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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版《辞海》缩印本） 如果把自己的书分分类，其中必有“工具书”这一项。而这一项当中，对我这样靠语言文字从业、过活的人来说，字典、词典也一定是必备而常备在身边的助手，多少年来，这些助手们无言而又忠恳地听命于我，总是在我需要它们的时候给我最切实可靠的帮助，从未让我失望。说他们是我最重要的成长导师、工作顾问甚至有趣的玩伴，恐怕也不过分。 《辞海》，或许是这些助手当中最具权威性的一个，而与《辞海》的结缘，说来也是一件既偶然、又渗透着情感的往事。 一九七九年我考进大学，给我父母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在他们看来，这实在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不仅仅意味着他们两个家族史上空前的光荣，也还寄寓着以此带动弟弟们的更大心愿。故而对我学习上的要求，几乎从来不打折扣地予以满足。要知道，那时基层普通干部的工资实在不高，平均到全家六七口人头上就更是捉襟见肘，勉强有吃有喝而已。好在自己读的是师范，给家里省了每月的饭钱，也算从大的方面给家里减了负。 （1936年首版《辞海》内封） 我听说新出了一种《现代汉语词典》，就写信给家里请他们设法购买。为什么要家里“设法”？不确定的购书款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那几年犹在“文革”结束初期，一切正刚刚开始，像这类新出的工具书就总是供不应求，往往是新华书店给各地分配名额，结果大城市不易买到的书，县城一级的书店反而可能碰到，如果再有条件托托熟人，或许就更有把握。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借出差机会就把一部崭新的《现代汉语词典》给我送到学校来了。我有了较《新华字典》厚实得多的辞书，似乎配得上我念的中文系了。这本书的定价是五元四角，差不多是我两个星期的伙食费，自然，这也是我当时所拥有的价格最高昂的书了。 （1936年版《辞海》书脊） 《辞海》的购买应该是在几年之后，我已经毕业当了高中语文教师，那时新版《辞海》已经问世，我还在姐姐家里看到一本浅灰色的“医药卫生分册”，拿回来自己用了。另有一种精装三卷本，上中下，我虽然很想拥有一套，可价格太高，对每月只有几十块钱工资的人来说还是颇费踌躇的事。也是在这时，我因为关注地方文化名人，到已故散文作家吴伯箫亲属家里采访，看到了吴伯箫收藏过的一部《辞海》“未定稿”，扉页上还有他用毛笔补写的题签：“听说未定稿只印了一万部，山屋得存万一，晨夕翻阅，堪称快事。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补记北京”这也加深了我对《辞海》的好印象，想拥有一套的念头无形中得到了强化。 我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辞海》有一种“缩印本”，只用一卷就把三卷的内容全收进去了，这不正适合我这样的“中低收入阶层”吗？我很兴奋，又托父母到书店打听，果然不久也买到了。这是一部十六开精装、厚达七公分、带着粉绿色护封的大书，不是“砖头书”，更像“枕头书”了，价格是二十二快两毛，接近我当时半个月的工资。那很可能也是我本人当时最值钱的家当了。 我很庆幸有机会做中学语文教师，这让我养成了“抠字眼”的习惯。因为要解决生字词问题，每次备课就必须让自己拿得准，请教同事是一种办法，更多情况下则是查字典、词典，一般的字词请《新华字典》出面，普通的词汇让《现代汉语词典》帮忙，但碰到一些专用词汇，要追根溯源，可就只好拜托这部更具权威性的《辞海》了。尤其是我回到大学母校从事现代文学教学以后，不少文学理论概念和历史概念都需要把背景搞清楚，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又不可能住到图书馆、资料室，这部缩印本的《辞海》就成了我随叫随到的专业“高参”。就在昨天，翻检过去的笔记本，还看到自己一九八九年摘录的《辞海》“杂文”条目，想来当时在做有关“杂文”的课业，大概需要厘清“杂文”概念的由来吧。 （中华书局创始人、《辞海》主持者陆费逵） 如今这部缩印本《辞海》已跟随我三十余年，从山东到了浙江，浅绿色的护封边缘已经卷起，不得不用透明胶布作了局部保护，而书的主体与封面也已脱离，我却没办法再让它们“合体”了，真是莫大的憾事。 我还在旧书店买到过一册薄薄的《辞海》“宗教分册”，跟前面说的那本“医药卫生分册”是一个类型的。不过有了全本，分册就只供收藏和观瞻用了。 常说爱屋及乌，对于《辞海》我也有这种体会。在自己买《辞海》、用《辞海》的同时，我对有关《辞海》的事情也一直留意，比如这本缩印本《辞海》里，就有我剪贴的当初《解放日报》新版《辞海》出版的报道和通讯，以及其他报纸关于《辞海》历史勾陈的文章。在我看来，《辞海》编纂、出版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家、文化走过的路程，也记录着许多过来人精神成长的印痕，很值得追溯和回味。 对我个人来说，提及《辞海》，好像就有一种情愫被唤起，就想到不少人和不少事，心头氤氲着的是一份温暖的感觉。
2016-2-26，丙申正月十九，杭州午山 （上海辞书出版社“百年《辞海》征文”纪念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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