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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那些年》晓婷 打仗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虽然影响战局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指挥官的军事才能绝对是重中之重。一个优秀的将领，他的学识、才华、声望等等可以成为他的加分项，但是在军事才能面前，这些都不是必要条件。 宋朝，因为重文抑武，很多名重一时的大臣都去戍边，这些人有学识、有才华、有声望，可就是不会打仗。宋仁宗时期发生的宋夏战争，三位重臣出马竟然惨败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落第举子手上，这就是著名的好水川之战。 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自立为帝，脱离北宋。宋朝大多数官员主张立刻出兵讨伐西夏，兴师问罪。于是宋仁宗于第二年六月下诏削去李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从此，长达三年之久的第一次宋夏战争全面爆发。 三川口之战公元1040年三月，李元昊一面率军佯攻北宋的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南部），一面送信给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雍，表示愿意与宋和谈，制造假象，以麻痹范雍。 范雍信以为真，立即上书朝廷，对延州的防御也松懈了。 李元昊趁机引兵数万大破金明寨，乘胜兵临延州。 范雍紧急派人增援，没想到几路增援的军队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被敌军大败，将领悉数被俘。范雍闭门坚守，正好赶上夜降大雪，西夏军队撤围，城池才没有陷落。 宋仁宗点将三川口之战，引起北宋朝堂一片哗然，宋仁宗没想到西夏如此强盛，下令封夏竦（sǒng）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负责迎战西夏的事务。这三人我们今天似乎最熟悉的就是范仲淹了，而在当时，其他两人的声望都不在范仲淹之下。 夏竦四岁开始读书，年少时就很有才华，超迈不群，出类拔萃，写诗作赋，非常敏捷。北宋王辟之评价他的题诗时说：以后之题诗没有超过他的。 一代圣相李沆看了他的作品，专门向真宗举荐。翰林学士杨徽之看了他的诗，评价说：“真宰相器也！”统兵迎战西夏之前，夏竦已经官至户部尚书。 韩琦出身于世宦之家。三岁时父母去世，他由诸兄扶养成人。史称其“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公元1027年，韩琦在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为官后韩琦以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闻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韩琦一时名闻京师。 和这二位比起来，范仲淹的起点反而最低。公元1015年，范仲淹以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不过范仲淹的仕途很不顺遂，虽然朝中一些大臣很欣赏他，多次举荐，但范仲淹却因为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在这次任命之前，范仲淹刚被贬到饶州没两年。 好水川之战公元1040年五月，带着新的任命，夏竦、韩琦、范仲淹三人奔赴西北边关。这三人不愧是才华横溢的重臣，他们的诗作中都留下了这一段经历他们的所见所思。 西夏古城遗址 夏竦诗云：
韩琦诗云：
范仲淹诗云：
只可惜打仗拼的是如何指挥枪杆子，而不是如何指挥笔杆子。 当时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分歧很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李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而夏竦完全没主意，干脆你们各自把攻、守方案写好，送到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的攻策。 公元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一万八千人前往抵御。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这正是西夏军队发出的合击信号。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六千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此战。 三位朝廷重臣败的很惨，而他们的对手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陕西落第举子张元。张元年轻时“以侠自任”、“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然而累试不第，于是就向边关统帅毛遂自荐，也没成功。回到家乡后，不知为什么事，张元被当地的县令打过一顿板子。这次侮辱让他下决心投靠西夏。结果在西夏颇得李元昊赏识，李元昊称帝建国后不久，即任命张元为中书令。好水川之战，李元昊用的就是张元之计。 很讽刺的是，大败韩琦后，张元也作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 战败之后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 这场战败，责任当然不能完全归咎在夏、韩、范三人身上，论管理军队，韩琦和范仲淹甚至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然而战争的残酷性就在于它只有一个衡量标准：胜或者败。无论有多少理由，我们往往都无法承受一次战争的失败，因为它身后维系着家、国命运。好水川战败后，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数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旧衣、纸钱招魂而哭道：“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 后来，宋夏之间又进行了定川寨之战，宋军再次大败。三战之后，西夏虽胜，但是在战争中的消耗更大。于是李元昊主动和北宋议和，双方在1044年签订了“庆历和议”。李元昊向北宋称臣，但北宋每年给西夏岁币绢15万匹、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北宋付出岁币成为“君”，保一方“国泰民安”。 十年之后，宋朝的重文抑武策略再次结出恶果。广源的侬智高反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在丢掉好几座城池之后，宋仁宗孤注一掷，决定启用狄青，最终反败为胜。这是宋仁宗执政四十二年时间里，打的最漂亮的一仗。而狄青或许才是宋仁宗在西北边事中最大的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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