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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的晚年是寂寞的，是一时还不能被他所热爱的人民能够真正理性认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伟人所热爱的人民在现实的对比中，已经从过去感性的认识逐渐进展到对他的理性认识过程中，这也是那些否定人民共和国的种类从来就不愿意看到的。 昨天，那个跳大神的先生像老井上的那个轱辘一样，转帖了一篇编织出来“吃饱”和“分红”的贴文。现在很多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因为没有那个伟大时代的经历，对于那个伟大时代的社会只能是“道听途说”，没有具体感受，所以就容易被这类伎俩所忽悠。对于这类否定人民共和国的东西，批驳的文章很多。今天，我只是将过去那个伟大时代农村生活的一些实际情况，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 不像某些编谎那样，我所说的地方从来就是首先要进行明确的，任何人都可以在现在到那个地方去核实，看看我所说的是不是真实的。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农村，过去是属于湖北省孝感地区黄陂县，现在是武汉市黄陂区。 先说吃饭的事情。 现在大家可以到武汉去问问那些五十岁以上的人，曾经是不是每天都在吃一种供应粮——糙米。这种米发红，煮出来的饭发散，煮稀饭一般不行。稍微有点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粮食，一般在粮库里储存了两三年。当时的武汉，市民家庭粮本上主要供应的就是这种米。 大家看央视春节晚会的时候，有一个节目叫《换大米》。换大米的事情，从我的记忆中，知道这就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北方的一些城市，可能是用玉米面和高粱米来换大米。大家反过来去想想，如果都饿得发慌，会有换大米这种事情的普遍发生吗？ 今天再给大家讲两个词，分别是返销粮和救济粮。 对于返销粮，现在有一种误解，以为这都是用来救济那些吃不饱饭的农村人的。其实，至少我知道我们当地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比如靠县城的那个公社，上面安排的农业生产计划是种菜，也就是耕地主要用来种菜，满足城里人的蔬菜供应问题。像这样的公社，农民吃粮就是从返销粮那里来供应的。解决一些农村地区因为各种原因吃不饱饭的问题，很多时候主要是通过救济粮的方式来解决的。返销粮是要用钱来购买的，只是那是国家完全的平价供应，国家在整个收购、存储和转返销粮的时候，包含了国家一定量的财政补贴在其中，就是让这些吃返销粮的农民不吃亏。至于救济粮，在农村地区使用不是很多，主要是国家用来救济那些生活困难的农村家庭，这样的家庭是不需要付钱的。 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国家统计数据，那就是在一九七八年的时候，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国家统计的数据是三点四亿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在粮食上创造了一个最高的水平，那就是人均粮食410公斤，这个数据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突破过。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某几个人利用媒体大放卫星，给中国农村的农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饿肚子的事情确实普遍发生过。后来，国家在采取纠偏的时候，还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加大力度在全国范围内以粮食生产为重点，二是在防备自然灾害和战争在逐年增大粮食储备。 到目前为止，到伟人去世的一九七六年，人民共和国到底储备了多少战备粮，国家到目前都没有公布。从目前各种学术性的文章来看，有说有两亿吨的，有说有三亿吨的，各种说法都有。储备战备粮和储备粮，是有区别的，战备粮是用来应急的，而储备粮只是当年收购之后总储备量。 因为有过十几年前的教训，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时期农民耕种农作物基本上在国家计划中去进行。国家通过各级国家机关去编织一个来年粮食计划安排，提前将这个计划任务逐级安排下去，最终落实到具体的生产小队需要完成的粮食生产任务上。每年，为这个粮食生产任务，生产大队要在公社里“讨价还价”，同样的各生产小队在大队那里又在“讨价还价”，都在各自压低自己真正的粮食生产能力。再有就是在上级已有的耕地统计数据之外，有条件的生产小队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去开荒，增加耕地。一般来说，公社对于各生产小队增加的这部分耕地，都睁只眼闭只眼不上报，免得上面又增加自己公社的任务。还有就是城里的一些单位也自己开垦耕地办个小农场，粮食生产没有纳入到国家统计数据中去。最多的应该是部队，一边训练，一边又通过开荒办农场满足自己粮食的需要。我入伍的那个团，开荒了大约六千亩地，主要种小麦，另外还种些高粱、油葵等经济作物，像这样的粮食生产量，也很难纳入到国家粮食总产量中去。举这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就是要说一九七八年之前国家统计的粮食总产量，是有一些偏低的，真实粮食产量要比国家统计的量要高。 还要给现在的青年人说一个事实，除了换大米这样的事情，在城市里还有粮票换鸡蛋的事情，开始出现的时间也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方面的事情青年人可以问问的你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 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均衡式发展，从过去到现在，中国的农村依然还有贫困群体。因此，我们在谈论中国吃饱饭这个问题时，只能从较大的社会范围来说。那么，真正从较大范围内解决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吃饱饭的这个时间，应该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形成，七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基本解决中国吃饭问题。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并不表示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在物质条件上就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只能说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中国千百年来中国大多数百姓吃饭的问题。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某人所做的那个事情，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中国人吃饱饭的问题，这其中还包含了动用过去国家长年累计所存储的粮食。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大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你们有几位吃过发红的糙米？我们的前人，为了后人的未来能够过得比他们更好更安稳，通过长久的节俭去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这等苦心只有理解了伟人的人民才能深知其佛心，可是被某些人盗用成自己的所谓伟业在那里自吹自擂着。 最后再说说农村的分红。 在那个伟大时代，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是三级所有，分别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公社这一个级别的集体经济组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发展自己的集体经济来完成中国农村基层的初中、高中教育事情和基层医疗卫生问题，另外还需要承担统购统销方式的国家管理农村的政府职能。 在经济上，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关系相对要紧密一点。因为农民知道，搞副业这样的事情，尤其是社办企业，生产小队无法与公社的能力相比，可是在拧成一股绳的时候，生产大队可以完成生产小队所不能达到的经济期望。 比如我曾经生活的那个农村生产大队，集体经济发展初期的积累是从简单粮食加工开始，之后是开办一个商店，弄个船队，弄个养猪场，等等的这些小实体经济逐年经济积累，到后来就可以搞出一个铸造厂，积累资金之后弄几辆二手汽车，弄个砖厂，借个名把商店开到武汉。所在生产大队各生产小队之所以能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农业生产机械化，就是因为生产大队的集体经济发展在有序逐年加快发展，队办企业效益很不错。 生产大队的机构就那么几个人，一般就是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一人、大队队长一名，副队长一名，妇联主任一名，大队会计一名，大致上就这么几个人。生产大队集体生产过程中相关的人，都是从各个生产小队来的，有固定的，也有不是很固定的。到大队去劳动的农民，各生产小队给其记上一个标准工分，妇女是八个工分，男壮劳动力是十个工分。这些参加大队劳动的人，大队在经营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按照出勤的天数，给他们补助上一些钱。一般来说，抽调到大队集体经济组织中去劳动的人，一个是有一些文化和技能，二是年岁上相对年轻。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各生产小队是不是就吃亏了？不是，之所以很多人愿意去生产大队劳动，生产小队也支持他们去，更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是大家都得利。其中年终生产大队是要分红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从小生活的哪儿生产大队每年给各生产队分红的总数有几十万左右，说起来现在很多人都不可能相信。 下面，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证明。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本生产大队的孩子上小学需要到公社所办的小学去上学。六十年代后期，生产大队开办了有自己集体经济支撑下的全日制小学，每一个年纪一个班。 大队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有了自己的卫生所，虽然依然还是简陋，小一点的头疼脑热的，大队卫生所还是可以治的，医药费统一为五分。 因为时间久远了，具体时间我记得不是很准确了。大致是一九六九年年底还是在一九七零年年底，大队队部购买了一部电视机。武汉电视台播放的京剧《平原枪声》就是首先从电视上看到的。还有就是广播体操，也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能够在每周规定的晚上能够看到电视，是不是有点奇怪了？ 在我上小学的同岁年龄人中，整个大队只有一位女孩没有去上学。老师多次去其家里劝其母亲，大队干部也去劝，其母亲就是不同意上也就作罢，自始自终在小学中没有其它的一位辍学者，基本上都上完初中。赶到后来的政策，才使得一部分孩子没有机会上高中，这其中的为什么，可以去查历史。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是不是正确，我相信再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个历史的评判。 从明面上来说，是生产大队集体经济收入在年底分红到各个生产小队，而不是具体的农民。可是，在生产队年底结算的时候，这部分大队分红的钱，要通过核算工分值最终转移到具体的每一个农村劳动者那里。也就是说，劳动越多的人得到的也就越多。这样的一种分配方式，农村极少数的那些整天吊儿郎当的二流子，他们就会吃亏不少，也就怨天怨地的。 体现在具体劳动中的集体经济分配中的这种多劳多得方式，被后来的否定派用痞子的流氓习性说成是“吃大锅饭”，只能说这类痞子也就那个德性，跟这一类玩意讲道理都是多余。 今晚我就写这些回忆过去的事情，就是能够告诉那些依然还理性的青年人，过去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过程，而且是可以到具体地点去查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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