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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与杰奎琳夫人 1963年10月，约翰·肯尼迪在他的母校哈佛大学亲自为他的总统图书馆选定了一块2英亩(0.8公顷)的场地，并计划将它建成一个档案馆、博物馆、教育中心以及他的办公室。一个月之后，肯尼迪遇刺身亡，这一悲剧改变了整个计划，沉浸在悲痛之中的美国国民从四面八方提供支持，迅速地推进了图书馆项目的进程。肯尼迪图书馆面临的形势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它之前已存在五个总统图书馆都不在市中心，它们中没有一个试图收集整任政府所有的档案记录，而且还是在电视时代。同时，肯尼迪图书馆还面临着缅怀一个刚刚遇刺的领袖这个特殊的挑战。 约翰·肯尼迪总统和夫人杰奎琳 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邀请来了一众著名的建筑师、设计师，来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会议，席间准备提出图书馆的建设计划，并建议如何寻找合适的建筑师。会议的第一天，大家考察了现场，并进行了分组讨论，随后在哈佛大学的罗宾楼宴请了全体建筑师(巧合的是贝聿铭联合事务所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在这里办展。) 次日早上，在出发到海恩尼斯港的肯尼迪宅邸之前，由所有的建筑师不记名投票提名一位候选者。贝聿铭正是六位最终候选者之一。 建筑师推荐名单及票数 按照建筑师推荐的名单，杰奎琳夫人先后拜访了三位建筑师的事务所，密斯·凡德罗、路易斯·康、贝聿铭。与两位前辈大师相比，贝聿铭既年轻，又没有名气，还没有代表作。 杰奎琳首先拜访了当时名气最大的密斯·凡德罗，他高傲冷淡，甚至不屑于接这样单子，一直叼着雪茄，不紧不慢的态度几乎惹恼了杰奎琳，事后她表示永远不会再来这个鬼地方。 而另一位大师路易斯·康，他的话语是出了名的晦涩难懂，况且他的脸上还有疤，衣着打扮也显得邋遢，同样也没有能打动杰奎琳，所有希望都落在了最后一人身上，那就是贝聿铭。 贝聿铭非常渴望得到此次机会。为了获得这个项目，他作了充足的准备。 他研究了杰奎琳的喜好，重新布置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从桌椅摆放，到物品陈设，到鲜花安排，都按照杰奎琳的喜好重新设计、布置。不但如此，为了迎接杰奎琳，贝聿铭还精心打扮了一番自己，绅士范十足。 “那天，我事先在接待室摆了一大束鲜花，她一进来就看到了，很开心地问：“你们经常放这么美的花吗？”我老老实实地说，那是为她买的。我又告诉她，现在要我说图书馆会怎么样还为时过早。” 贝聿铭这样回忆当时的过程。 很显然交谈非常愉快。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后便和家人外出度假。 “我记得当时我们一家人正在意大利度假，我住的地方没有电话，收到了办公室发来的一封电报，让我在某时某地接一个电话。那是一个咖啡馆，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那，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听筒，是肯尼迪夫人的顾问他说我入选了。他说总统夫人觉得和我有默契，也很想参与到这个工作里来，希望能和我成为工作伙伴。” 回忆当时的情景，贝聿铭记忆犹新。 有人说选中贝聿铭与他在波士顿的学习生活经历有关。媒体说：初选入围的几位建筑师，在会见肯尼迪夫人时，多少都阐释了他们想要怎么设计。轮到贝聿铭，他却说，在没有勘察地点以前，自己没法给出任何概念或意见。人们猜测贝聿铭的场地、环境应是建筑先决条件的设计理念打动了肯尼迪夫人。 贝聿铭与杰奎琳夫人 而杰奎琳夫人是这样说：“这是个非常动情的决定……我认为贝聿铭的想法完全正确。当你放开缰绳之后，他就像一条敏锐的猎狗，可以觉察出很多别人无法察觉的情况。我不在乎他以前是否有过出色的设计，但是我相信他现在的才能。我罗列出了所有理性的原因，告诉自己选择贝聿铭的设计方案，但事实上，我的决策还是非常感性化的。他满是自信，让我想起了杰克（约翰·肯尼迪的昵称）。他们是同一年出生的。我决定和他一起迈出大胆的一步。” 1964年12月13日，肯尼迪家族正式宣布由贝聿铭负责图书馆的项目，消息一出，贝聿铭一下子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一夜之间名扬四海。他从那一刻起，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人，甚至称为字谜或精彩游戏中的热门词。当代一些最重要的项目也向他源源不断地涌来。虽然图书馆的项目最终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遗憾，但贝聿铭经常说，“那是我们公司真正的开始。” 随着整个项目规模不断变大，原定的场地显得太过狭小，交通状况也不好，一旁还有一座大煞风景的发电站。于是，贝聿铭把目光转向查尔斯河对岸马州交通管理局(MTA)的有轨电车停车场。由于肯尼迪生前也对这块地表示过兴趣，肯尼迪的母亲于1965年向州议会提出申请，最终由联邦政府买下了这块12英亩(4.9公顷)的场地。规模扩大后，这就改为了一个更大的综合项目，不仅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和纪念馆，同时还有行政学院、宿舍以及社区设施等，旨在把肯尼迪图书馆建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纪念馆。
1966年，肯尼迪夫人批准了初步的总体规划，不过由于MTA停车场迁徙的困难，整个计划一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随着越战形势的日益严峻，肯尼迪家族头上的光环渐渐褪去，学生运动、种族暴动以及政治斗争使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本来就寸土寸金的剑桥居民十分担忧大学扩张给当地带来的影响。再加上哈佛大学对这块宝地向往多年，更想将它据为己有。对于计划本身，人们开始质疑这样短暂的一届政府，它的档案究竟能否保证质量，社区的激进分子也一直对该计划表示抗议，认为慕名而来的游客会破坏哈佛广场。1968年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杰奎琳再婚，这使得本来就饱受重创的计划更加偏离了航线，贝聿铭只能在一个没有客户的真空计划里继续维持项目的进行。
肯尼迪图书馆 初期方案 1973年，图书馆的设计方案首次公开，其大体形状好似一个削掉顶的金字塔。这个设计遭到了毫不客气的批评和攻击，导致了随后一系列的缩减方案，一步一步将吸引游人的博物馆移出了校园。这样一来，建立“生机勃勃的纪念馆”的根本计划受到了极大影响。在此之后，考虑到新颁布的环境影响法，团队又考察了一系列场地，作出了一个初步设计方案。泰德·木修(Ted Musho)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因为泰德·木修“坚忍不拔，不会被任何困难压倒。”贝聿铭说，“我已经失去了士气，年复一年的心血付出换来的只有失望，我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对我来说，整个项目就是个大灾难。这本来是个多好的项目啊。”雪上加霜的是，肯尼迪总统遇刺后迅速筹集的2300万美元不断减少，严重的通胀也造成了余款的缩水。此后10年，能用在项目建设上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肯尼迪图书馆 平面图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肯尼迪家族开始焦躁起来，急切地想看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进展。1975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放弃了哈佛大学的场地，把新址选在了波士顿城外多切斯特的马州大学，肯尼迪正是在这里加入了众议院并开始了政治生涯。贝聿铭极力反对选址在这一片废渣填埋区，认为这里不但因为涨潮而泥泞不堪且臭气熏天。没想到另外一位建筑师已经不声不响地在这块新址上做出了自己的设计。一向说话圆滑含蓄的贝聿铭，这次却之言这个选择是个“天大的错误”。图书馆委员会在落潮时期考察了现场，最终同意了贝聿铭的看法。
巨大的挑战摆在眼前，贝聿铭召集了他最老练的手下，从设计到施工只用了短短三年就完成了项目。贝聿铭将图使馆的选址移到哥伦比亚角更远端的一个垃圾填埋区，这里的水位很低，不受潮汐影响，也不受垃圾腐烂产生的沼气影响。建造时还特别加高15英尺(4.5米)来避开污水管道。在这个新的高地上的建筑分层设计。博物馆设在地下，图书馆和纪念馆在地上，与周围马州大学笨拙的砖楼和其他住宅形成强烈反差，自成一体。在这里，远离哈佛大学，远离一切政治纷争，有的只是水河开阔的天空。贯穿这个项目的挑战，在于如何用现代但又经得起岁月考验的手法来纪念这位年轻的总统。在设计当中，不能借鉴如林肯纪念堂等历史范例，也就是不能再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纪念厅前置纪念像，杰奎琳夫人也曾强调不要放任何总统半身像。
整个建筑分为三个部分：一座10层的塔楼，里面有图书馆、档案馆和办公室；地下博物馆上方是一个二层高的基座，内有两个300座的剧场；还有一部分是一个整体110英尺(33米)高的纪念厅。参观者观看一段关于肯尼迪生平的影片，后下行至展览馆，参观肯尼迪家族及政府的纪念册和照片。从这个较昏暗的空间，参观者上行到光线充足的纪念厅。厅里只有一面向上高悬的星条旗，向外望去是静谧的碧海蓝天。对此，贝聿铭解释道，“空旷就是纪念馆的精髓，刚看过展览的人们已经不需要再看再听，他们想要的，只是寂静。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激荡成就了整个纪念厅。”刻在墙上的，是肯尼迪就职演说里的一段话：“凡此种种，不会在最初的一百天中完成，也不会在最初的一千天中完成，不会在本届政府任期中完成，甚或也不能在我们活在地球上的毕生期间完成。但让我们从现在开始。”1979年，在长达15年的建设后，这一段话也萦绕在肯尼迪纪念馆的落成典礼上，似乎是专门为这座建筑而生。 来源： 建筑vs艺术vs音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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