好形式。我国古代以目录是否具有解题，或以解题写作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一部目录书的标准”。我们今天撰写书目提要，应该熔叙录体（条其篇目，撮其旨意）、传录体（论书先记人）、辑录体（广泛辑录与某书相关的资料）于一炉，“如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那样，兼备这三类的优点”，方是一部合格的、上乘的目录书。马先生这个观点，也是对社会上流行的“但记书名”“不辨流别”的目录的正面驳斥。 既然要读书，就得辨别版本，择善而读，那什么样的才是善本呢？马先生并不像某些藏书家那样佞宋佞元，他对善本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宋元版本当然是最佳的，但也有校刻恶劣者，如人人所诟病的麻沙本。要是择本不甚，则“误后学多矣”。因此，“所谓善本，不一定为宋本元本，凡经清朝以来名家校勘过者即为善本。”这种理性的认识，对我们读书乃至收藏都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马先生很看重校勘。他说：“读书必求善本，校订讹敓，才能恢复古书原貌；正确领会古人意旨，校勘工作是读书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他认同陈垣先生的校勘四法，但是他特别提醒，有些情况不适宜用“本校法”（用本书校本书）：“假使是出于众手的古籍，如《尚书》不但有今文古文之分，即今文亦非出于一手，就不能用本校法。又如史料来源不同者，如《史记》多用旧文，前后颇有抵牾。”如此等等，都不能用本校法证订某说的是非。因此，校勘古书，应该将四法联系起来，融会贯通，不应死守某一条例。对于校勘的原则，马先生明确提出四条：不以孤证移成说、不以他证害本证、两疑宜并存、旧籍无轻改。“‘校书必毋凿、毋泥、毋任己、毋任人，而顺其理。’既要多闻阙疑，又必积学储宝，态度审慎。”这不仅是校书的原则，也应是我们做学问的准则。 作为一部史部专科目录学著作，其重点当然是对史部目录的论述。马先生将史部目录分为两类：一是史志目录，即缘起于《汉书·艺文志》的正史目录，还有各补史目录等；二是专门目录，即官簿，如《崇文总目》《四库总目》等；私录，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著录版本的专门目录，如尤袤《遂初堂书目》等。他也很看重版本题跋，很欣赏黄丕烈、郑振铎等人饱含个人感情、具有文学笔调的题跋，“这样写题跋，既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还把许多珍贵的掌故也流传下来了”。这与当代藏书家黄裳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 读书治学，应该讲究方法。马先生说：“方法是有效的经验，而最重要的经验是史料的分类或分析，藉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这里所谓的“史料的分析”，就是陈垣先生提倡的史源学，“它主要通过对前人著述的溯源和考订，来鉴别其资料的可靠性和立论的准确性，从中总结出前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从而使史学研究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科学基础之上”。马先生将史料分为原形的史料和转手的史料。前者也就是俗称的第一手的史料，它包括当事人的直接报告、在得意时无意流露的史料、当事人事后的追记以及同时人对第三者的记载（当时人记当时事）；后者则是第二手的史料，包括由口头传说演变而成的记载、模仿或仿造的古物以及宋人记唐事、唐人记汉事之类。毋庸置疑，原形的史料的价值高于转手的史料，因袭的转手的记载，其历史的真实程度就大打折扣了。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尤应注意史料的原始性、可靠性，否则就得不出可靠的结论，甚至闹出笑话。 通读全书，我们可以看到马先生非常注重“新”。书中辑录的言论，尤注意新的论著，比如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合编的《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彭斐章与谢灼华的《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刘家和的《史学和经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等等。在论述司马迁的史学贡献时，他更在意的是司马迁推陈出新的精神。在书中，他一再强调：任何一个学术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不同的发展变化。我们应该注意已经出现的发展变化，不能以几个死硬的概念来套，不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而学会了目录学，“对书籍目录的源流多所理会，就能得其要领，日新月异”。马先生视野之广、思想之新，是我们后学的榜样。 林超民教授在纪念马先生的文章中写道，马先生讲课“语调舒缓，不紧不慢，不高不低，不大不小；讲述明晰，有条有理，有板有眼，有张有弛”，同学们称之为“开樑风格”。显然，这本《中国史部目录学》正是“开樑风格”的完美体现。 （本文原载《云南政协报》2017年9月8日“文史春秋”版。图为马著《中国史部目录学》书影。） ▽ 西南边疆精选拓展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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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星河岁月 > 《读书藏书，书人书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