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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虽未能最终问鼎奥斯卡奖，但纪录长片《杀戮表演》依然受到国际媒体的强烈关注，有美国报章甚至将其评为近二十年来最重要的影像作品。 由青年导演奥本海默拍摄的这部纪录片，记述了几位“九三零事件”中的刽子手多年后试图再现他们的有关杀戮的过往。1965年，在印尼发生了针对左翼人士、知识分子和无辜平民的血腥屠杀，一年之内，就有超过100万所谓的“共产党人”被屠戮，其中包括许多农民还有一些当地的华人。本片的主角安瓦尔和他的朋友们参与了当年的屠杀活动，他如今是当地最大的准军事组织潘查希拉青年团的元老人物。安瓦尔和他的朋友在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他们是如何处死那些“共产党人”的，这便是《杀戮表演》的由来。 在当事人无所顾忌的疯狂表演背后，我们怦然触碰到了令人心寒的人性的黑暗。因由它的观照，我们多少意识到，为什么某些施暴者从不忏悔？为什么某些罪恶无法宽恕？为什么某些势力会沉渣泛起？为什么某段历史会被一再篡改？ 我被震惊了，他们竟毫不掩饰杀人的残忍细节，讲述自己的恶行时还不无炫耀 问：《杀戮表演》记录了一群曾经肆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流氓，时至今日仍在炫耀那些反人类的杀戮时刻，你是怎样接触到这个题材并决定拍摄它的？ 奥本海默：事实上，我是2001年来到印度尼西亚的，在距离棉兰60英里的一处农场，起初要拍摄那里的棕榈油种植工人的劳作与生活，他们受雇于一家比利时的跨国公司，这家公司让印尼当地女工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喷洒一种除草剂，其中的有毒喷雾被吸入肺中并进入血液里，随着时间的累积，一点点侵蚀着她们的肝脏系统，不少人在40岁左右就死于肝病，尽管如此，她们却不敢联合起来为自己争取些什么，因为当她们试图有所抗议有所诉求时，每每会遭到公司雇佣的当地青年团准军事组织的暴力袭击。众所周知，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在1965年前都曾是农场工会成员，后来被控是共产主义同情者而惨遭杀害，作为被杀者的后代，他们恐惧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那次拍摄结束后，他们说，“你们快点回来吧，我们愿意和你们一起拍点东西，告诉你们这里的人为何恐惧，告诉你们这里的人仍然和刽子手们打着交道，而那些家伙居然仍位高权重，如果我们稍有反抗，他们会把对我们上辈做过的事再对我们做一遍。” 于是，2003年年初我们很快就回来想开始拍摄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可是我们发现这几乎不可能了。有人在监控着我们做的一切，那些幸存者已经不被允许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了。就在我们准备放弃、打道回府之时，一位当年的幸存者提示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试着拍摄那些行刑者们呢，他们中的一些就生活在这儿，是我们的邻居，或许他们会告诉你们，我们的亲人是如何被杀的。”我没考虑接近这些当年的行凶者是否安全，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还是被震惊了，他们竟毫不掩饰杀人的残忍细节，讲述自己的恶行时还不无炫耀，甚至当着家人和小孙子的面也能面带微笑地就此大言不惭。 我有了一个可怕的感觉，仿佛游移在上世纪40年代大屠杀发生后的德国，竟发觉纳粹仍在掌权。我把这些影像资料拿给一些幸存者看，随后又拿给人权组织看，结果每个看过的人都说，“你正在做极重要的事，继续拍那些行刑者别停下来。”因为无论何地无论何人，一旦你目睹这一切，都不得不承认，这是当今政治的道德灾难，因为曾经的杀人者依然与权力为伴。 随后我花了两年拍摄我能找到的每个行刑者，在这两年中，每个受访者都在炫耀自己的可怕过往，都想邀请我去看他们当年杀人的所在，都想向我展示他们是怎样杀人的。我从郊野入手尽量摆脱着各方制约，直到找到了安瓦尔。 杀人者安瓦尔在杀过上百人的地方跳舞、干呕，但这些与悔悟无关 问：安瓦尔是你这部纪录片的贯穿人物，他有什么特别引你关注的地方吗？ 奥本海默：安瓦尔实际上是我拍摄到的第41个杀人者。这部影片开始时在屋顶的那个画面里，他展示怎样用电线杀人，那是我第一天遇到他，接着围绕着他我们拍摄了五年，我能感觉到他的吹嘘与狂妄或许只是对内在折磨的一种掩饰。拒绝忏悔不过是遮蔽更大的恐惧。 我遇到他的第一天，他在他杀过上百人的地方跳舞，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他跳舞可能意味着他正企图忘掉他做过的，镜头里杀人者们的自夸和不以为然或许并不表明他们真的自豪或引以为傲，它可能只是表明他们已知道自己的恶却绝望地拒绝承认。 问：影片结尾时，安瓦尔回到他曾经的杀戮现场突然干呕起来，这有没有表演的成分？ 奥本海默：我百分百确信他在影片结尾处的干呕是真实的反应而不是在表演，他当时确实正按我的要求在行动——我正要求他带我回到当年的杀人现场并展示如何动手的，他努力那样做着，我想他干呕时是他的身体被纯生理性的反感俘虏了。 但这和悔悟无关。 问：不少人看了这部作品后有心如刀绞的感觉，他们发现，你的影像里的人物似乎无关救赎。 奥本海默：不少观众，尤其是美国观众，习惯于看到影片中主要角色的救赎，他们或许会假定我们这部纪录片的结尾场景也暗示着某种当事人的悔过等等。是这样的，这里没有任何忏悔的意味。 它所呈现的只是，安瓦尔的所作所为毁掉了他自己并且直接作用于他的身体。 我非常确定，他的干呕没有一丝一毫伪饰的可能性。当我拍到这些的时候感觉很糟，但作为和他在一起进行了五年拍摄工作的我，还是要手搭他肩上说“没问题”，可那一刻我确确实实领悟到，显然有问题，而且发生在他身上的问题很严重，严重到无解。我不认为他会受到宽恕，不认为对安瓦尔有任何净化可言，我不认为他会得到救赎，他被他自己的过往摧毁了，这就是我在这部纪录片结尾处看到的全部。 当安瓦尔看到这部影片时，显然很受触动，“我终于弄明白这片子的意思了……” 问：安瓦尔是否看过这部电影了？你不得不在参与者间表现得尽量客观，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在做不可原谅的事，你认为他们是否意识到你对这件事的政治立场了？ 奥本海默：我想安瓦尔和爱迪意识到了，赫尔曼也有所了解。作为纪录片的一个结局，赫尔曼离开了潘查希拉组织，他花费了五年的时间想寻找出自己这伙人的力量之源，结果找到的都是丑陋，那所谓的力量不过是拷问毒打，不过是血腥屠杀，因此他脱离了那个潘查希拉流民组织。在潘查希拉否定这部电影时他也深感不满，他是唯一有勇气坚持这部影片在棉兰公开放映的人。安瓦尔看过了影片，当安瓦尔看到这部影片时，显然很受触动，他当时很激动，沉默了好久才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他说，“这部片子展示了我是什么样子。”又沉默了一会儿，他接着说道，“我终于弄明白这片子的意思了……” 《杀戮表演》的主角叫安瓦尔·冈戈，他在片中扮演自己，即1965年发生在印尼屠杀“共产主义者”事件中的著名行刑者之一，试图再现当年的“荣耀”时刻。 你很难想象，画面里这位年过七十，头发花白，身材瘦削，且非常注重仪表的安瓦尔，曾经杀人如麻。从街头流氓混子到闻名遐迩的刽子手，安瓦尔谈笑风生中介绍自己和他的帮手，就像如今中年人参加同学聚会一般自如。 片中，安瓦尔站在一幢低矮楼房的露台上，指着面积并不大的地面说：“刚开始我们把他们打死，就在这儿。但血太多，清理时太难闻了。我们就发明了这个。”他说的“这个”，就是从美国黑帮片里学来的用铁丝勒死人的方法——一根短木棍中央拴了根长的铁丝，铁丝的另一头系在露台上立着的铁管上，扮演囚犯的男子在铁管一旁坐下来，双手背在身后像是被捆住一样，安瓦尔把铁丝在囚犯的脖子上绕一圈，抓住木棍做出用力拉的样子，男子的头就垂了下来，“又快，又不流血。”安瓦尔说。 电视台制作了一期访谈节目，节目中，安瓦尔·冈戈收放自如地吹嘘着自己的杀人行为，当满脸堆笑的主持人问他是否害怕受害人亲属的报复时，安瓦尔回答说：“他们无法报复。当他们伸出脑袋时，我们就彻底消灭了他们！”他的跟随者补充说：“我们会把他们全部铲除！”此时，观众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欢呼…… “杀人是最重的罪，但我不觉得有罪，因为有办法让自己不觉得愧疚，我支撑到现在全靠找到正确的理由——我们被上级告知，我们是好人，他们是坏人。”行刑队主要头目阿迪·祖卡德里平静地说，“拥有权力就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你不会听到证词……我们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人来起诉我们呢？因为我们是被（上面）默许的。” 当年的官方报纸出版人易卜拉欣·西尼克，负责收集情报和审讯，受审者是不是共产党，由他说了算。多年后，他在镜头前轻描淡写地说：“作为新闻工作者，我的任务就是让人恨他们（共产党）……我干吗要干杀人那种脏活？我一眨眼，他们就得死！” 在场面最大的一次情景再现的拍摄中，几十位身穿橙色迷彩制服的准军事组织潘查希拉青年成员作为群众演员参加了拍摄，故事情节是洗劫一处村庄。拍摄过程中，负责导演这场戏的头目——当年的行刑者，安瓦尔的朋友——半路叫停，像个真正的导演一样，训斥他的队员们“不够野蛮”，要求他们在镜头前表现出青年团真正的气质来。 当年的杀人者多为地痞流氓，以前他们也做一些小营生，比如在电影院门口当黄牛倒卖电影票，但因为共产党人抵制西方电影导致他们收入大大减少。在一家电影院附近就是一个屠杀点，他们就在这里边快乐起舞边杀人。在他们眉飞色舞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虐杀的形式多种多样，而所有的审讯也只是走个过场，无论对方做出怎样的回答，他们都会把答案修改为对共产党不利，然后制造舆论。 在影片中，一位政府高官演讲时说：“‘流氓’这个词，是从英文“自由人“来的。流氓想要行为自由，哪怕他们做的事情不对，但只要我们会跟他们打交道，那只需要引导他们就对了。”“流氓”在这个语境里，成了一个褒义词。 因为有了理由，另一位刽子手阿迪若无其事地讲述着自己当年杀害华裔女友的父亲的细节。 有一场戏，拍摄的是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拍摄现场熊熊大火，火光冲天，群众演员们逼真地扮演着被追赶的妇女或儿童，为了凸显剧情的真实性，他们凄厉地惨叫着，算作是对暴行的回应。这个场景拍完后，刽子手赫尔曼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甚至为他们抹干眼泪，安慰他们说，这不过是在拍戏。 一个夜晚，安瓦尔和阿迪在海边钓鱼，安瓦尔说起自己的梦魇。他越来越经常梦到，他当年勒死的那些人用眼睛瞪着他。 安瓦尔在片中还“导演”了一段歌舞片：青山间瀑布前，安瓦尔站在最高处，身边的两个男子扮演当年被他杀死的人，在仙女们摇曳的舞姿中，他们从脖子上摘下亮闪闪的铁丝圈扔掉，掏出一枚金灿灿的大奖章挂在安瓦尔的脖子上，颂唱着：“我们千恩万谢，你送我们进了天堂。” 安瓦尔·冈戈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用肢体和语言重复当年屠杀的场面，镜头里甚至会真的出现一个双手被捆绑的演员，安瓦尔·冈戈则从容不迫地边讲述边表演杀人情景。比如，画面里出现安瓦尔用铁丝缠绕一个人的脖子，受刑者跪在那里，铁丝缠绕之后系在一个木条上，安瓦尔离开大概五步远，这样既能使上力气，又能保证不让血溅在自己身上。在这一切表演完之后，他开心地跳起了恰恰。 纪录片结尾处，安瓦尔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角色，体验被殴打，被勒死的感受。在那一刻，他以为终于理解了那些被杀死的人的痛苦，而导演的最后一击让他彻底崩溃——不，你不理解，因为你只是在拍戏而他们真的面对死亡。重回屠杀地后，他突然呕吐不止。 ◆关于“九三零事件” 数十万华人丧命 “九三零事件”是发生于1965年印尼的军事政变。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加诺由于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被西方支持的苏哈托推翻，随后在全国策动反共大清洗。事件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被杀以外，大量华人也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数十万华人在屠杀中丧命。大量华人被迫离开印尼，到海外生活。 1965年，印尼共产党已拥有300余万党员，是印尼最大政党。西方国家因此将苏加诺视为对东南亚地区稳定的威胁，希望推翻苏加诺。美国私下策动印尼军方发动政变推翻苏加诺政权，7名主要将领成立了“将领委员会”。但政变阴谋被苏加诺总统的卫队翁东中校识破。 1965年9月30日，翁东宣布发动“九三零运动”，10月1日凌晨，翁东中校指挥的部队分头袭击了陆军司令雅尼中将和纳苏蒂安等7位将领的住所，绑架了以雅尼中将为首的6名将领，并将他们杀害。翁东中校通过电台向全国宣布，他已粉碎印尼“将领委员会”的政变阴谋，并成立“革命委员会”。然而，将领委员会中的军事强人——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并不在逮捕之列，是唯一未被处决的政变策划者。他在得知政变发生的消息后，召开了陆军战略司令部工作人员会议，随后接管了陆军的领导权，从苏门答腊调动大量军队进入雅加达。当天傍晚时分，苏哈托的部队夺回印尼共和国电台和中央电报大楼，午夜时分又夺取了哈利姆空军基地，这次反政变运动遂宣告失败。 10月2日，印尼共产党在雅加达的日报发表社论，支持“九三零运动”，同日梭罗市印尼共产党的市长也宣布支持“九三零运动”，印尼共产党也参加日惹支持“九三零”的游行。运动失败后，翁东中校等人被抓获并判处死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于11月22日被捕并秘密处决。苏加诺总统实际上已经被架空，虽然他并未公开表示支持运动。稍后，苏哈托公开宣布，印尼共策划了此次政变，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针对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的大屠杀。由于印尼共产党中华人很多，许多华人受牵连被杀死。军方还对共产党的村落发动突袭，杀死大部分或全部的村民。死亡人数估计在十万至三百万人之间，但学界的共识约在五十万人左右。 在苏哈托掌权后，印尼共产党的幸存者常常未经审判便被监禁，其财产或被没收，或被摧毁；配偶、子女与亲戚因“连带关系”获罪。印尼在政变后，因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当地吏治亦因此长期败坏，得不到合理解决，至今仍有后遗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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