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翥:余嘉锡与《目录学发微》

星河岁月 201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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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字季豫，湖南常德人。我国著名的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史学家。先生幼承庭训，得其父启蒙授课，故通读《五经》、《四史》、《楚辞》、《文选》、《通鉴》等文史书籍。他博闻强识，遍读“已见”之书，勤奋不辍，自号书斋为“读已见书斋”。他说：“惟史子两部宋以前书未见者少，元明以后亦颇涉猎”，足见先生学识之渊博，功底之深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柯绍忞师介绍至京师，馆于《清史稿》主编赵尔巽家，一面教授赵氏子弟，一面辅佐审阅《清史稿》初编。后于北京大学和其它大学主讲目录学，该学由此成为大学国文系的必修课程，先生也因此享有“目录学专家”之誉。

解放后，余先生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任教十八年，开设课程有目录学、秦汉史、古书校读法、《世说新语》研究、《汉书艺文志》研究、经学通论、骈体文讲读、《楚辞》等。内容涵盖了经学、史学、文学的各个方面。

先生学贯古今，著作等身，主要著述有《四库提要辨证》、《余嘉锡论学杂著》、《目录学发微》、《世说新语笺疏》、《古书通例》等。

一、发微“目录学”

余先生以“发微”一词冠以书名，其用意深远。“微”，《说文·彳部》：“微，隐行也。”引申为“精妙，深奥”。《荀子·解蔽》：“未可谓微也。”杨倞注：“微者精妙之谓也。”《礼记·学记》：“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孔颖达疏：“微谓幽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司马贞《史记索隐》：“名《铎氏微》者，《春秋》有微婉之词故也。”

《汉书·艺文志》开篇有言，“昔仲尼没而微言绝”。李奇说：“隐微不显之言也。”颜师古说：“精微要妙之言耳。”《汉书·艺文志》“春秋”类著录有《左氏微》、《铎氏微》、《张氏微》、《虞氏微传》。颜师古说，“微谓释其微指。”由此看来，后世多以“发微”、“表微”、“显微”等词冠以书名或文章名，名称不一，意义相同，即都有发掘、阐发经文的幽隐之旨的涵义。

余先生《目录学发微》一书，参稽众说，覃精研思，将古典目录学中的隐微之处阐发出来，或发覆探赜，或拾遗补阙，或提出问题，或创立新说，详前人罅略，订流行之讹谬，从而使读者对于目录学有个清晰而深刻的理解。

二、《发微》之结撰

我们知道，古典目录学是以中国古代的书籍文献目录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传统学问。我国古代的书籍文献浩烟海，历代见于著录的各种门类的著作汗牛充栋。如经学、史学、小学、地理、金石、诸子、小说、医方、天文历算、艺术图谱、道书、佛书、类书、丛书等，门类众多，难以尽举。面对着如此众多的古代典籍，如果没有目录书作导航，欲读书治学，岂不是“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以下引文除有特别说明者外，均引自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一书）吗？因此，目录书就作为引导学者知道如何读书治学并指示门径而产生了。学者若掌握了目录书“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经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 所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清末，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一书中强调指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之本，事倍功半。”可见古代学者对图书目录的重视以及图书目录对人们读书的指导作用。

同时，通过阅读目录书还可以知道这些书籍产生的时代，书籍的性质和内容，以及历代书籍的存亡和散佚；还可以了解一代学术的盛衰，考辨学术的源流；还可以丰富学者们关于书籍各方面的知识等。因而，目录书具有理论和实用两方面的价值，为用极广。但是，我国传统的目录书在编制、分类和内容等方面都比较芜杂，因此，要利用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能不了解目录书的性质、体制、作用及其沿革。在阐述这些问题的同时，也要评论各书的利弊与得失，为初学者拥篲前行，导夫先路。也就是，要利用好目录书，必须先通目录学。

《目录学发微》是近代目录学书籍中颇多创见的一本书。余先生深感：“吾国学术，素乏系统，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各家类然，而以目录为尤甚。故自来有目录之学，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于是，他从目录学这个纷繁芜杂的系统之中梳理出一个简明清晰的目录学框架来。该书从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目录释名；目录书体制；目录学源流考；目录类例之沿革；古今书目分布异同等方面予以深入地探讨和总结。该书被杨树达先生誉为“透辟精审”之作。

三、《发微》之内容

《目录学发微》一书，共四卷，卷卷皆为作者从浩瀚的古代文献典籍中梳理爬剔，勾稽排纂，旁搜博证后的精赅之论。现据全书之体例，概要梳理如下：

卷一，首先论述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作者开篇独到，开宗明义，首论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作者以为“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故此，“今欲讲明此学，则其意义若何，功用安在，不可不首先要叙明者也。”

余氏以为《隋志》和章学诚《校雠通义·叙》所说，最具代表性的指出了目录学之意义所在，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要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

关于目录学之功用，余氏认为：“目录之书，既重在学术之源流，后人遂利用之考辨学术。”不仅如此，还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阐明利用目录学之“最早者数事”：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阙佚。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最后，引出“目录释名”。从三方面进行阐述：1、何谓目录？2、何以谓目即篇目也？3、何以谓录兼篇目及旨意也？从而将目、录、篇、叙名称之变迁，内涵之变化一一廓清，指明此前目录学者因未能深考而致误之由。

卷二，余氏就历代目录书，上自《七略》、《别录》，下自《四库提要》参互钩校，取体制之善者，提出了目录书的四种体制，即篇目、叙录、小序、版本序跋。对这四种体制的源流与作用，他都作了很详细的阐述。如，版本序跋，这是自宋代以后目录书中所载有的，余氏以为“为著目录书者所当采用。”于是，余氏创造性地将其列入目录书体制之中，单篇论列，详加考论，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

卷三，目录学源流考。余氏将源远流长的古籍目录学简要地分为三个时期，即周至三国、晋至隋、唐至清。

第一阶段是目录学的初创期。此期目录学尚处于萌芽阶段，成型的目录学专书较少。余氏考证地结论有：《周易·十翼》有《序卦传》可作目录之作的滥觞；校群书，勒目录，始于汉高祖、汉武帝之时；校书之事，在西汉时以为常典；刘向、刘歆父子是校录群书之中坚；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奠基之作。三国魏秘书郎郑默著《中经》。

第二阶段是目录学的重要发展期。后世目录学专书的性质、体例、和内容等大都在这一阶段发凡起例。西晋荀勖撰著《中经新簿》变七略之体，分甲乙丙丁四部，为后世经史子集之权舆。东晋李充作《晋元帝书目》。刘宋一代，累撰目录，王俭《七志》，独领风骚。梁阮孝绪《七录》，“总集宋齐已来众家名簿”。北魏孝文帝文艺复兴，卢昶撰《甲乙新录》。北齐高洋令樊逊校书，撰著目录。北周明帝令群臣校书麟趾殿。最后隋文帝时，牛弘献言搜书，撰《四部目录》《香厨目录》等。开皇七年，秘书丞许善心撰《七林》。炀帝嗣位，命柳顾言编《大业正御书目录》，后来又修撰《隋志》。

最后是目录学的巅峰期。唐太宗时编成卷帙浩博的《群书四录》二百卷，毋煚著《古今书录》四十卷，又有《开元四库书目》。宋仁宗朝编纂《崇文总目》六十六卷，南宋孝宗淳熙时，编《中兴馆阁书目》。元代王士点编《秘书监志》，录藏书之大略。明代永乐朝杨士奇等撰《文渊阁书目》。神宗万历时，张萱等编《内阁藏书目录》。清代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后又综合各书之提要，合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因卷帙浩繁，另辑《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卷四，论述两方面内容。其一，论述目录类例之沿革。从十个方面加以论述，即类例总论；七略；汉魏时之四部；荀勖之四部；经史子集四部；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隋志》四部；总论沿革；类例之商榷。其二，列表比较古今书目分部之异同。

四、《发微》之思想

《目录学发微》一书，内容充实，材料丰赡，观点鲜明，论述深刻透辟，学术视野广阔，处处闪烁着余氏的深思卓见。实为治中国传统目录学不可或缺的极有价值的参考书。综合起来其学术思想和价值大体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建构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目录学宗旨。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余氏批判地继承了章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传统思想。

首先，余氏网罗史料，放佚旧闻，重点研究了古籍书目，他从古籍目录的分类入手来阐明这一学术思想。

他明晰地将目录之书分为三类：一曰有小序解题之书目。二曰有小序无解题之书目。三曰无小序解题之书目。属于第一类的：如晁、陈书目，《通考·经籍考》，《四库提要》之类。该类书目之意义有六：①述作者之意，论其指归，辨其讹谬。 ②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③一书大义，为举其纲，书有亡失，览其目录，犹可想见本末。④品题得失，藉以求古书之崖略。辨今书之真伪，并核其异同。⑤择撢群艺，研核臧否，为校雠之总汇，考镜之渊棷。⑥阐明指要，资学者博识。

属于第二类的：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该类书目之意义为：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属于第三类的：如唐、宋、明《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目答问》。该类书目之意义为：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其学术之源流沿袭。

最后，余先生综合诸家之说，隐括要义：或论其指归，辨其讹谬；或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或类例分明，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

其次，余氏在博贯载籍的基础上，从目录学史中总结出这一学术思想。他指出目录学自《通志·艺文略》以后，枝分歧出，派别斯繁，“而要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

从目录学史上看，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撰《别录》、《七略》而成就为著名的古文献学家，其经验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隋志》推尊刘向父子，认为父子撰著剖析条流，至为详尽，有益学术。唐代毋煚在《古今书录序》中提出目录要“剖判条源，甄明科部”，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序》提出目录要“别真伪，明是非”，都体现了辨章学术源流的思想；郑樵《通志》，“通记古今”、“详明类例”、并言“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清撰修《四库提要》每书皆校其得失，撮举大旨，考典籍之源流，言学术之升降。最后，余先生总结说：“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帐簿式书目，盖所不取也。”

余氏又从目录书的体制方面论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他认为：“目录者学术之史也。” “综其体制，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三者不备，则其功用不全。”

在目录书体制之二“叙录”中，余氏总结其功用有三：①论考作者之行事。②论考作者之时代。③论考作者之学术。

在目录书体制之三“小序”中，余氏开门见山便指出：“小序之体，所以辨章学术之得失也。”

他又对我国古代目录类例之沿革进行总结，继承前代目录学家的类例思想，提出自己的类例理论。“古今学术，其初无不因事实之需要而为之法，以便人用，传之久，研之精，而后义理著焉。”认为类例“必推本于学术之源”。

他赞同张之洞将书目分为藏书家之书目、读书家之书目的观点，主张读书家之书目，要由专门家各治，合《别录》《艺文志》《儒林》《文苑传》为一，详明类例，曲尽学术源流，“以备学术之史。”

这样，余先生就将目录学理论研究与目录书著作的历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对中国传统目录学进行了系统阐发。

（二）以刘向、刘歆父子对于我国目录学的开创之功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目录学发微》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目录学理论专著。它对中国目录学的巨大贡献在于继承并总结了一千六百多年来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一直到清代纪昀的目录学成就。余氏每论述一个问题，基本上都要从刘氏父子开始溯其源头。因而，刘氏父子对中国目录学的开创之功处处体现在全书的每一个章节。

汉代刘氏父子奉诏校书，撰著《别录》、《七略》，使目录学之体裁得以完备。此后，《汉志》本刘歆《七略》而作。荀勖《中经新簿》上承《七略》，下开四部。王俭依据《七略》更撰《七志》。阮孝绪撰《七录》斟酌刘歆。章学诚著《校雠通义》发明向、歆父子校雠之义例。后人据《别录》、《七略》以考亡佚之书，或考古书之真伪等。

目录书有小序解题之书目。《隋志》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但通过刘氏父子之作可推寻“古之制也。”

目录之名，起于刘氏父子校书之时。《汉书叙传》云：“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

“叙录之体，源于书叙，刘向所作书录，体制略如列传，与司马迁、扬雄自叙大抵相同。”

刘歆继承父业，部次群书，分为六略，又叙各家之源流利弊，总为一篇，谓之《辑略》，为“小序之体，所以辨章学术之得失”开了先河。

论版本序跋，余先生说“校书必备众本，自汉已然，北齐樊逊所谓‘刘向校书，合若干本以相比较’也”。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云：“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等。

卷四《目录类例之沿革》，系统论述《七略》。制作《古今书目分部异同表》，《七略》居于首要位置。

综合以上史实，刘氏父子在目录学上的成就是辉煌的。他们在诸多方面都做了发凡起例之功，如编次篇目，校勘说明，评论思想内容，探究学术源流，考辨真伪，权衡价值，分类编目等。正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总序》所说：“条其篇目，撮其旨意”,亦如《七录序》所说：“论其指归，辨其讹谬”。

总之，余氏《目录学发微》本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以刘氏父子在目录学上的成就贯穿始末。

（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贯穿全书的又一线索。

我国传统目录学源远流长，目录书编纂随朝代嬗变而不绝如缕。因而治目录之学确非易事，而要写出一部勾勒传统目录学的理论专书又难乎其难。

余先生每论述一个问题，都从历史的角度切人，给读者以历史的纵深感。上溯其源，下及细枝末节，穷源竟委，条理分明地讲明其沿革。令学者能守约施博，执简驭繁，直至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从而将目录学理论与目录学史、版本学史、校雠学史、文学史、学术史密切结合起来。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录学发微》一书，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部史学与文献学、文学相互联袂的结晶。

卷一，余氏开宗明义便说：“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卷二，言篇目之体，则溯及简策。叙录之体，则源于书叙。小序之体，则首推刘歆。板本序跋，则从板本源流考起。卷三，纵论目录学之源流。开门见山便说“典籍之兴，由来尚矣”。然后，上推三代、录秦汉，下迄满清康乾盛世。卷四，讲目录类例之沿革，则从《尚书》论起。绘制《古今书目分部异同表》，则据依朝代之先后等。

（四）余先生治学勤恳严谨，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谈。颇具清代乾嘉时期的朴学风范。

余氏坦言：“夫考证之学贵在征实，议论之言易于蹈空。”“自揣学识未足衡量百家，不如多考证而少议论，于事实疑误者，博引群书，详加订正。至于书中要旨，则提要钩玄，引而不发，以待读者自得之。”因此，本书在写作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作者每论述一个问题，都先简明扼要地提出自己的简明见解，然后旁征博引，加以说明。作者出入经史子集，所举材料在数量上远多于观点数倍，令人相信观点是持之有故，信而有征的。

对于需要说明或纠正的，作者加以按语，予以考辨，匡正纠谬。兹例甚夥，不再备引。

对于一时难下断言的，作者通过考证，存疑。如，作者考证《汉志·兵书略》序云“武帝时，军政杨仆招摭遗佚，纪奏兵录。”得出“校雠著录，其来旧矣，特不知其时有目录之名与否耳？”这一疑问。指出郑玄作《三礼目录》，用《别录》之体，又作《孔子弟子目录》，以人名为目，与书之目录不同。此皆沿袭刘向。从而断言“《四库提要》乃谓目录之名昉于郑玄，失考甚矣”。这样观点、史事、存疑、纠谬一一呈现出来，给读者一个系统的了解。

又如，一般目录学家认为总校群书，撰成目录，始于刘向父子。但余先生引《汉志·兵书略》序中的话，提出汉高祖、武帝之时，已有校理兵书之事，那么“校书之职，不始于刘向也”这一异乎寻常的结论。然后余先生据《史记》、《汉书》进行博辨，言之成理，令人信服。象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这一方面，表明作者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也是该书具有足资参考的史料价值所在。

（五）余先生虽浸润于古学，继承了清代朴学传统，学识渊博，详于考证，但其学术思想是革新的。

余氏不墨守陈规，不是古非今，深知去旧更新，乃事理之常。我们从他对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中，便可窥见其学术发展观。他说：“自来言及书目，辄曰经史子集四部。实则自齐梁以后已尝数变矣。今之学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决非昔之类例所能赅括。夫四部可变而为五，祖暅。为六，《隋志》。为七，阮孝绪、许善心、郑寅。为八，李淑。为九，王俭。为十，孙星衍。为十二，郑樵。今何尝不可为数十，以至于百乎？必谓四部之法不可变，甚且欲返之于《七略》，无源而强之以为源，非流而强纳之以为流，甚非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正是基于这种革新思想，所以为学不为前人成说所牢笼，他自己去阅读，去探讨，去考证。因而多所发明，多所纠谬，新见迭出。例如，评王俭《七志》“惟详于撰人事迹，于指归讹谬，少所发明”。论托克托等作《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辨考证不免谬误等。

五、《发微》之瑕疵

余先生识见宏通，不为拘墟之见。《目录学发微》一书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又能贯通古今，洞察原委，明其义蕴。因而，本书可作为研读整理古籍之必备参考书。诚如周士琦先生所言：“本书的读者对象可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学、哲学、科技等的学者，古籍整理工作者，图书馆工作者，古旧书业者，古书收藏家，大学文科师生以及对古籍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也就是说，该书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用价值。

当然，这部书卷三部分，即“目录学源流考”部分，实为大书而特书的中国目录学史。但因受“发微”体例所限，这部分写得较为简略，分期大而化之，粗线条勾勒，考证材料湮没发展线索等。

还有就是，余氏立论必持之有据，考证务求精详。因而引证材料，进行考辨之风充满全书。再加以简古典雅的文风，所以一般读者阅读起来有些困难。用余先生的话来说：“考订之文，尤重证据，是故博引繁称，旁通曲证。往往文累其气，意晦于言。读者乍观浅尝，不能得其端绪。”

参考文献

1、《目录学发微》余嘉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余嘉锡文史论集》余嘉锡著岳麓书社 1997

3、《中国目录学史稿》吕绍虞台北丹青图书公司民国75年

4、《中国目录学史》李瑞良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国82年7月

5、《中国目录学史》姚名达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2年5月

6、《中国目录学史》许世瑛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民国71年10月

7、《古典目录学浅说》来新夏著中华书局 2003

8、《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王重民著中华书局 1984

9、《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罗孟祯著重庆出版社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