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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公夏志清已成仙作古。但夏公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显然不会因著者作古而作古。也许相反的是，由于《小说史》引入大陆后引发的重新认识现代小说史或重新建构现代小说史框架的诸种议论，继续发酵着《小说史》带给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学史的震动。不曾想近期关于夏公研究文学史“公正”的争论又被摆上台面，有学者重新审视了这部论著，大胆直言夏公“不公”，趣味和宽容度皆有问题。但我觉得，夏公《小说史》的着力点，也许不在论“正”而在“矫枉”，但“矫枉”却有“过正”的地方。于是，有了这则文字。
关于鲁迅
鲁迅，这是一个无论何人写中国现代小说史，都无法绕开，也无法避重就轻的小说家。原因不仅仅在于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是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甚至也不在于《阿Q 正传》“是现代中国小说惟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夏志清语），而在于鲁迅的小说开创并奠基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范式。夏著关于鲁迅小说《呐喊》和《彷徨》的总体评价，也并没有超出《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书（1961）之前的总体评价。《小说史》关于鲁迅小说的评价为当代一部分人（即“非鲁”的一部分人）看好的，不是这一部分，而是《小说史》关于《故事新编》的评审。
《小说史》对《故事新编》的断言：“《故事新编》的浅薄与零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虽然路子狭小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这断言依据的是夏著三方面的考量，一、“讽刺时政”；二、“怕流露出自己对中国的悲观和阴沉的看法”；三、“压制自己深藏的感情”。我们知道，鲁迅从来就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小说家，从鲁迅写小说开始，鲁迅就是一个为了引起疗救人心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小说家。如果，我们承认“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并不存在对立的价值判断的话，或者说并不存在两者孰优孰劣的话，那么小说史家就没有理由因为“讽刺时政”而断言是一个小说家“可悲的没落”。
对于鲁迅来说，《故事新编》 并不是鲁迅的游戏之作，更不是鲁迅自己的“弃儿”，相反，鲁迅是相当看重《故事新编》的。鲁迅生前，多次谈及到《故事新编》。有自己陈述的，有与人商榷的，有反驳别人对其小说攻讦的。譬如，关于《小说史》针对《故事新编》有关把“孔子、老子、庄子都变成了小丑”的批评和指责，鲁迅早在1936年就写道：“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的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胸襟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其实，这是一个小说创作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没有想到，竟成了《小说史》恣意“恶评”《故事新编》的立论。另外，所谓“悲观”所谓“阴沉”并非《小说史》的发明，早在《故事新编》印行（1936年）以及以单篇发表时，当时的文坛，就有过类似的批评和指责。至于《小说史》中的“路子狭小”更属“过正”之谈。一个作家选择和书写题材的大/小、宽/狭与否，并不决定由这一题材生成的小说的杰出与否，这样的例子用不着举，本也是一个小说领域里的常识，但《小说史》竟以此为立论的依据，而又以此断言“鲁迅”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可悲的没落”，显然不是“公正的论”了。鲁迅后来不写小说——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知人上讲——这并不表明不写小说就是小说家“可悲的没落”。对此，鲁迅在1933年就写道，“我也很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伐，于是只好爬回去了。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立起来”（《集外集拾遗·英译本 〈短篇小说选择集〉自序》）。
谈鲁迅的小说就应谈鲁迅小说的文本，而不应涉及小说文本之外的事。至于鲁迅后来不写小说了，怎么就可以以此将鲁迅断为一个小说家“可悲的没落”了呢？难道因为著了《故事新编》，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就不成立了吗？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与此相关的话题。面对所谓“文人画”的追捧——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去政治化（这当然是文学史的重大进步）的过程中，矫枉出现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却一边倒的大行其道——为此，吴冠中先生晚年说了一句可以给我们当下文学艺术启示的话：“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
关于张爱玲
《小说史》第十五章开宗明义地写道：“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整个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大陆，生长并繁茂起一茬又一茬“张粉”或“张迷”，按照流行的说法，这都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不过，蹊跷的是，张爱玲的重新被认知和被“张粉”，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台湾。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台湾，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0月初版），在介绍梳理台湾新文学（1921—）时，第十三章“横的移植与现代主义之滥觞”。在这章里，陈著写道，“《文学杂志》（1956年由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在台北创刊）另外值得注意的，便是夏志清在这段时期介绍了张爱玲到台湾”； 第十四章里，陈著写道，“在现代主义渐起云涌之际，张爱玲文学在台湾也普遍传播，蔚为台湾文学的奇异现象”。在陈著的这些梳理里，我们得知，张氏小说进入台湾有两个动力，一是台湾文学在五十年代中后期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及实践诱发；二是因为夏氏兄弟办现代主义的文学期刊从美国介绍张爱玲。也就是说，张爱玲的小说是以“现代主义文学”的身份和样式进入台湾的。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张爱玲的小说真正进入台湾，并不是张爱玲四十年代前期成名的诸如《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此三部作品都写于1943年）等小说，而是张爱玲1952年从上海到了香港后写的作品。也就是说，张爱玲进入台湾不仅仅因为台湾五十年代中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大潮，也不完全因为夏志清的倾情介绍，还因为张爱玲的意识形态。
现在回到《小说史》关于张爱玲专章。《小说史》开宗明义地把张爱玲封为“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此处没有“之一”的）。夏志清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期间（五十年代中后期）就把关于张爱玲的一章，率先以《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于1957年在台湾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夏文认为，张氏小说之所以迷人，在于“她的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她的历史感，她的处理人情风俗的熟练，她对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不过，我们即使从这段描述和断定中，也可以窥见到夏公关于张爱玲小说的“历史感”的指向与意识形态有关，而非完全现代主义的“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张氏小说在九十年代重返大陆，是与当初五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台湾不一样的。除了《小说史》所说的原因外，可能还因为张氏小说的“心理观察，文字技巧、想象力”（傅雷《论张爱玲小说》，1944年）的高超。
我们从《小说史》对张爱玲小说的褒奖之词中可以得知，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出神入化，而且是一个可以与世界“顶级”小说家比肩的人。但是，张爱玲的小说是否承受得住如《小说史》这样的誉美之辞，是否担当起“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一职，这恐怕只是《小说史》的一家之言。张爱玲从日据时期的上海成名，到半个世纪的悄无声息，再到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在大陆暴得大名，折射出历史的吊诡，以及人性的幽密。同时也显现出中国二十世纪自八十年代以降国门打开，中国汇入世界主流的急急步子和茫然失措，当然也显现出西方文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影响与改变。
关于文学史的真实和“公正”
《小说史》始终绕不开的意识形态，仍然是评价和臧否现代小说及小说家的一杆秤，并非《小说史》著者自诩的“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任务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本文所列作家的“评审”己见，《小说史》 并没能做到完全的“独立”。通读完《小说史》，著者是有倾向性的，尽管将其掩藏了起来。譬如，《小说史》 给鲁迅的赞美就远少于给张爱玲的赞美，而且给张爱玲的赞美之词几乎可以说超过了《小说史》里所有涉及到的中国现代小说家。这就很难说是“公正的论”。再就是对张爱玲在日据时期上海的行状，只字不提，讳莫如深。《小说史》仅在张爱玲专章的结尾处，写了这样一段皮里阳秋的“评审”：“抗战胜利后，左派作家从内陆回到上海。他们立刻进行各种活动，务使文学作品配合他们的宣传活动目的。敌伪时期曾经作文歌颂过日本帝国主义的作家，到此时不是问罪坐牢，就是噤若寒蝉，不敢再发表什么东西。张爱玲颇有自知之明，在这时期改行写电影剧本。战后的几部优秀的电影，诸如《不了情》《太太万岁》《南北和》剧本都是她改编的。”明眼人都会从这段话里读出《小说史》的意识形态意味。既然《小说史》里对老舍与共产党新政关系有非议，《小说史》却没有谈及到张爱玲与汉奸的纠集。而这是否有可能遮蔽了另一些真实呢？把《小说史》中有关对老舍和张爱玲的“发现”和“评审”来看，也难见“公正的论”。这当然是一个很难言说的话题，而且也很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小说史》的功绩和地位，被人津津乐道的是，被“为工农兵文艺”的历史书写中被遮蔽的现代小说以及这些小说作家，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也因此让公众看到了“为工农兵文艺”的书写中被遮蔽的小说及小说家的意义。或者说，以《小说史》的哲学观、美学观以及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重新建构起这些小说及作家的意义和地位，无疑在原来“左翼”和“为工农兵文艺”独尊的平台上，炸响一记惊雷。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并非中国现代小说专业的夏公（夏公读博的专业是英美文学），写出这“无心插柳”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无心插柳”则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圭臬与图腾，至少说是当下自《小说史》进入大陆十年里的圭臬与图腾。《小说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所具有的权威，几乎是不可置疑的。也由此，《小说史》中涉及到的现代小说及小说家的意义和地位的批评和认定，也变得不可置疑。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对《小说史》所认定的小说和小说家的良/莠、优/劣等的评价及评价体系，差不多就成了中国当下关于现代小说的金科玉律。不过，它们是否就更接近中国现代小说或小说史的真实，或者说，《小说史》是否真的就做到了“公正的论”，也许还需时间来验证。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问题的另一角度是，中国民间有一个俗语叫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在这一部持续享有崇高声誉的《小说史》译介引进时，使得之前（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之后（如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一如弃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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